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民主是台灣安全的最大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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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歷史的潮頭

從八○年代開始,由於《歷史與思想》等一系列專書在台灣的出版,加上台灣在解嚴的前夕,余英時在台灣的影響越來越大,王汎森回憶:「八○年代的時候,余英時、林毓生、張灝、許倬雲等幾位先生每次在台北演講,聽眾都是成百上千的,當時台北能夠容納千人的演講廳並不多,記得一次余先生在台北師大做演講的時候,不僅禮堂裡擠滿了人,而且外面的電視幕牆前還排了幾排位置。」

從八○年代開始,余英時陸陸續續寫過很多政論文章,刊發在台灣影響力最大的兩家報刊——《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上,推動台灣的民主進程,尤其是他在台灣解嚴後的一系列連珠炮般的文字,更使得台灣在解嚴之後,迅速走向憲政之路,加上余英時時不時接受美國之音採訪,頻繁就台灣問題發聲,其影響更是遠播海外。余英時的學生王汎森如此概括余英時當時的政論文章:「余先生後來慢慢寫了一些政論文章,代表一種溫和的、漸進的、但是對自由和民主堅持不懈的態度,所以對過度激進的變革,他也不同意,但是對保守的威權,當然他是批判的。」

在台灣即將解嚴之際,余英時曾經寫下〈急不得也緩不得:解嚴以後台灣民主新局的展望〉,對台灣民主政治的前途做出方向性的指引,余英時指出:「台灣最近一兩年來政治的發展已給中國的民主前途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曙光。就我個人所接觸到的華裔學人而言,幾乎沒有一個不認為這是現代政治史上的一個奇蹟—台灣繼經濟奇蹟之後,顯然又將創造一項政治奇蹟,和亞洲地區其他發展中國家相對照,台灣的政治現代化的過程無疑是最有秩序、最平穩,同時也是相當迅速的。」很明顯余英時對於解嚴之後台灣的前途滿含期待。

但是余英時也同時指出,台灣的政治奇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人為努力的結果,朝野上下相互忍讓,造成了今日台灣的新局,余英時尤其強調蔣經國在其中的重要作用,稱許蔣經國是「最重要的原動力」,同時余英時也指出台灣面臨的複雜局勢,認為四十年前頒布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依舊有現實意義,因為「大陸始終沒有放棄對台灣動用武力」,余英時繼而指出,在這樣的局勢下國民黨接受蔣經國的提議毅然做出解嚴的決定,昭顯了孫中山提出的「天下為公」的意義。

在這樣的歷史中,余英時展望過去,認為民主體制只有在秩序與和平的社會狀態下才能健康的成長,動亂和暴力則會扼殺民主的幼苗,使得民主走上歧路,余英時比較了西方各種民主體制,認為英美兩國民主體制最為健全,乃是因為兩者都是拜秩序與和平之賜,余英時同時批判了激進人士所宣稱的暴力革命,認為那不過是法國大革命的延續,余英時同時批判了俄國革命的暴虐,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從本質上來說只不過是「暴力統治」而已。

余英時進而指出,台灣民主的建立必須避免暴力,這已經被歷史一再證實,同時民主改革還有兩個重要的條件,其一是社會有普遍的民主要求,其二是執政團體也有誠意和決心逐步開放政權。余英時繼而做出解釋,所謂社會普遍民主要求意味著中間階級在社會取得主導地位,所謂的執政團體的誠意和決心指的是執政黨要接受改革,雖然這種改革未必使得人人都看得見,但余英時引用孔子「聽其言而觀其行」的名句來鼓勵人們以這樣的態度來觀察當局的改革。

也正是因為如此,余英時對於蔣經國的去世倍感哀痛,同時認為台灣社會對於李登輝的質疑是不合適的,余英時指出,以是否「資深」、是否擁有「實力」來苛求李登輝是不公平的,這些字眼或者內容在專制體制下相當重要,但是在正常的憲政制度下無足輕重。余英時進而指出,蔣經國去世之後,國會的改革尤其是當務之急,余英時同時呼籲國民黨內部的保守派不能因為蔣經國去世、其個人壓力不復存在而誤認為這是抗拒改革的轉機。

同時余英時也高度關注國民黨改選黨主席的動向,余英時指出,李登輝當選黨主席而後兼任國家元首,從歷史上來說是革命政權的特徵,但是蔣經國結束了一黨專政正說明了執政黨主席兼任國家元首尤其正當意義。但是余英時轉而指出,歷史新局勢下要求黨內家長統治讓步於黨內民主,這樣才能讓每一個普通黨員都有參與感,這正是國民黨所要討論的話題。余英時明確指出當前國民黨的危機不在於黨外而在於黨內。

余英時同時用「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來對國民黨十三屆代表大會提出期待,希望國民黨能夠像一大一樣,在結構和性格方面實現根本改變,同時余英時提醒台灣當政者,台灣地區無論社會經濟條件還是一般人民的政治意識都已經成熟到了必須走上憲政常軌的地步,國民黨必須通過民主選舉,才能全面加強自身的合法基礎。余英時同時指出,當前客觀情勢很明顯,大陸對於台灣的壓力與日俱增,台灣自身也面臨轉軌,如何在這兩股浪潮中實現歷史轉折,需要國民黨居安思危。

建設台灣

余英時當時不僅僅在政治領域發聲,同時還以自己的行動為台灣的文化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比如他和許倬雲一起推動成立蔣經國基金會,便是一段佳話,許先生五○年代去哈佛訪問李亦園時便結識了余英時,還曾經推薦自己的學生黃進興追隨余英時讀書。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發生,許倬雲居中斡旋,次年許倬雲當選院士,回到台灣和余英時一起參加國建會政治外交組,當時朱建民是領隊,余英時和許倬雲都是副領隊,會後兩人和丘宏達等人在行政院與王昇等人辯論解除黨禁、報禁等問題。和余英時一樣,為台灣民主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一九七○年,日本政府拿出五億美元成立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在美國及歐洲各大洲設立日本研究講座,當時歐美國家的東方研究主要以漢學研究為主,如此一來紛紛被倒向日本研究,余英時、許倬雲等人深感憂心忡忡,於是在一九八四年,時年五十四歲的余英時和許倬雲聯和張光直等人,給蔣經國寫信,建議在國外仿效日本成立國際文教基金會,獲得蔣經國約談並同意籌辦。此為蔣經國基金會之開始,當時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也給蔣經國寫信,呼籲台灣在經濟騰飛的同時,也要成立相應的國際基金會,以提升台灣在國際上的聲譽。本來基金會擬用「中山文教國際基金會」,但是一九八八年初蔣經國忽然病逝,李煥當時找許倬雲商量,建議基金會以蔣經國命名,以為紀念,於是最終敲定了正式名稱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當時第一屆蔣經國基金會共有十八名董事,其中包括余英時、許倬雲、宋楚瑜、連戰等人,本擬選舉李亦園作為執行長,但李表示了推辭,於是擬選教育部林清江暫時接任,但是遭到宋楚瑜反對,宋楚瑜認為教育部官員擔任執行長會使得外界誤解蔣經國基金會為官方組織,於是還是請李亦園當執行長,余英時、許倬雲負責美洲事務。

當時余英時還積極參加中央研究院的工作,一九八○年余英時和高去尋、陳榮捷一起提名許倬雲當選院士,獲得通過,一九九三年余英時和李遠哲、錢煦為第七屆中央研究院院長候選人,二○○三年余英時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學組資深顧問。二○○七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余英時先生歷史講座」,許倬雲受邀做第一講,將題為「古代中國文化核心地區的形成」,兩年後易名為《我者與他者》出版。

當然,還有許多類似許倬雲這樣的院士是余英時提名當選,比如李亦園,李當選院士比許倬雲晚,因此由余英時、許倬雲等人提名,獲得高票通過,李亦園後來回憶自己當選院士之後,在籌議國家學術研究方針的工作上,較少提出意見,而余英時、許倬雲著力較多,當時李亦園和余英時一樣,都是蔣經國基金會美洲業務的負責人,所以曾經多次與余英時共事,加上後來李亦園當選基金會董事長,更是盡心盡力。

正是因為余英時對台灣的建設做出過巨大貢獻,加上他的老師錢穆終老台灣,因此他對台灣的感情是特殊的,尤其是在抵制《中國時報》事件中最為明顯,當時《中國時報》被旺旺集團收購,很明顯有壟斷台灣媒體嫌疑,因此余英時在二○一二年五月四日黃國昌的信中,對於台灣的前途十分憂心,余英時寫道:「我在美國遙看台灣這幾年來的政治變化,早已發生一種很深的憂慮。我覺得台灣有一些有勢有錢的政客和商人,出於絕對自利的動機,已下定決心,迎合大陸的意旨,對台灣進行無孔不入的滲透;公共媒體的收買不過是其中一個環節而已。你們所發起的拒絕中時運動恰好證實了我的憂慮。」余英時同時強調:「台灣好不容易才爭取到今天這一點點民主和自由的成果,體制雖已初具,基礎則尚未穩固。台灣知識人社群必須以維護民主、自由體制並促使它不斷成長,為最大的天職。」言猶在耳,頗讓人有暮鼓晨鐘之感。

余英時親筆為文支持「拒絕中時運動」。(圖片摘自拒絕中時運動網站)

而後在近年來的台灣反服貿運動中,余英時也站出來力挺發動運動的學生,余英時在公開信中指出:「這次公民抗議是一場保衛並提高台灣民主體制的運動,對於人民和政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人民固然可以通過運動而鞏固其公民的權利,政府也可以因為『聽到人民的聲音』而提高其民主的素質。台灣已歸宿於民主是一個不可更改的現實,在民主體制之下,人民和政府之間往往存在分歧和衝突,但不可能是敵對的。因為不民主、非民主或反民主的政府已不復有存在的空間。」余英時進而強調:「民主是台灣安全的最大保證。」

當時除了對台灣問題非常關心,深入參與台灣建設之外,余英時還作為智囊,探索新加坡未來道路的選擇,余英時在李光耀去世時曾回憶,李光耀八○年代初要在新加坡建立一個儒家倫理的計畫,這個儒家倫理計畫他認為華人需要有社會支援他的政治,如果支援他的政治就需要現代化的儒家文化不是照原來的舊的儒家倫理,而是怎麼樣建立現代化的儒家文明,他就找了一些顧問,多數是美國來的,余英時也是其中之一,後來余英時和杜維明留下來做他的長期顧問,余英時因為此事,從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年年都有兩三次去新加坡為他計畫做講演、計畫各種各樣的儒家倫理。但是余英時發現,他和李光耀有個很大的分歧,這個分歧是李光耀把儒家倫理這些東西當作一個工程來處理,如果用之有效馬上就用它,沒有效就可以隨時取消。余英時認為,李光耀講倫理是沒有文化的背景在後頭,沒有文化的意識在後面,這個原因就是等於他的宗教沒有信仰一樣,他對宗教不但沒有信仰,對宗教本身也不看重。他看重的主要是兩種力量,一種是政治力量,組織社會。社會怎麼樣控制得井井有條;第二個他要發展經濟,讓老百姓的生活提高,經濟發展是相當自由的,可是政治控制他是要嚴格的。也正是因為如此,余先生的政治抱負,在新加坡沒有施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余先生「經世致用」的知識人理想,在新加坡遭遇了挫折。

※本文摘自《余英時傳》(作者:周言;印刻文學出版),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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