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毛澤東為何感謝日本侵華(下)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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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為什麼必須死去?

《中共壯大之謎》一書以專章「潘漢年的悲劇」揭露了中共與日本軍部勾結的事實。抗戰期間,中共曾安排特務頭子潘漢年等人到上海和南京與汪精衛政權及日本人接觸,商量停戰事宜。潘漢年的聯絡人之一袁殊,時任汪精衛政權中央委員、中宣部副部長、憲政實施委員會委員等要職,一九四九年之後搖身一變成為共產黨政權的情報總署副署長、中央軍委聯絡部副處長。潘漢年通過袁殊與日本駐華最高特務機構「梅花堂」建立聯繫,並領取活動經費,第一次就獲得一萬元。「梅花堂」首任「機關長」、汪精衛政權最高軍事顧問影佐禎昭,非常重視潘漢年的作用,專門在上海「六三花園」(張學良喜歡的餐廳)請潘吃飯。此後,雙方多次交換情報。

由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一書,原意是為潘「平反昭雪」,卻不小心透露了共產黨勾結日本侵略軍的許多細節。當時,潘漢年會見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雙方交談甚歡:

都甲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只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一個緩衛地帶。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要給新四軍一定生存條件,否則遊擊隊就會隨時破壞鐵路交通。

這些細節說明,當時國民政府最高軍事委員會對新四軍的譴責是真實的:「見敵則避,遇友則攻,得寸進尺,更無止境;既存兼併之心,遂忘寇患之亟。」共產黨在江南唯一的武裝力量新四軍是因為一味抗命、危害友軍,才被國軍圍殲。新四軍的覆滅,乃是咎由自取,而非「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高潮」,也不是周恩來所宣稱的「皖南事變」是「千古奇冤」

日本學者遠藤譽在抗戰期間出生於滿洲國,她有感於中日兩國史學界都迴避抗戰期間中共與日本隱秘往來的歷史,遂遍搜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和內部檔案,進而從當時日本外務省駐華高級外交官岩井英一的後人手中得到一直秘而不宣的岩井回憶錄《回想的上海》——這本回憶錄揭露說,潘漢年不僅為了削弱蔣介石重慶國民政府的軍力,把通過國共合作得到的國軍情報賣給日方,而且還向岩井提出中共與日方「停戰」的具體方案。岩井介紹潘漢年給梅機關的影佐少將,影佐進而安排潘漢年直接與汪精衛會面。岩井在書中感歎說:

在上海和張學良密會,到敵方佔領的南京和陳果夫見面,並且來到正處於戰爭狀態的日本掌控區域中,通過「興亞建國運動」的袁殊和陳孚木接近我,又以華北停戰談判的名義和當地日軍的重鎮影佐見面,甚至和新政府最高領導人汪精衛見面……從潘漢年沉靜的外表上,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像他是哪裡來的勇氣,如此三頭六臂的活躍,實在是令人佩服。

後來,潘漢年在香港從事情報活動,再次通過袁殊向岩井提出要求:每半個月向岩井公館提供一次情報,日方每個月付給中共兩千港幣作為情報費用。另外,在香港辦刊物還需要一萬港幣。兩千港幣在當時不是一個小數目,相當於香港華人警官五年的工資。岩井對潘漢年可謂有求必應,要多少給多少。

皖南事變裡,新四軍所屬軍部兵力與皖南部隊遭到了嚴重的損失。(圖片摘自維基百科)

岩井不是一名普通外交官,他受命在中國組織一個親日的新黨「興亞建國運動」,影佐親口告知,這個新黨的成員,共產黨員也沒關係」。可見,日本和共產黨雙方已經達成某種默契。岩井公館的很多成員,都是共產黨特工,包括一度鳩佔鵲巢的中共統戰頭目廖承志(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之子)。遠藤譽列出一張驚人的名單:

翁永清:中共間諜,「興亞建國運動」機關報紙《新中國報》總經理,掌握財務相關權限。

劉慕清:中共間諜。《新中國報》總編輯,筆名魯風。在五○年代初的「三反五反」運動中被捕並死於獄中。

惲逸群:中共間諜。「興亞建國運動」新聞編輯。在中共建政後的「三反五反」、文革等運動中飽受摧殘,文革剛結束即死去。

劉人壽:中共間諜。在岩井公館設置無線電,與延安直接聯繫。

陳孚木:中共間諜。曾任蔣介石政府交通部次長。後加入新四軍,曾代表中共與日軍高級將領川本太郎密談。

這些人都是在潘漢年和廖承志的指揮下行動。

中共奪取政權之後,並沒有重獎潘漢年等功勳卓著的地下工作者。相反,在毛澤東親自批准下,突然將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潘漢年逮捕下獄。後來,在一系列政治清洗中,又將潘漢年的上級——中共華東局書記饒漱石,以及下級——女作家和特工關露等人,一一清洗。即使專案組查不出潘有任何「叛黨」罪行,毛澤東依然在一九六三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污蔑潘犯有「投降國民黨」的「可殺之罪」。可見,毛澤東對自己的賣國行徑感到心虛,試圖拋出潘轉移視線。潘被判處十五年徒刑,一九七二年又改判為無期徒刑,在湖南勞改農場被折磨致死。

閻錫山如何被中共玩弄于股掌之上?

中共的意識形態,既不是共產主義,也不是民族主義,而是實用主義。中共在抗戰中屢屢與日本合作,這是毛澤東擅長的「挖墻腳、摻沙子」的手段(毛後來整肅劉少奇和鄧小平集團、林彪集團,都使用此種方法),削弱重慶政府包括各地的國民黨實力派人物。

謝幼田在《中共壯大之謎》一書中用豐富的史料描述了共產黨如何欺騙閻錫山、奪取對山西的控制權。當閻的力量強盛時,中共主動與之聯絡,表示願意共同抗日,幫助閻建立抗日組織「犧盟」和新軍。而對閻錫山來說,山西大中城市多半被日寇佔領,其主力(舊軍)在對日作戰中消耗大半,遂對中共幫助建立新軍寄予厚望。

閻錫山。(圖片摘自網路)

誰知,山西廣大農村和小城市很快被中共佔領。除晉東北完全由八路軍控制外,晉西北、晉西南、晉東南三個地區,閻只能利用新軍勉強維持名義上的統治。新軍和「犧盟」,雖然被稱為閻錫山系統的新派,但實際上,新派領導權在共產黨手中,新派領袖是共產黨人薄一波(薄熙來的父親)。

劉少奇總結共產黨抗戰初期在山西的成功經驗時,高度評價山西新派,他指出:「我們在山西的抗日根據地,最初是在和新派密切合作的形勢下建立起來的。」

此時,閻錫山才恍然大悟,被他一手扶植起來的山西抗日組織和軍隊,早已被中共操縱,局面已無法挽回。

看到閻錫山掌控山西的實力被嚴重削弱,中共立即策反「犧盟」和新軍,並直接出兵驅逐閻的地方政權,組建自己的權力機構。更卑劣的是,毛澤東命令中共的勢力範圍與日軍佔領區保持心照不宣的「和平狀態」,使日軍將重點兵力用在打擊閻錫山和國民黨中央軍上,對中共僅僅是防範而已。

在河北、山東等地,中共也使用同一套把戲。在華北,被中共軍隊消滅的傾向於國民黨的遊擊部隊,比對日作戰中的損失還要多。

中共元老、山西人薄一波晚年在回憶錄《七十年奮鬥與思考》中寫道:

隨著形勢的發展,犧盟會逐步掌握了縣政權。在閻錫山的舊軍隊、舊政權潰敗時,許多縣的犧盟會同志根據党的指示,留在當地,堅持抗日鬥爭,有些人就接過了縣長的職務。山西全省有七個行政區,其中五個行政區是由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擔任領導的。這些行政區的縣長也都是由我們推薦,經閻錫山直接任命的,因而這些縣的政權完全由我們掌握。在其它行政區也有一些縣政權掌握在共產黨員手中。全省一百○五個縣,有七十個縣長是共產黨員。

可見,共產黨已經控制了山西三分之二的區域。短短數年間,閻錫山經營三十年的山西,就被中共奪走。朱德對薄一波說:「你們(新軍與犧盟)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只不過戴著閻錫山這頂帽子而已。」

對於共產黨的作為,閻錫山如何應對呢?薄一波寫道:「臨汾失守後,閻錫山退到吉縣。他想到自己經營了大半輩子的山西,大部份地區已淪入敵手,舊軍潰不成軍;新軍是壯大了,但『它不是我們的』。他意識到自己設計的、借共產黨之力『復興』山西的辦法不靈了。」

善意的國共合作,換來的是失去一切,任何人面對這樣的局面,都會做出反應。閻錫山開始並不打算以武力解決,到了一九三九年的三月、四月,在陝西宜川秋林鎮召開山西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仍邀請薄一波參加。閻錫山要求中共黨員退出國民政府領導的軍隊,這是抗戰一開始中共就向國民政府保證過的。但閻的要求遭到中共的抵制和拒絕。在秋林會議以後,朱德和北方局指示山西的共產黨人:

一、提高警惕,時刻準備反擊頑固派的進攻;二、掌握部隊,不可靠的舊軍官堅決撤掉,代之以共產黨員;三、確掌抗日政權,各縣「犧盟會」武裝都要靠近抗日縣政府,抗日縣政府都要掌握一支武裝。

中共的對外宣傳和內部文件完全是「兩張皮」。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六日給晉察冀邊區的指示中,毛命令共產黨軍隊給山西舊派以有力的還擊,「但不要反對閻」,就像在華北、華中範圍內廣泛襲擊國軍,但一直高喊「擁護蔣委員長」一樣。然而,一九四○年一月十一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祕密電報中,則毫不掩飾地稱閻錫山為「大資產階級中最反動」者,「十分惡毒」

等到時機一成熟,新軍中由中共掌控的武裝力量,公開投向八路軍,此即「新軍叛變」事件。《閻錫山年譜》中記載說:「先生屬下之決死第二縱隊政治部主任韓鈞發動叛變,一般稱為新軍叛變,或晉西事變。決死隊共四個縱隊,第一縱隊政治委員為薄一波,第三縱隊政治委員為戎伍勝,駐晉東南上黨地區。第二縱隊政治委員為張文昂,由政治主任韓鈞掌握政委之權,駐晉西汾陽一帶。第四縱隊政治委員為雷任民,駐晉西北興縣嵙嵐一帶。因此次事變發動在晉西,故亦稱晉西事變。又因為這四個縱隊,是抗戰中新成立的軍隊稱為新軍。以韓鈞率先叛變,薄一波、戎伍勝、雷任民等陸續叛變,故亦稱新軍叛變。此次事變正在抗戰初期,對當時第二戰區有相當影響。」、「韓鈞叛變後,因在晉西被我正規軍包圍,一開始即向晉西北逃竄,在逃竄途中,官兵逃亡及被我正規軍追剿逃回及流散者人數頗多,第三縱隊大部分由趙世鈴等整團帶回,惟在晉東南薄一波部,因日軍鐵路隔絕,逃回者較少。」就軍事上而言,這次共產黨策劃的「新軍叛變」未能全部成功,但閻錫山的統治基礎遭到大大削弱,山西乃至整個華北地區,中共的力量得以加強。

何應欽在《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中,以負責指揮全域的角度對此次叛變簡要有記述:

二十八年冬,我軍發動冬季攻勢之際,在北戰場方面,原期一舉殲消晉南三角地帶內之敵軍,然十八集團軍竟于此時勾引晉省新軍薄一波、韓鈞、戎勝伍等叛變,這十餘團之眾,賀龍部且公開援助叛軍加以收編,致北戰場上之主要攻勢計畫,完全被其破壞。

由此可見,抗戰期間,中共成事不足、敗事有余。但正因為中共苦心經營,使得抗戰結束後,閻錫山再也無法恢復對山西的控制,中共很快由華北滲透東北。

日本侵華,原本目標是「反赤」,沒料到卻成為中國全國赤化的最大助力,這是日本軍部悔之莫及的結局。

※作者為美籍華文作家,歷史學者,人權捍衛者。蒙古族,出身蜀國,求學北京,自2012年之後移居美國。多次入選百名最具影響力的華人知識分子名單,曾榮獲美國公民勇氣獎、亞洲出版協會最佳評論獎、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廖述宗教授紀念獎金等。主要著作有《劉曉波傳》、《一九二七:民國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潰》、《顛倒的民國》、《中國乃敵國也》、《今生不做中國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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