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最該轉型

吳景欽
中國時報
(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前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副主委張天欽因在任內,即前年8月,擬拿當時的新北市長候選人侯友宜作為轉型正義的例子,並以之為選舉操作,甚至以東廠自居,並於事件爆發後遭監察院彈劾,日前經公懲會做出撤職且停止任用兩年的處分。只是張天欽早已辭職,如此的懲戒僅有象徵性的意義,卻也凸顯促轉會的本質缺陷。

惟在此等疑慮未消除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對於即將屆滿兩年期限的促轉會,仍決定延長1年,且言明未來延長不限次數。但如此的宣示是否將使促轉會常設化,致超越法律授權的限制,甚至是立法初衷,就值得檢討。

在2017年底生效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其立法目的自然是在扭轉威權時代所出現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行為與結果。只是在這個極為抽象與廣泛的大框架下,到底要實現什麼樣的轉型正義,實應在《促轉條例》裡明確規定,以免產生因人、因事而異的差別對待,甚至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可惜在《促轉條例》裡卻處處充滿著不確定。

尤其在《促轉條例》裡,所謂轉型正義,除了真相還原、去除威權象徵、回復被害者的名譽與平反司法不公外,也包括對加害者的責任追究。而因條例所規範的威權統治期間,乃從1945至1992年,於當事者未必已經死亡下,則此處是否也包括最嚴重的刑事究責,亦會產生問題。

就算肯認此種責任的追究,但這類屬於結構性的行為往往具有集體性,到底要如何具體歸責於個人,實會挑戰罪刑法定的界限。又在去年修法,《刑法》雖對故意侵害生命法益的犯罪已不再適用追訴權時效,但這僅限於追訴權時效尚未完成者。故在1992年之前,即便找到所謂加害者且仍在世,也因追訴權時效早過,致也無法訴追。只是在《促轉條例》對於所謂究責並無具體且詳細規定要件及時效下,就使主事者有相當大的恣意裁量空間,故會有如張天欽想以侯友宜為操作對象的情事,實也不足為奇。

故為防止《促轉條例》無限擴張,如何保持促轉會的公正性就成為最重要課題。關於促轉會的9名委員,條例規定由行政院提名、立法院同意,且同一政黨不能超過3人,更不得於任期內參與任何政治活動,目的正在要求委員的職權行使,必須超出黨派。惟若執政黨於國會過半,凡此要求委員客觀中立的明文就僅能求之於委員的內在道德,致無規範的意義。更糟的是,該條例雖規定促轉會運作得延長1年,卻無須得到立法院同意,更無次數限制,這就很可能使促轉會由任務性編組成為常設性組織,致與《促轉條例》的立法初衷相背離。也因此,目前最該轉型者或許正是《促轉條例》與促轉會本身。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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