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攝影記者眼中的「黨外」日常:為取材曾遭8支步槍包圍,他仍無悔爭取自由時代

謝孟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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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時代》兩年多,是我人生最燦爛的時光,雖然短短的……鄭南榕過世前,解除戒嚴、二二八平反、突破台獨禁忌,他都做到了……」

為了拍個照被8支步槍同時包圍、一次次在街頭看著和平遊行的民眾竟被軍警打到頭破血流,這曾是前黨外雜誌《自由時代》攝影記者之一、宋隆泉的日常。對當今台灣年輕人而言「戒嚴」一語或許只是課本上的詞彙、「國家暴力」是偶發事件,對宋隆泉卻是活生生見證「暴力」坐落在一個人身上是怎麼回事,然而回首待在黨外的歲月,他依然無悔,說那是「人生最燦爛的時光」。

如今台灣年輕人生而有自由,在宋隆泉的年少時光卻不是如此,從小好奇問起媽媽「二二八是什麼」媽媽不敢說,人人在戒嚴令之下思想被控制、嘴巴被封住,卻有一個人站出來打破禁忌,即黨外雜誌《自由時代》創辦人鄭南榕。在鄭南榕旗下工作的兩年,宋隆泉不只見證一個民主運動者的風範、一個「好|老闆如何對員工視如己出,同時,也見證一個新時代的誕生。

家人曾於二二八事件躲山頂避難、他卻到20歲才知情 一個戒嚴世代的童年:國民黨統治下,那陰影是很大的…

宋隆泉出生於1957年、如今大約60歲,問起他從小知不知道在他出生10年前發生的事、政府屠殺平民血染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他其實略略聽說過,但當他跑去問媽媽細節,媽媽馬上說:「囝仔有耳無嘴,聽聽就好!」

2020.09.18-前《自由時代》雜誌攝影記者宋隆泉,談黨外雜誌記者經歷與戒嚴記憶。(陳品佑攝)
2020.09.18-前《自由時代》雜誌攝影記者宋隆泉,談黨外雜誌記者經歷與戒嚴記憶。(陳品佑攝)

「國民黨統治下,那陰影是很大的......」宋隆泉成長於戒嚴時期,小時候曾問媽媽二二八細節,卻無法得到解答(陳品佑攝)

「父母幾乎不會跟你談、課本完全沒有,都是聽老一輩的人偶爾透露一點點,小時候就只知道『很慘』,但整個內容不清楚……」宋隆泉回憶,那是一個幾乎不能批評政府的時代,二二八事件這般政府錯誤更是談不得,媽媽自然會怕,直到他20多歲,媽媽才隱隱說出:那時,阿舅、她的哥哥跟弟弟們都躲在外公山上蓋的工寮,很害怕──「我媽媽那一輩,二戰日本治理台灣碰到大空襲、國民黨來台灣,這些過程他們都知道,但不會跟跟你談這問題,國民黨統治下,那陰影是很大的──在有戒嚴令的情況下,你的思想是被控制的、嘴巴被封住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戒嚴令自1949年實施、1987年才解除,「動員戡亂」更是要到1990後,期間約莫40年,台灣人民皆被以「反共」、「國安」名義管束,不得不閉上嘴。只是,再怎樣滴水不露的威權政府依然會有「防疫破口」,宋隆泉在年少時代,開始接觸到政府不敢說的各種事。

「我算是個叛逆的少年、十幾歲就開始讀『黨外』雜誌,看完以後就想:這般壓迫人民的國民黨,要用什麼方式把他推翻掉?」宋隆泉說自己叛逆,在那時代讀政府極力想壓下的言論,確實叛逆,而且還堆放了一整個書櫃:「看到那些書,你會覺得說,欸,會覺得以前受的教育被騙很大、反彈更大!所以,我就一心想著該怎麼投入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看有沒有機會、想辦法去參與這時代……」

真正讓宋隆泉決心投身民主運動,是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讓人覺得很不爽,國家機器、國家暴力用這種方法對付人民!」那個冬天,一群民眾與黨外人士在高雄街頭為紀念世界人權日遊行,拿著象徵性的火把卻被荷槍實彈的警察暴力清場,事後還指稱他們是暴徒、說他們圍歐警察、說他們要叛亂。

「你看很多報紙啊、雜誌啊,那時主流報紙都騙人的!」拿火把怎可打得過拿槍的,這點宋隆泉當然也知道,當政府把持媒體一面倒喊「暴徒」,宋隆泉心裡也想著,絕對要改變這一切。

只是改變並不容易,自1980年初《美麗島》雜誌社成員與參與者遭大抓捕以後,宋隆泉記得,那時台灣民主運動幾乎是陷入近乎「真空」的狀態。黨外雜誌雖敢批判,但在宋隆泉看來照片部份確實可惜、可以再改進,於是自美麗島事件後的6年,他開始背著相機走遍台灣「練功」,希望以攝影參與民主運動、紀錄真實的抗爭第一線。

美麗島事件的冬天後,台灣民主運動確實曾經一度陷入寒冬,然而當1986年5月份,黨外雜誌《自由時代》創辦人鄭南榕發起五一九綠色行動、要求中華民國政府解除戒嚴,長年寒冬下的冰層也漸漸融化、正要孕育新芽,宋隆泉在那時候與鄭南榕相遇了。

「以前多少知道警總,進來才知道是這樣子…」受鄭南榕之邀進《自由時代》破例成為專職攝影 開啟見證國家暴力

在與鄭南榕相遇以前,宋隆泉沒相關經驗仍想投身黨外,他的第一站是宜蘭《噶瑪蘭》雜誌社美編工作,面試時送了一本攝影集過去、社員驚呼拍這麼好,就這樣上路了。後來宋隆泉認識越來越多黨外人士,上台北見證1986年5月19日的「五一九」運動,他真正被震撼了:「這不就是我要做的事嗎?」

(宋隆泉攝影,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提供)
(宋隆泉攝影,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提供)

1986年五一九反戒嚴綠色行動,在「美麗島事件」後打破沉默、改變近7年的街頭運動真空期(宋隆泉攝影)

那是第一次五一九,在鄭南榕計畫下數百民眾聚集於萬華龍山寺、廣場放眼望去都是黑壓壓的人頭,儘管一旁有鎮暴警察人牆拿著武器盾牌層層包圍、沒人敢想像要是落單會怎樣,那些民眾依然高吼著,訴求當局「100%解嚴、100%回歸憲法」。人生首次見識大場面的宋隆泉當然沒閒著、現場不斷穿梭紀錄,他就被鄭南榕注意到了:「Nylon(鄭南榕)問我朋友:那誰?因為我很認真拍、跑來跑去、跑來跑去,Nylon就跟我朋友說,叫那個人來雜誌社上班……」

在龍山寺前跑來跑去的當下,宋隆泉自然不會想到,由鄭南榕發起的五一九運動不只打破沉默、改變近7年的街頭運動真空期、此後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當然也不會想到自己將成為黨外雜誌界第一位專職攝影記者──那時黨外雜誌幾乎無法請一位正職攝影、都是主流報社記者賺外快偷賣照片才能取得畫面,鄭南榕這一邀,不只突破業界傳統,也開啟宋隆泉人生最難忘的一段。

宋隆泉坦言,與鄭南榕相遇前他人都在宜蘭、不太清楚台北的《自由時代》是怎麼回事,自然也不曉得《自由時代》堪稱當年最激進黨外雜誌,批判蔣家、監督立法院、獨家政治調查樣樣來,更不曉得原來警總是真的「如影隨形」監控著雜誌社所有員工,他也是進去才真正感受到一切赤裸裸的國家機器運作。

(宋隆泉攝影,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提供)
(宋隆泉攝影,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提供)

「真正進到這圈子,我感受到真正的『國家暴力』。」(圖為1986年桃園機場事事件,宋隆泉攝影)

「以前多少知道警總,進來才知道是這樣子……五一九我就知道國家暴力對人民的影響,有些看起來就是情治單位的人會走來走去、拍機車拍人,但真正進到這圈子,我感受到真正的『國家暴力』。」宋隆泉還記得,那時電話監聽技術不夠先進,社員打個電話都能聽到第三方拿起話筒、按下錄音的各種喀喀聲,雖然無法當面抓到是誰監聽,大家對被監控一事心知肚明,卻也不怕,每個人就是站在自己崗位上工作好、與這種今日會被視為「異常」的監聽日常共處。

雖然當年威權政府看似允許黨外雜誌存在,實則沒有一刻放得下心,從取材、報題、送印、配送到經銷商一路過程都想監控,若發現內容踩到線、談的內容是政府不想讓人民知道的,就趕緊查禁,而在這般日常風聲鶴唳裡,宋隆泉卻也見識到鄭南榕的細心、膽識,為了給民眾「知」的權利,鄭南榕日日夜夜宛如人在棋局,展開與警總鬥智鬥法。

上班第一個工作竟是拿相機「拍警總」 他拍攝二二八和平紀念遊行卻被情治人員一棍打下台

儘管當年黨外雜誌經費有限,鄭南榕該省的錢不會省,宋隆泉記得當年同事最自豪的就是薪資高達6萬多、領周薪,4–6萬是基本的──那可是距今30多年前的4–6萬,這錢很大。「我們真的是幸福企業!」這一段,恐怕現在年輕記者聽了都要哭著說羨慕。鄭南榕也相當尊重員工專業,當1988年520農民運動報導要選當期雜誌封面、兩派僵持不下時,鄭南榕把最後一票給了宋隆泉,宋隆泉選的不是頭破血流的影像、而是農民孤身對抗軍警的壯烈畫面,最終那期雜誌也是大賣。

(攝自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常設展)
(攝自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常設展)

1988年520農民運動報導要選當期雜誌封面、兩派僵持不下時,鄭南榕把最後一票給了宋隆泉,宋隆泉選的是農民孤身對抗軍警的壯烈畫面(攝自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常設展)

更重要的,是花錢提供充足設備、讓員工無後顧之憂。那時警總無所不在,從取材、報題、拍照、沖照片、打字完稿、印刷每個環節都可能被監控,於是鄭南榕把該準備的設備都準備好,從暗房到打字都有,讓員工可以安心工作。

宋隆泉舉個「照相打字機」的例子,當年沒有電腦,雜誌社要排版、要印標題都必須特地跑去照相打字行,但「國民黨內鬥」這般標題在外面打字當然有內容流出風險,鄭南榕最後乾脆收購宋隆泉友人淘汰掉的一台照相打字機,截稿時間就請打字行員工拿字盤來:「全台灣只有我們雜誌社有!一方面可以避免被警總知道雜誌內容,一方面作業也很方便,有問題隨時可以改、不用改個標題又要跑打字行一次。」

《自由時代》全台唯一的不只是照相打字機,可以與海外通訊、當時監聽技術還掌握不到的傳真機自然也是必備,當年有許多民主運動人士流亡海外無法歸國、成為「黑名單」,但透過傳真機,鄭南榕可以繞過警總監控、聯繫好電話訪談細節,讓這些政府最不想看到的人們得以受訪,即便所謂「黑名單」尚無法回台灣,也能在台灣有空間發聲。

有時候警總還是會找上門來,該怎麼避免警總闖入辦公室沒收未出版的稿件、避免送印時在附近就被攔住,也是一場鬥法。宋隆泉永遠不會忘記他上班第一天的震撼教育,那時稿件正要從雜誌社出去印刷,卻有幾個警總跑來辦公室附近、意圖沒收,那時《自由時代》社員與警總僵持不下,鄭南榕眼見宋隆泉新人來報到,馬上靈機一動:「你去拍,去把他們通通拍起來!」登時快門喀擦喀擦,那些身份不能曝光的秘密警察當然怕自己成為下一期題材,瞬間鳥獸散。

(宋隆泉攝影,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提供)
(宋隆泉攝影,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提供)

給予員工優渥薪水、提供充足設備、同時有跟警總斡旋解除危機的本領,鄭南榕(左)至今仍很受《自由時代》職員們懷念(宋隆泉攝影)

進到《自由時代》,誰不得不學會機警,宋隆泉印象深刻的,還有一次去取材被8支步槍指著、最後卻能帶著照片全身而退的事件。那時泰源監獄、綠島監獄發生暴動,鄭南榕派2位文字、1位攝影前往採訪,宋隆泉那時奉命去綠島拍攝監獄外觀配圖,然而綠島監獄是軍事重地、門口肅殺地寫著「擅闖格殺勿論」,附近的小山丘雖能俯拍,一走上去必定駐守軍人被看到──於是,宋隆泉把握軍人趕來前的少少2分鐘時間,衝上去拍好照,一邊下山丘一邊把拍好的底片捲好、換一捲新的空白片進去,當軍人過來罵人時,他就開始臨場應對。

「我老闆叫我來拍照,我沒辦法啊!」「不行拍。」「我知道,那我把底片給你,當我沒拍,好嗎?」宋隆泉就這樣一連施展兩次裝傻、安全下莊,原本以為會這樣平安結束任務,沒想到離開綠島前就被一台吉普車追上了。那是綠島指揮部,一次8支槍,要扣押宋隆泉、沒收他所有設備跟底片。

雖然宋隆泉在與軍人交涉下還是平安帶著底片回來完成任務,但在其他場合,就未必那麼幸運了──宋隆泉始終記得,1987年在鄭南榕發起的二二八和平日遊行,在現場拍攝照片的他,被警總一棍打下去。

「歷史要被知道,記憶要被喚醒」親身見證民主自由得來不易 他盼台灣人記憶過去、珍惜一切

鄭南榕當年為民主化的拚搏,不只是發行《自由時代》讓人民有知的權利,同時他也是第一個為二二八事件家屬發聲的人。雖然鄭南榕出身外省家庭、父親曾在二二八事件差點被本省人毆打,鄭南榕很明白問題不是本省、外省,而是國家暴力帶來的撕裂,因此在1987年發起「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開始做二二八平反運動。

(宋隆泉攝影,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提供)
(宋隆泉攝影,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提供)

鄭南榕出身外省家庭,卻也是第一個發起二二八平反運動、在1987年籌組「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的社運者(宋隆泉攝影)

「那時整個台灣社會不能談二二八,那是對國民黨來講是很大的禁忌,就跟講『台灣獨立』一樣,所以當鄭南榕他們一群人出來做平反運動,我都覺得非常不可思議──怎麼有人敢做?這是會被殺頭的事啊!」年少時有黨外雜誌相伴的宋隆泉,當然知道出來談二二八風險多大,甚至不管任何議題,一群人站出來就是有風險:「當年搞運動,真的要冒很大的風險,很明顯地,警總是如影隨形在你身邊……」

在當時肅殺社會氣氛下,不只二二八和平日相關海報傳單會被扣留,活動現場也不安全。宋隆泉記得,一開始軍警作法是包圍街頭遊行群眾、不讓人潮擴大,但到3月7日就開始打人了──3月27日宋隆泉拍彰化場、找個制高點拍攝人群,沒想到有看起來像情治單位的人躲在後頭,一棍就把他打到台階下。

儘管如此,在鄭南榕突破禁忌下,1947年失去家人卻被迫噤聲的二二八受難者家族,時隔40年的1987終於可以慢慢站上街頭現身,宋隆泉也參與過家屬訪談,更深一步認識當年台灣人面臨的苦難,被壓抑40年的二二八平反運動一步步突破,蓋紀念碑、紀念館、賠償家屬,一路到今日的轉型正義工程:「這對台灣人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不然你在戒嚴令下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結社自由,講一句政府不喜歡的話可能就被關個5年、10年到被槍斃──一路下來,Nylon真的為台灣做很多……」

 

(宋隆泉攝影,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提供)
(宋隆泉攝影,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提供)

「當年搞運動,真的要冒很大的風險…」在肅殺社會氣氛下,不只二二八和平日相關海報傳單會被扣留,活動現場也不安全,就連宋隆泉現場攝影也曾被情治單位的人一棍打倒過(圖為1987年鄭南榕發起的二二八和平日運動,宋隆泉攝影)

儘管日常是那麼危機四伏、宋隆泉的老相機佈滿被警棍打出的坑坑疤疤,他始終感謝鄭南榕讓他一起參與台灣人爭取民主自由的過程。「要戒嚴令取消才有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所以要先取消戒嚴;再來,二二八對台灣人來講是很大的陰影,陰影不去除、恐懼永遠在,所以要平反二二八;再來,台灣要成為新國家,不能喊台獨就不可能,所以Nylon打破台獨言論的禁錮;再來,成為新的國家要幹嘛?要有新的憲法……」時至今日,宋隆泉依然可以清晰說出鄭南榕的一步步規畫,如何一步步讓台灣接下來成為民主自由的國家。

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是前人血淚的換取的,這點宋隆泉感觸再深刻不過,1989那一年,他看著老闆鄭南榕因為主張台灣獨立被控叛亂、自焚於辦公室,接著又看好友詹益樺追隨自焚殉道,他在《自由時代》的日子也就此結束。儘管如此,那不到3年在《自由時代》的時光,宋隆泉仍深感榮幸:「台灣的民主運動最大變動的年代,我參與在裡面、完整紀錄那年代的事情。我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我在《時代》雜誌的成就。」

2020.09.18-前《自由時代》雜誌攝影記者宋隆泉,談黨外雜誌記者經歷與戒嚴記憶。(陳品佑攝)
2020.09.18-前《自由時代》雜誌攝影記者宋隆泉,談黨外雜誌記者經歷與戒嚴記憶。(陳品佑攝)

「台灣的民主運動最大變動的年代,我參與在裡面、完整紀錄那年代的事情。我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我在《時代》雜誌的成就。」(陳品佑攝)

問起宋隆泉怎麼看待當今民主時代的問題,他直言,雖然台灣現在看來相當民主自由,「民主教育其實還不夠。」在台灣長年戒嚴歲月、威權政府洗腦教育下,還有很多台灣人可能不知道過去台灣發生的歷史,尤其《自由時代》這段,不在行業裡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歷史要被知道,記憶要被喚醒。」這是宋隆泉離開《自由時代》後依然不斷辦展覽的原因之一。走過民主轉型時代的老將,如今深刻盼望的,還是50歲以上經歷過威權的人們記憶能甦醒、30歲以下沒經歷過戒嚴的年輕人們能知道歷史,鄭南榕一生拚搏的「自由時代」,或許才能一直走下去、走下去。

了解更多鄭南榕與《自由時代》故事、台灣曾經歷的戒嚴日常,請參考「鄭南榕基金會‧紀念館」臉書粉絲專頁(連結)。近期特展「Kìng! 敬你!張芳聞攝影暨鄭南榕肖像再創聯展」將於10月24日(六)於鄭南榕紀念館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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