倖存者後代與「後記憶」：台灣人的戰爭記憶，該如何由歷史記載？

文：羅慎平（英國ESSEX大學政治系博士）

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戰爭，從2月24日俄羅斯軍隊進攻烏克蘭至今將近七個星期了。無論這場戰爭的起因、發展、結果和對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影響如何，也無論國際政治之間的合縱連橫，更無論世界各國因其種種考量所發出來的聲音甚囂塵上，唯一可以確定的是，這場戰爭帶給全世界絕大多數人的戰爭記憶，並不會全然一致。

在戰爭中死亡的人，除了他們的親友之外，並不會引起其他人多大的懷念與追憶，這毋寧說是人性的必然。我們也可以預期俄烏之戰也會與所有其他的戰爭一樣，倖存者的記憶和回顧將會給這場戰爭敘事增添許多不同的篇章和解讀。這些敘事將會增進我們對戰爭的理解，同時它們也是人類歷史演進的一部分——儘管它們是多麼地黑暗殘忍與讓人良心不安！

俄烏之戰尚未結束，未來的結局也難以預料，但是我們可以從過去的歷史經驗來討論所謂「後記憶」（postmemory）的問題。在大量的戰爭敘事中，其實是有許多沒有訴說到的部分，如果把我們的注意力放在「失落的聲音」（missing voices）的話，將能夠使我們對戰爭的種種論述（discourses）更為豐富。對於「後記憶」的討論便具有這樣的作用——尤其是在戰爭倖存者逐漸凋亡的年代。

每一個人對於戰爭的記憶和後記憶，皆有所不同

「後記憶」（postmemory）指的是倖存者的後代所繼承下來的記憶，這是屬於「二手的」（second-hand）記憶。

「後記憶」這個詞是經由學者Marianne Hirsh的使用而廣為人知，最初是用來表示在第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大屠殺中倖存者的子女與其父母的戰爭記憶之間的關係。到如今，這個概念已經超越了這些家庭及其世代間的限制，描述了「後代或距離遙遠的當代目擊者與他人的個人、集體、和文化創傷的關係，與他們記住或者僅通過故事而知道的經歷之關係、圖像和行為」。[1]

「後記憶」的概念，原本是用在戰爭的倖存者及其子女身上，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也逐漸擴展到倖存者的孫子女輩或是更遙遠的後代。這些人對他們第一代倖存者的敘事、意象和行為不斷地進行各種形式的對話交談，給已經豐富的戰爭故事增加了另一種向度，可能有了他們自己的詮釋，至少他們不會切斷與過去歷史的連結。

在一個家族中，戰爭的記憶在世代之間的傳遞，幾乎是透過年長者向年輕世代以說故事的方式來進行。年輕人在聽了（或者經由閱讀上一輩人所留下來的文字和影像紀錄）這些故事之後，會詮釋和重新建構這些故事，因而給原初的敘說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除此之外，這些故事是如何被分享接收和處理成為有意義（或者無意義）的敘事，對我們理解在時間歷程中所形成和持續的戰爭記憶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可以理解，因為種種因素使得每一個人對於戰爭的記和後記憶，皆有所不同。

有些人身遭生離死別的創傷，或是本身有過瀕臨死亡的經驗，或是因為酷刑虐待而被剝奪了人性的尊嚴，他們或者絕口不談過去戰爭中所發生的一切事件，或者對於施加在他身心上的傷痕的戰爭國口誅筆伐深惡痛絕，並且傳達給下一代。

有些人在戰爭時期與敵方合作，在敵方的招撫和示恩之下，謀得個人和家族巨大的政治經濟利益，但是在戰爭結束後，這些利益化為烏有，事後還遭到起底清算，被視為賣國買辦，因此躲藏終生，對其後代絕口不提。

有人雖然未曾在戰爭中成為加害者或是被害人，平淡度日，袖手旁觀，只因為他們曾經是那戰爭集團的一分子，在良心和罪惡感的驅動下，誠摯又沉痛地向戰爭中所有的死難者認罪道歉！也有人是因為曾經在戰爭中扮演了迫害者的角色，事後受到良心的譴責，痛苦度過餘生，並且把過去的經歷告訴下一代，做為某種警惕和贖罪的方式。

《轉角國際》於2022年3月22日曾經以「終結者的反戰人聲：阿諾史瓦辛格與他的『俄羅斯英雄』？」為題，報導美國好萊塢電影明星阿諾史瓦辛格 （Arnold Schwarzenegger）立即停止俄烏戰爭的呼籲。他提到他對俄羅斯人的情感與敬意，也提到他對戰爭的記憶，而這個記憶卻是他的父親傳達給他的：

「當我的父親隨納粹德軍包圍列寧格勒的一開始，他也是被納粹政權的宣傳機器灌飽了自欺謊言，但在他離開列寧格勒時，他卻只剩下一具身體與心理都壞掉了的殘破空殼——他此後終其一生都活在痛苦裡：他背上的負傷讓他終身疼痛，身體裡拿不出來的砲彈碎片總是以疼痛逼迫他的身體記憶著那痛苦的戰爭之年......

當然，最讓他痛苦的還是罪惡感，懊悔、隨暴政起舞的罪惡感。」

山西出土大量戰國時代屍骨，重現長平之戰的慘烈

數年前，有機會到山西省高平市去參加炎帝神農氏的祭祀大典，並且在典禮過後參觀了高平市博物館。高平市博物館建築面積約8000多平方米，共分為館藏文物、炎帝文化、長平之戰、高平古建和黨史文化五個展廳，館藏文物共16000餘件。[2]

個人對於炎帝文化和中國歷史深感興趣，但是因為時間有限，便選擇參觀了長平之戰的展覽。西元前262年，山西省高平市上演了一出慘絕人寰的大戰，這場戰役便是中國歷史中赫赫有名的「長平之戰」。

長平之戰，是秦昭襄王47年（西元前260年）5月至10月秦國率軍在趙國的長平（今山西省晉城高平市西北）一帶同趙國軍隊發生的戰爭。秦趙兩國共出動約90萬軍隊，戰爭持續三年時間，秦國大將白起採用聲東擊西的戰術，徹底殲滅趙國的剩餘士兵。趙軍最終戰敗，秦國獲勝進佔長平，此戰共斬首坑殺趙軍約45萬。

1995年，山西省晉城高平市永錄村發現一處屍骨坑，出土了大量的屍骨和刀幣、布幣、半兩、箭頭、帶鉤等文物，為研究長平之戰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其中一號坑中重壘交錯的屍骨，有的胳膊大腿有明顯斷裂的痕跡（應該是刀砍）。有的胸腔內遺有箭頭，還有的僅見軀幹而無頭顱。這些均說明他們是被殺死後掩埋的。

另外，此坑和附近的二號坑均為深坑，看上去更像是天然的深溝大壑，而非秦軍專為掩埋戰俘屍體所挖。長平之戰的遺址，位於山西省晉城高平市東西梁山之間丹河附近河谷地帶，現為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在高平期間，每日三餐都有「白起豆腐」或稱之為「白起肉」這一道菜，風味特殊又深富歷史記憶，特別令人難忘。

然而，經過現代考古學家的挖掘、各行專家的研究、政府資源的投入、當代科技的運用以及人民歷史文化意識的支撐，在二千多年之後，重現長平之戰的慘烈、殘酷、其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對後代的影響，正是戰爭之記憶與後記憶最好的說明。

台灣人的戰爭記憶，該如何由歷史記載？

《臺灣通史》是第一部由台灣人撰寫、描述台灣歷史的通史類著作。作者連橫（雅堂）先生基於先人家教啟蒙與台灣為日本所占的雙重動機，自1908年至1918年著手撰寫《臺灣通史》，體裁仿效司馬遷《史記》體例，起自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終於清朝光緒21年將台灣割讓給日本（1895年）為止，約有60萬字，是臺灣人第一次完成的第一部冠以「臺灣通史」名稱的著作。

連雅堂先生在《臺灣通史序》中說：「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鑑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虛，均於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國可滅，而史不可滅』。是以郢書、燕說猶存其名，晉乘、楚杌語多可採。然則臺灣無史，豈非臺人之痛歟？」

《臺灣通史》出版之後，許多研究台灣歷史文化者雖然對之褒貶不一，但它卻是一部繞不過去的經典權威著作。我們後人儘可以新材料、新方法、新史觀去批判它，但是直到今天，後人還不能寫出一部超越連雅堂先生的《臺灣通史》，為文史學界折服信任，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台灣自各方勢力侵入四百多年來，大小戰爭不計其數，就以最近一百多年的歷史來說，台灣人民在1895乙未的抗日戰爭，日本統治台灣時期（1895至1945）包括原住民族在內各族群的抗日運動，日本殖民政權對我台灣同胞的剝削壓榨屠殺，中日戰爭時期無差別地威逼利誘各族群的台灣婦女到戰場擔任「慰安婦」等等惡行，卻甚少有公開鄭重的揭發與悼念，並且要求加害者道歉與賠償。

每年，有許多人追悼二二八事件以及戒嚴時期的白色恐怖，要求揭發真相、懲罰凶手、恢復被定罪者的名譽、賠償受難者家屬、促成轉型正義，但是對其它異國異族施加在我們身上的種種傷痕烙印，有時卻選擇性的失憶，至今甚至猶有權貴人物吹捧殖民統治，緬懷殖民主子施捨的恩惠與特權，這種心態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臺灣通史》自序，就曾經明白說到編纂台灣史有三難——徵文難、考獻難、欲取金匱石室之書難。連雅堂說：「斷簡殘編，蒐羅匪易；郭公夏五，疑信相參；則徵文難。老成凋謝，莫可諮詢；巷議街譚，事多不實；則考獻難。重以改隸之際，兵馬倥傯，檔案俱失；私家收拾，半付祝融，則欲取金匱石室之書，以成風雨名山之業，而有所不可。」

憑連氏家財之豐、藏書之富、蒐羅之廣、動筆之勤，尚有如此浩歎；而我們如果要保存台灣人的戰爭記憶，表現台灣人的戰爭敘事，建構台灣人的戰爭論述，如果國家權力機構挾其龐大的資源卻不著手進行，則私人更無完成的可能，要建構出一個所謂台灣人的主體性實在是難如登天，緣木求魚，台灣人恐也將永無完整之歷史可言。

或者，我們正如羅貫中先生在《三國演義》前的定場詩所言：「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果真如此，我們倒也無話可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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