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觀點》學術界能夠形成「第五權」嗎?

新頭殼newtalk 文/余杰
新頭殼

[新頭殼newtalk] 台灣最美的大學是哪一間?這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就好像有人問中國最美的大學是哪一間一樣。很多北大學生自以為北大最美,可是等我到了武漢大學,才知道東湖比未名湖更美;再到了廈門大學,發現碧波盪漾的大海更美。不過,愛母校心切的人們,會因此吵得面紅耳赤。

有一家台灣網站為此舉辦一次網路票選,由數千名網友選出全台十大最美校園。此種評選方式或許並不十分精準,因為「美」是不能量化的,但多多少少呈現出一定的民意。結果揭曉,中正大學排名第三,位居「探花」,僅次於排名第二的東華大學和排名第一的台灣大學。多年以前,青春偶像劇《流星花園》風靡中國,甚至「美得驚動黨中央」,讓共產黨中宣部下令停止播放。我一般不看電視連續劇,但被黨中央取締的,一定要瞄上幾眼。果然,劇中人物個個是靚男美女,場景亦美輪美奐。後來,我才知道《流星花園》是在中正大學取景:主人公時常聚集一起的貴族氣派學院風大門口,是中正大學體育館;具有馬雅古文明風格的行政大樓,還有走知性美風格的「寧靜湖」,以及湖中游弋的黑天鵝與綠頭鴨,無不讓人宛如置身於一幅秀美的畫卷之中。

不過,大學對於我來說,比風景更重要的是,有無學術自由與教育獨立,或者用劉曉波的話來說,「自由即美」。以此而論,儘管不少中國的大學,用金錢打造硬件、吸引人才、炮製論文,擠入某些世界名校排行榜,但它們對權貴的卑躬屈膝、對真理的視而不見、對異議的摧抑迫害,根本不符合優秀大學的定義。

那麽,何為偉大的大學?美國學者理查德·萊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是享譽全球的教育家,從1993至2003年連任耶魯大學校長20年之久。他曾多次訪問中國,與中國的大學校長們對話。那些校長論壇,只用聽幾分鐘,彼此高下立現。

理查德·萊文說過: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後,居然擁有了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技能,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專業的知識和技能,是學生們根據自己的意願,在大學畢業後才需要去學習和掌握的東西,那不是耶魯大學教育的任務。

那麽,大學教育的重點是什麽?理查德·萊文在演講集《大學的工作》中指出,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識,是培養學生批判性獨立思考的能力,並為終身學習打下基礎。批判性思考是美國大學教育的重中之重,卻是中國和台灣大學教育竭力避免的結果。同樣是學習知識,背後有無自由的價值,結果必定大不相同。通識教育的英文是liberal education,即自由教育,是對心靈的自由滋養,其核心是——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責任、遠大的志向。換言之,就是自由地發揮個人潛質,自由地選擇學習方向,不為功利所累,為生命的成長確定方向,為社會、為人類的進步做出貢獻。這才是萊文心目中耶魯教育的願景。

當我聽說中正大學爲紀念剛剛落幕的太陽花學運設立了一座名為「學術自由」的紀念碑時,心中十分好奇:中正大學也以「自由教育」爲願景嗎?我正好應邀到中正大學演講,就去一探究竟。 

大學乃是爲著探究真理,培養公民 

學術自由紀念碑坐落在設計奇特的行政大樓旁邊,中心花園之一側。這裡是中正大學校園的黃金地帶。紀念碑之碑文,取自太陽花學運期間中正大學校方公開聲明稿的第二段,聲明稿全文如下:

兩岸服貿協議事件已造成全國劇烈震盪,不僅國會為之停擺,政務難以運作,社會更已陷入高度不安的情境。如果政府不能妥善處理此事,勢必形成難以收拾的憲政民主危機。

大學為知識殿堂,探尋真理,沒有包袱,亦無所畏懼,被視為國家行政、立法、司法與媒體之外的第五權。因此學生與教師以非暴力方式關心公共事務與國家發展,乃公共知識份子的表現,不容抹黑與漠視。

基於當前國家情勢,我們要懇切呼籲政府,特別是領導國政的馬總統應以全民總統的精神,認真傾聽民意,俯身進行溝通,並以民主精神儘速協商解決當前的憲政危機。

國家是全體人民的國家,政黨與個人利益不僅偏斜而且短暫。如今危機已經形成,請馬總統與政府立即採取行動,保存國家永續發展的生機!

全文鏗鏘有力、正氣凜然。太陽花學運期間,中正大學是第一所以校方名義發表聲明支持學生運動的國立大學。太陽花學運如同一塊試金石,試煉出各所大學校方的特質:或開明,或僵化,或見風使舵,或置身事外。

有若干所大學的表態,貌似中立,實際上反對學生運動。比如,清華大學校方表示,學校教導學生應該關懷社會並且協助弱勢族群,但關於議題看法和表達立場的方式則是個人行為並且應該自行負責;淡江大學學務長柯志恩表示,校方態度上並不介入,「學生已經是成年人,也該學會負責了」。

但更多大學校方明確支持太陽花學運。明道大學校長陳世雄參加學生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連署,表示年輕人願意站出來指出政府的錯誤值得肯定;東華大學校長吳茂昆發表公開信指出:「身為東華大學校長,我非常佩服同學們能在求學之外,關切時事發展,勇於表達自己的立場。」台灣師範大學發表聲明指出「台灣師大的學生在歷史變革的洪流中,不應該也絕不會缺席」。

在大學校方支持太陽花的各種表達中,中正大學的這份聲明稿最讓人肅然起敬。作為一所經費仰賴教育部、且校長等高級主管的任命須由教育部確認的國立大學,中正大學校方不畏強權,直接批評總統馬英九倒行逆施的做法,並指出因兩岸服貿協議引發的爭端已導致憲政危機。當憲政危機出現之時,包括大學、學生和教師在內的公民團體及個人,都應當責無旁貸地表達和參與,大學甚至可以成為行政、立法、司法與媒體之外的「第五權」。民主社會若能有此「第五權」,監督制衡、獻計獻策,民主制度就能鞏固。

民主制度的運行,除了要有憲政制度之外,更為重要的是要有成熟、積極的公民社會。不是有選舉權、會投票的人就自然成了公民,公民必須具備「公民美德」。美國學者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在《好公民》(The Good Citizen)一書中指出,「公民美德」的復興是建構「偉大社會」的根基。他強調,「好公民」的標凖包括四個方面:第一,在承認他人與自己在人格和政治上平等的前提下展開相互對話;第二,將少數族裔的權利牢記在心中;第三,不僅自己持有這樣的觀念,而且還要讓他們的後代也秉持這樣的觀念;第四,要求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堅持以己之力收集信息並參與公共生活。一所優秀的大學,應當以培養「公民美德”」爲其神聖使命。

中正大學就走在這條漫漫長路上——中正大學這個校名來自於白色恐怖時代的獨裁者蔣介石,尚未經歷轉型正義之洗禮。2017年12月,台灣立法院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其中第五條明確載明,「出現於公共建築或場所之紀念或緬懷威權統治者之象徵,應予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之」,這也代表全台灣197條「中正路」和18所名為「中正」的學校,可能面臨改名的狀況,而且校園內的蔣介石銅像也要移除。我想,中正大學未來必定會「去中正化」,中正大學若改為自由大學,或許名副其實。

我到台灣訪問時,正趕上太陽花的尾巴。不過,我還是以自己的方式參與了這場波瀾壯闊的學運:當若干中國的自由派公共知識分子以各種理由否定和批判太陽花學運時,我挺身而出,撰文爲太陽花學生辯護。那些否定性的觀點,或者説太陽花不合法律,或者説太陽花是反華民粹主義,或者説太陽花與全球化和自由貿易潮流背道而馳。這些說法全都似是而非,站不住腳,背後的心態跟國民黨、共產黨一模一樣,都是對學生運動和公民運動的恐懼和戒備。那段時間,我幾乎是舌戰群儒,我也似乎成了太陽花的學生中的一員,如此年輕,如此意氣風發。 

「公共民主講堂」勝過課堂 

用黑色大理石修建的學術自由紀念碑,正好位於太陽花學運期間,中正大學牧夫們社在校內開辦「公共民主講堂」的草地上。

牧夫們社在其網頁上自我介紹説:「放眼南台灣的嘉義縣民雄鄉,國立中正大學坐落於鳳梨田的環繞之中,此起彼落的蟬聲鳥鳴,紫荊花的錦簇爭妍,鄉村型大學提供學生一個舒適的學習與生活環境。伴隨著夏日的豔陽高照,蟲聲唧唧乍響劃破阡陌田間,驚醒埋首苦讀的學子,身處於鄰近農村與農人的我們,卻缺乏關懷當地的鄉土的人文素養,漠視台灣當代社會運動的陣陣騷動。於是我們捧著一抔土,掬起一手水,屏棄知識份子的孤傲,我們赤著腳踏入鳳梨田間,牧夫們社就這樣誕生了……牧夫們(movement)社,以關懷人文社會為出發點,著重成員個人的理性思考批判,並以具體行動參與社會運動。本社將會定期舉辦系列講座,並與他校交流,促進個人辯思能力;並有讀書會,每周遴選一位主持人帶領成員討論新知識;關心社會脈動,將社團集體的力量化作具體行動,積極參與社會運動,關懷弱勢。培養青年學子社會關懷精神、察覺社會結構脈動、建立個人批判思考、認識自身權益、提出建設性論述。」其臉書專頁上,特別強調自己是「中正大學學生異議性社團」以及「行動,帶來改變」之理念。

「太陽花學運」剛剛爆發,牧夫們社積極響應,不僅北大聲援,而且自主安排有關反服貿、社運的各領域課程,邀請專家學者授課,走出教室、草地開講。

參與者吳皓軒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猶記得從322那晚開始,整個社團為了324開始的罷課與講堂,去進行各項準備,從連絡講者、借器材、文宣製作、美宣製作和串聯罷課;還有,由於時間太趕,好幾個老師都不能來,直到24號半夜,才終於排出講師名單;更扯的是,原本只辦一天的公民講堂,因為效果不錯,結果一連辦了4天,而且罷課其實沒有串連成功,大家都是輪流出來聽公民講堂、或是在老師帶領下進行課堂參與,頂多只有零星的翹課聲援者,卻沒有以系為單位的罷課出現。……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公民講堂作為一個反抗的標誌,在校內、在嘉義都有發揮議題宣傳的效果,連中正大學的吳志揚校長都來參與公民講堂。雖然不免有收割之嫌,還是代表中正大學的校風開明和公民講堂的影響力,從日後中正大學還在那塊草坪上立『學術自由』碑,就不證自明了。」

當時,校方對學生自主學習、參與社會運動之舉發表聲明,表達支持與肯定,卻有部分家長不以為然,打電話到學校,質疑校方怎可支持學生罷課、不上課。校方認為,學生是參與公共議題與社會學習,「聲明不變,立場堅定」。學生們在社交媒體上稱讚説「以中正為榮!」

我沒有趕上「公共民主講堂」開課時,否則,我既可以當講者,也可以當聽眾:我非常願意向台灣的年輕大學生介紹中國的真相特別是中國人權運動的現狀,我也十分樂意坐在草地上傾聽年輕人的心聲。

那段時間,曾是天安門學運領袖的王丹正在中正大學任教,中正大學的「公共民主講堂」跟王丹當年在北大組織的「民主沙龍」,存有某種草蛇灰線的聯繫。

讀89民運歷史,王丹在北大舉辦的「民主沙龍」是不可或缺的一頁。從1989年1月初開始,「民主沙龍」每逢星期三下午舉辦,討論學術及政治問題。一開始,「民主沙龍」在43號樓430活動室舉辦;3月22日,首次移師到塞萬提斯像前的草坪上舉行。王丹在回憶錄中説:「我們希望促進北大的言論自由和民主氣氛,我們希望把民主沙龍的規模擴大,搞成類似海德公園一類的自由論壇形式。」

不過,由於舉辦場地公開,校方及安全部門的監視明目張膽,在草坪四周都站若干便衣人員,間中抄錄與會者講話,不時注視著發言的學生,氣氛緊張而詭異。

有一次,王丹特別邀請物理學家、人權活動家方勵之的夫人李淑嫻來「民主沙龍」演講。大部分北大同學對李教授既尊敬且信任,加上她是北京市海淀區人大代表,當天的「民主沙龍」開創了空前踴躍的熱鬧場面,參與的同學一開始已達二百多人。

李淑嫻就中國的民主法制建設,校園民主氣氛與人大政協兩會問題進行評論,她鼓勵同學要敢於爭取憲法賦予公民的各種權利,亦應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要意識到作為中國公民的權利和責任。

意料不到的是,中共當局除了派出大批公安部人員對沙龍參與者拍照和錄音,更在草坪上架起自動旋轉灑水器,把整片草坪全部澆濕。同學們被迫站立起來,擠在草坪邊緣圍成小圈,縱然灑水器不斷朝參與沙龍的同學迫進,他們濕了頭髮,滿身沾水,仍然聚精匯神地聆聽李教授的演講。

在「人工造雨」中聽演講,成為參與那次「民主沙龍」的北大學子青春時代最美好的回憶。幾個月後,天安門學運爆發,進而演變成野戰軍血腥屠城。幸運的是,在已經民主化且民主繼續深化的台灣,中正大學的師生們不必擔心情治人員的監視,更不會遭遇突如其來的「人工造雨」。 

有太陽的地方,就有太陽花 

最近幾年來,我每年都到台灣訪問一段時期,親身感受到太陽花之後台灣社會的巨大變遷。太陽花之前的台灣和太陽花之後的台灣,絕對是不一樣的。

變化之一是:公民社會突飛猛進。我用「從順民到公民」這個書名形容這一過程。華人世界,人們歷來崇尚當順民、良民,唯有到了天崩地裂、王綱解紐之際,才暴露出暴民和刁民的本相。華人最缺乏的是公民意識,沒有公民,民主制度就是天外來客,無法在這片土地上生根發芽。

太陽花運動是對台灣年輕一代的一場精彩的公民課,正如學者黃丞儀所説:「318運動期間,那股公民晶瑩而純粹地探問台灣作為一個政治社群,如何能夠爭取『免於受宰制的自由』,因而在街頭、在立法院裡面集體綻放的光芒,是民主共和體制下的共同決定,也是重塑台灣憲法權威的唯一契機。」國民黨儒家式的洗腦教育被年輕一代拋棄,「當我們決心一意要活得像個有尊嚴的台灣公民,我們擁抱彼此,我們形成一個命運的漩渦,共同奔赴屬於島嶼天光的未來,成為不再受到任何外來意志宰制的自由人。這股認識自己、認識社群內的所有公民、認識共和國的過程,是三一八運動帶給台灣最珍貴的禮物」。

變化之二是:本土意識蔚為大觀。1987年台灣社會宣佈戒嚴,「支持台灣獨立」成為言論自由和政治權利的一部分,但在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台獨」仍是大部分台灣人害怕在公共場合提及的「敏感話題」。「台灣認同」居然跟「中國認同」並行不悖,在歷次民調中,承認「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民眾佔最大比例。

太陽花終於讓「台獨」不再是一種「政治不正確」的「暴民想象」。學者林秀幸指出:「太陽花就是一個拿回『定義國家』的行動,也是聯繫制度和行動者關係的行動……太陽花從反對一項『國家失守』的法律程序,卻開展出民族熱情的重新創造。」換言之,太陽花把台灣獨立「這個潛在的可感知事物」變成社群的自我呈現,台灣的年輕世代以「我是台灣人,我支持台灣獨立」爲重要的、甚至首要的身份認知。

變化之三是:徹底拋棄對共產黨中國的幻想,同時也徹底拋棄作為共產黨的「隨附組織」的國民黨。此前,很多過於善良的台灣人將中國與中共切割開來——中共固然邪惡,但中國和中國人卻是美好的。然而,若不是中國人的支持,中共豈能打天下、坐天下?此前,也有很多過於善良的台灣人認為國民黨可以實現民主轉型,甚至成為「台灣國民黨」,是台灣多黨政治中的一支制衡力量。

然而,太陽花之後,這兩種看法都發生了巨大的翻轉。在台灣的年輕世代那裡,身為國民黨黨員成為一種恥辱的標誌,以至於有國民黨的大學生黨員在馬英九面前哭訴自己所受的羞辱。國民黨自身的改革舉步維艱,無法完成意識形態的整合,居然又搬出蔣萬安之流的蔣家後人來提振士氣,真是黔驢技窮了。國民黨在台灣將迅速泡沫化,它的支持者將僅剩少數流落在中國及海外的孤臣孽子式的「國粉」。

而對共產黨中國而言,台灣的年輕世代從對中國的「無感」和「無力感」中超拔出來,正如學者吳介民所説:「太陽花運動改變了台灣社會對中國因素的無力感。激活了公眾對中國因素複雜面向的覺知、並採取集體抵抗行動。」從陳雲林訪問台灣到太陽花運動再到李明哲事件,台灣的年輕人認識到,不能假裝中國這個「房間裡的大象」不存在,抵抗和批判中國才是台灣的活路。

我想,中正大學的「學術自由紀念碑」所要傳達的,也包括以上這些訊息吧。

接下來要閱讀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