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隱瞞的「中國功夫」正傳授給全球

文 / 柳子厚

隨著中國通過大額基礎設施合同、教育和媒體合作夥伴關係以及提供監控技術的協議在全球投射其政治、經濟和技術力量，北京的隱瞞模式正在蔓延到中國境外。與北京達成協議的國家發現，他們被期望效仿中國的領導，限制透明度和問責制，就像中國領導人在國內所做的那樣。這種參與模式的結果是透明度和開放政府的全球規範逐漸受到侵蝕，並且新的隱瞞和不透明規範正在興起。《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克里斯托弗·沃克( Christopher Walker)最近發表的<中國如何輸出保密> (How China Exports Secrecy)告訴我們。「北京正對透明度和開放政府展開全球攻擊」(Beijing’s Global Assault on Transparency and Open Government)

反間諜法加強對中國信息環境的控制

中國因保密而繁榮。北京的治理方式依賴於監視和控制，而不是開放和商議，因此需要保密。為了維持它，中國政府壓制獨立新聞，審查數字信息，並嚴密保護民主國家自由披露的信息。

這種對保密和審查制度的承諾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長期特徵。但在習近平主席的治理理念可能會在未來幾年影響世界的領導下，中共變得更加鬼祟。近幾個月來，中國政府在突然放棄嚴厲的「零新冠」政策後，掩蓋了多達一百萬人的死亡情況。它操縱並隱瞞了有關這一流行病的數據。它還擴大了嚴厲的反間諜法，以加強對中國信息環境的控制。

北京也已成為海外秘密的秘密出口者。這在中國對世界衛生組織的操縱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中國當局壓制國內對武漢疫情的討論，並拒絕與全球衛生當局分享信息，這阻礙了世界衛生組織的應對行動，並迫使中國境外的數百萬人付出了可怕的代價。後來，北京試圖操縱世衛組織對 COVID-19 起源的調查結果。自疫情爆發三年多以來，中國當局繼續拒絕世界衛生組織提供可能揭示病毒來源的數據的要求。

在塞爾維亞安裝8,100 個攝像頭組成的綜合監控系統

當中國政府實體與外國政府或企業達成協議時，他們經常要求對細節保密。毛里求斯平安城市項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根據該項目，中國科技巨頭華為與毛里求斯電信和毛里求斯警方合作安裝侵入式監控系統，包括 4,000 個具有面部識別和車牌記錄功能的攝像頭。該項目的通過是不透明的，並且很少進行公開辯論。儘管該倡議耗資 5 億美元，由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貸款，但它是在毛里求斯國民議會隨意宣布的，此後一直逃避監管。毛里求斯官員甚至放棄了公共採購的競標要求，選擇毛里求斯電信來實施該項目。

塞爾維亞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政府與華為簽署了一項協議，安裝由 8,100 個攝像頭組成的綜合監控系統。公民被告知這些攝像頭將提高安全性，並且該技術不能被濫用。但與毛里求斯的情況一樣，在該系統採用之前沒有進行任何有意義的公開辯論，公民對這項交易知之甚少。如果將此類系統強加給不知情的公眾，政府就可以獲得有效的、不受限制的監視和控制能力。

禁止簽署人向公眾披露合同條款

鑑於先進數字平台的快速採用，鞏固獨裁監控規範的風險正在上升。在許多國家，當局不願披露有關其採購監控技術的合同的信息。因此，非政府行為者可能很難辨別這些舉措的實際幕後黑手。由於中國政府和中國企業之間的重疊，澄清這一點變得更加困難。在這樣的環境下，中國的保密傾向可能會影響到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制度薄弱的國家。

對透明度的抵制正在蔓延。在拉丁美洲，中國政府利用保密債務合同，禁止簽署人向公眾披露合同條款。這些交易通常會迅速秘密地達成，常常使民間社會甚至國家立法機構邊緣化。例如，中國銀行與厄瓜多爾政府之間的信貸合同直到 2016 年巴拿馬文件洩密後才被曝光。

中國對保密的堅持扭轉數十年來在提高透明度方面取得的進展。

其他地方的故事也是一樣。在加拿大，希望與華為簽署研究計劃合同的大學被禁止公開討論。肯尼亞也是如此。該國耗資 50 億美元的標準軌距鐵路於 2017 年竣工，是該國最昂貴的基礎設施項目，並且一直受到腐敗指控的困擾。尋求有關該項目信息的當地活動人士請求法院公佈中國和肯尼亞當局簽署的貸款合同。但這些協議的保密條款再次被援引，作為拒絕活動人士透明度要求的一種方式。

一次又一次，與中國政府或其附屬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國家被要求不得披露其協議條款。在某些情況下，他們需要對合同的存在保密。根據 2021 年對中國國有實體與 24 個國家政府借款人之間的 100 份債務合同進行的研究，中國不同尋常的貸款​​條款高度標準化，並且在不同地理區域之間沒有顯著差異，這暗示了北京方面保密工作的全球化性質。

推動各國採用透明度較低、問責性較低的治理標準

當活動人士或民選立法者要求提供有關這些項目的更多信息時，政府會一再援引與中國公司簽訂的協議中的保密條款。凡是信息曝光的地方，都是由記者和民間社會活動人士發掘的，而不是由政府披露的。這種對保密的堅持正在扭轉幾十年來在提高透明度和開放性方面取得的進展，並鼓勵政府抵制問責制。 每筆交易都是在黑暗中完成的，北京推動各國採用透明度較低、問責性較低的治理標準。

中國對保密的重視對於製度治理根基薄弱的脆弱、高風險國家尤其具有腐蝕性。這對開放政府夥伴關係和千年挑戰公司等試圖鼓勵採用開放性和透明度作為治理規範的機構具有真正的影響。中國的做法正在抑制此類規範的實施。

破壞負責任治理的標準和實踐

簡而言之，中國的全球保密行動正在付出高昂的經濟和非經濟成本。不透明的政府程序以及隨之而來的高度腐敗可能會損害經濟生產力，降低國家對外國投資者的吸引力。這些品質還會削弱獨立機構的完整性和可持續性，從而破壞負責任治理的標準和實踐。最後，保密威脅著非政府領域，包括媒體、大學和科技公司。如果北京通過運用銳實力成功削弱這些機構審查和質詢其交易的能力，保密循環必然會加劇。

開放社會應通過大力重視透明度並重申開放原則和實踐來應對這些挑戰。保密對中國來說是一種競爭優勢，中國領導層在國內通過隱瞞進行了微調，而在國外則不受禁止外國賄賂的立法的影響。然而，民主國家有自己的競爭優勢：開放。他們應該利用它來揭露北京及其代理人的做法，包括將保密條款連續寫入協議中。民主國家還應該通過加強透明度努力來加深其治理方式與中國的區別。

北京利用秘密來統治和剝削其他國家

民主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還必須更好地解釋北京的秘密和腐敗行為所造成的問題。更清楚地了解與中國接觸的弊端將有助於各國避免做出損害民主完整性的選擇，從而削弱北京的競爭優勢。

民主國家必須更加積極主動地公開捍衛開放性。中國當局經常用華麗的語言來論證其發展方式的表面好處。正如習近平在 2017 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說，這種做法「為那些想要在保持獨立的同時加快發展的國家提供了新的選擇」。這是中國的全球宣傳機器無情地宣揚的信息，也是民主政府必須積極反擊的信息。作為其溝通戰略的一部分，民主國家應該強調北京利用秘密來統治和剝削其他國家。與此同時，他們應該要求中國公司將所有合同透明化。

全球保密制度對開放和負責任的治理構成了系統性威脅

最後，開放社會需要 製定結構和工具來應對中國黨國提出的獨特挑戰。在與其他國家進行雙邊談判時，中國通常能夠得逞，因為它總是實力較強的一方。這就是為什麼北京如此努力地將雙邊關係置於多邊關係之上。為了應對這一挑戰，開放社會需要組建新的、適應性強的聯盟，以更強大的地位與中國進行談判。

北京推動出口保密是其對外力量投射的一個未被充分認識的方面。中國正在形成的全球保密制度對開放和負責任的治理構成了系統性威脅，並且需要民主國家採取有目的和持續的反應來揭露和消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