余杰專欄:中國中產階級的崩壞

劉曉波被中共政權慢性謀殺,挫骨揚灰,而中國國內一片寂靜,大部分城市中產階級繼續過著「歲月靜好」的生活,只有很少人在社交媒體上用隱諱的語言謹慎地表達哀思。

劉曉波去世十多天之後,中共當局無視國際輿論的批評,照樣非法軟禁其遺孀劉霞,除了少數外國媒體記者到劉霞居所之外拍照,很少有國人願意冒著被抓捕的風險前往探視和聲援。

從陳光誠事件到劉曉波事件:官方打壓的強化與民間抗爭的弱化

劉曉波的死亡以及中國死一般的寧靜,再次表明劉曉波是中國「不配有的人」。獨立作家黎學文在臉書上哀嘆説:「這次去瀋陽探視、悼念劉曉波的不超過20個人。對比當年探望陳光誠時候的踴躍,民間行動力已經奄奄一息,冰河時代的來臨,由此可見一斑。」黎學文還對知識分子圈子的怯懦、冷漠和偽善作出嚴峻批判:「曉波先生獲諾獎以後,我在北京那幾年,聽到過很多人包括很多名流自稱是曉波的學生和好友,這些天來,有幾個自稱他的學生好友站出來為他發聲、聲援或行動呢?趙國盛產投機客和欺世盜名者,他們不配是曉波先生的朋友,因為他們自甘為奴,不配稱人!」

一個星期之後,黎學文在廣東參與廖一場小規模的劉曉波頭七海祭:約10位維權人士在廣東新會海邊祭奠劉曉波,並在網上發佈了一段短暫的影像資料。之後,參與者衛小兵在汕尾陸豐被騙下樓後,遭大批員警拘捕,住所也被搜查。何霖在同一時間在廣州住所被圍捕,並被搜去手機、電腦主機和十幾本書籍。卓玉楨的住所被搜查,但本人當時不在家。同時,佛山女網友汪欣(網名汐顏)、廣州作家黎學文、律師陳進學等多人失聯。黎學文爲了作為自由人的良知付出了失去自由的代價,而這正是劉曉波選擇的那條「少有人走的路」。

精於算計的中國中產階級群體,很少有人願意選擇這條「光榮荊棘路」。他們不但不願在高墻與雞蛋兩者之間選擇後者,甚至還會嘲笑雞蛋説:你不必飛向高墻,你那麽脆弱,你對高墻造不成任何傷害,為什麼要不自量力、以卵擊石呢?他們對那些「螞蟻挑戰大象」的努力始終抱持旁觀乃至嘲諷的態度:大象一抬腿就能踩死千百隻螞蟻,螞蟻怎麽可能對抗大象呢,還不如躲藏在洞穴裡面安穩過日子呢。

所以,大部分的中國中產階級從未聽說過劉曉波的事跡,也不知道劉曉波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中共當局的資訊封鎖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中國的中產階級大都在財力和技術上可以輕鬆實現翻牆,他們卻內在地缺乏尋求真實資訊的慾望和意願。他們並不覺得中國存在言論不自由的狀況:不能用臉書和推特,就用微信吧,微信不是跟臉書和推特有同樣的功能嗎?不能用谷歌和維基百科,就用百度吧,百度不也是最強大的蒐索引擎嗎?

正如黎學文所説的那樣,數年前,到山東東師古村探訪陳光誠的各界人士(大都是中產階級)絡繹不絕,他們願意冒著被國保和國保僱用的流氓毆打的奉獻,向陳光誠表達支持;但是,幾年後的今天,公開支持劉曉波和劉霞的人士大大減少。首要的原因是官方對公民社會的打擊力度大大加強。胡錦濤時代,當局面對勃然興起的公民社會採取守勢,前去探訪陳光誠的人士儘管可能被便衣攔截甚至毆打,但一般都不會有牢獄之災;而習近平時代,對公民社會採取雷霆打壓、分化瓦解的策略,在很多審判維權人士的案件種,即便只是前往「圍觀」的人士,也會遭到逮捕,遭受到跟他們要聲援的人士同樣的下獄的命運。這種嚴厲的打壓,使得大多數人望而卻步。

中國的中產階級為何未成為民主化的支持者?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西方採取的對華政策,背後的觀念是中產階級興起、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民主化的一整套政治學理論。這是柯林頓政府深信不疑的理論,故而柯林頓強力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他相信中國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一員之後,政治民主化也就會水到渠成。

這套理論相信,經濟現代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間之間存在必然的聯繫,隨著社會現代化的展開,個人收入和教育水準得到提高,社會經濟流動加快,對自由的預期也大幅上升。所有這些特徵反過來會推動非民主化社會中的民主化進程,強化民主社會中的民主制度。因此,學者認為,「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身上普遍體現了這些特徵」,充當了「民主化運動的中流砥柱」。換言之,社會經濟的現代化催生了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反過來成為非民主社會中民主化進程的開路先鋒。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為黨外人士,包括施明德、林義雄、黃信介、許信良、呂秀蓮、陳菊、張俊宏、姚嘉文爭取民主和自由,卻涉嫌叛亂罪遭起訴,最後由李登輝總統就職後特赦。(取自維基百科).jpg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為黨外人士,包括施明德、林義雄、黃信介、許信良、呂秀蓮、陳菊、張俊宏、姚嘉文爭取民主和自由,卻涉嫌叛亂罪遭起訴,最後由李登輝總統就職後特赦。(取自維基百科).jpg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為黨外人士,包括施明德、林義雄、黃信介、許信良、呂秀蓮、陳菊、張俊宏、姚嘉文爭取民主和自由,卻涉嫌叛亂罪遭起訴,最後由李登輝總統就職後特赦。(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這一理論或許適用於臺灣——臺灣當年的黨外運動,離開中小企業主的經濟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而臺灣中小企業的迅猛發展,又爲經濟力量與政治反對運動的結合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在民主自由的普遍要求之外,這兩個群體又著共同的訴求:本土化乃至臺灣獨立,反對作為外來政權的國民黨的統治。這一明確而堅定的願景,爲臺灣結束國民黨一黨獨裁並走向民主時代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

然而,在中國缺乏這樣的共識與願景。官方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雖已衰亡,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成為新的強心劑。中國的中產階級長期受到官方的洗腦教育和宣傳,大都是偽善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者,不願接受帝國邊緣地帶的獨立或高度自治的選項,寧願由共產黨來維持大中華的穩定和富強。另一方面,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讓中產階級分到一杯殘羹冷炙,這點殘羹冷炙讓他們心滿意足:如果在一線城市擁有兩套房產,這樣的中產階級的中上層就是千萬富翁,他們當然支持政府哄抬房價的經濟政策。

美國的《政治研究季刊》(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發表了學者陳捷的題為《中國的民主化和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民主態度》的論文,這篇文章以大量的抽樣問卷調查的數據爲支援,得出老如下的結論:中國城市的中產階級在何種程度上支持基本的民主價值和制度?一方面,和大部分下層階級的民眾一樣,大多數中產階級對與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個人權利很警醒。然而,另一方面,當這些權利「有可能會」破壞社會秩序時,大部分中產階級都不願意行使其政治權利;他們沒有意願對政府事務發表意見以及在發起政治變革中發揮作用;他們似乎只支持當前一黨主導和控制的選舉制度下的差額選舉。從比較視角來看,城市的中產階級在整體上對民主原則和制度的支持度不如下層階級。

陳捷的研究結果表明:儘管中產階級或許「希望有一個相互制衡的制度來有效地約束黨的權力」,以免自身的經濟和社會利益受損,但他們並不樂意支援和參與促進民主的政治變革。

未來自由中國的希望何在?

*作者為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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