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如鏡─展望攝影藝術新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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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重雄回收底片定影後的廢液,提煉出銀手鐲,見證了日治晚期日本推行兩萬家寫真館引用「採銀法」響應愛護資源運動。(張蒼松攝)
方重雄回收底片定影後的廢液,提煉出銀手鐲,見證了日治晚期日本推行兩萬家寫真館引用「採銀法」響應愛護資源運動。(張蒼松攝)
行醫六十九年的張文魁,退隱前幾天,決定將父親張朝目所有的玻璃乾版遺作贈予「國家攝影文化」。(張蒼松攝)
行醫六十九年的張文魁,退隱前幾天,決定將父親張朝目所有的玻璃乾版遺作贈予「國家攝影文化」。(張蒼松攝)
洪孔達醫師九十五歲那年,把自身代表作交給洪孟陽兄弟保存,昆仲倆將珍愛的乾版原件資產,悉數捐出。(張蒼松攝)
洪孔達醫師九十五歲那年,把自身代表作交給洪孟陽兄弟保存,昆仲倆將珍愛的乾版原件資產,悉數捐出。(張蒼松攝)
彭瑞麟與恩師石川欽一郎,十幾年書信往返四十封,攝影家傳承尺牘寄情之美,多年後,骨肉到中南部求學,天天收到父親捎來家書。(張蒼松攝)
彭瑞麟與恩師石川欽一郎,十幾年書信往返四十封,攝影家傳承尺牘寄情之美,多年後,骨肉到中南部求學,天天收到父親捎來家書。(張蒼松攝)

經過幾次失敗,法國畫家達蓋爾終於公開了他實驗成功的「銀版攝影術」,鍍銀拋光後的銅板表面就像光可鑑人的鏡子,巴黎市民驚嘆:「這是一面擁有記憶的鏡子!」歡呼聲中迎接攝影術的問世,這是182年前人類文明史上的大事。

底片機能持續演進,英國的發明家接力研發了玻璃板作為感光乳劑的載體,致力達成極高的平整性,質地像鏡子一般精緻。二十世紀初,美國發明「機械吹圓筒法」生產大型玻璃板,用來製作乾版底片的底材;為了改善光的屈折率,玻璃原料混和「天燃放射性元素U」製成玻璃乾版底片,攝影效果的鮮銳度傑出,層次十分豐富,不過,恆溫恆濕的耐久保存條件也格外嚴苛。

回顧1994年第四屆「台北攝影節」,我策畫了「為我們的影像歷史洗塵」,在誠品藝文空間展出,沉重的策展引言寫道:「本土到底還有多少玻璃乾版底片(簡稱:乾版),隨著歲月的沉積在我們的記憶中灰飛煙滅?及時採集躲過戰火,卻因保存不易,極可能從生活源頭拔除的影像文化資產。」田野調查後策畫玻璃乾版影像展,希望探求亟需打開的癥結,並召開「設立台灣攝影美術館的必要性」座談會,為提升攝影藝術環境尋求解方。

匯聚數十張照片,鑑照攝影史及世相變遷,都源自乾版底片光影交織下的鮮活結像,卸展後,我懷著悵惘、失落和未完成感,歸還所有乾版及其參展照片,當時,所有權人曾表達「日後專業機構啟用時將捐贈乾版原作」的意願。

體恤玻璃乾版底片時代的艱困時光

為何承繼下來的乾版質量有限?除了「殘留的定影液引發化學劣化、達不到恆溫恆濕誘發生物劣化、持拿不當造成物理劣化」之外,大環境變動不居更衝擊了乾版的存續空間。

日治晚期,時局吃緊,張清言遺孀張廖里租了牛車,漏夜搬運先夫的事物桌及乾版遺作,從嘉義市區駛往民雄鄉間疏開,再輾轉運到士林的娘家安放,遺憾的事終究發生了,空襲引起大火吞噬了部分乾版,只留下200餘張立體攝影原件。

吳金淼開設「金淼寫真館」,兩年後就扛起重任,紀錄了楊梅防衛團、楊梅子弟出征前與家族送別、祝新加坡陷落遊行等反映國際間烽火連連的社會變貌,到了1942年,幾乎天天空襲,於是由當時十八歲的胞弟吳金榮用扁擔挑起沉甸甸的玻璃乾版,和堂弟吳茂增結伴,沿著山路徒步三個多小時,挑到新埔外婆家寄存,一直到戰爭尾聲才又挑回楊梅。

張文魁在日本留學習醫,1946年返台行醫,十多年後再由彰化回到家鄉后里執業,籌設醫院時,診間的開窗,就是由他的兄弟手足找出父親張朝目拍攝的10乘12英寸乾版,以砂紙磨去藥膜面上的影像,就是窗櫺裡一張張高級的透明玻璃。

我曾與日本前輩攝影家松本德彥談起,乾版變身玻璃窗戶的往事,未料,他頗有同感地回應說:戰後,物資極端匱乏,日本人把乾版浸泡溫水裡,藥膜面就會剝離,這是取得代用玻璃的變通方法,另外,寫真館如出一轍地去除既有影像後,塗上感光乳劑又是一張可供二度使用的乾版底片。

到了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曾有製造鏡子的廠商到嘉義「新高攝影社」,收購乾版用來改造成鏡子,第二代館主方重雄取出父親方慶綿的遺作,從相同影像當中各挑出一張,廠商每隔數月就會前來採買,約莫五年後,「台灣玻璃」開始生產平板玻璃,此後,才終止了乾版淪為玻璃窗的命運。

比攝影年輕五十歲的電影也有共同際遇,鹿谷鄉彰雅村的廣興戲院,在閣樓放映室旁的庫房備有容器,用來盛裝下片後棄置的膠卷,好讓成衣廠央人前來整桶回收,當年襯衫衣領和大甲草帽的內襯材料便是取自電影底片膠卷!

深情大度的文化資產呵護者

2014年11月起,文化部委由「國立臺灣博物館」籌設「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忝為諮詢及典藏委員,延續做志工的腳程,聚焦乾版的訪查及採集,因著「攝影文化資產的家」即將成立,我內心平添了踏實感,陸續拜訪了五位已故攝影家的子嗣,淡定地面對所有權人答允捐贈乾版的當下、還有口述訪談扣合時代脈動的情節,再三觸及我內斂微喜中的深層感動。

發掘了行醫六十九年的張文魁珍藏著「張寫真館」作品,於2015年6月27日即將傳衣缽給兒子恩銘的前幾天,為先父也為自己做出明快的抉擇,張文魁毫不猶豫地捐出張朝目攝於20~30年代的乾版總共70多張、以及許多文件、手稿、白描畫作、人像攝影教材和繪葉書,退隱前九十三年人生的神來一筆,豐實了台灣攝影史補遺的內涵。

吳金淼500餘張乾版作品製作成電子檔,多數為寫真館棚內拍的常民肖像,我與所有權人吳榮訓有過合作經驗,彼此已建立了互信基礎,這回由我撿選了寫實和肖像攝影的代表作共5張,其中「祖靈塔祭祀」這張因運送途中導致龜裂之物理劣化,為此他追加另一張作為彌補,捐贈誠意滿滿。

第三位捐贈者是洪孟陽和洪博彥昆仲,父親洪孔達行醫半世紀,為一萬三千名新生兒接生,餘暇以攝影及球類運動紓解醫者的壓力,2007年洪醫師九十五高齡,他把62張乾版作品交給同樣熱愛攝影而在美國行醫的長子洪孟陽收藏。2017年,我從洪醫師生前的摯交好友陳政雄處獲悉洪醫師的遺作中也有乾版,於是11月展開聯繫,兄弟倆都有「父親的遺作屬公共文化資產」的理念罷,從發心到實現的進程顯得很流暢,2018年元月下旬,洪孟陽從美國攜回台灣,2月9日,洪博彥親自帶著乾版北上贈予「國家攝影文化中心」,6月「光影如鏡」在臺博館展出,洪彥博又捐出僅有的10張乾版─我感知了「珍惜傳家寶的濃稠情意盡在父子世代交替的儀式感中款款流露」。

口述訪談用以考掘「信史」

2011年,為北美館策畫「時代之眼」群展,林草的鏡頭刻劃1905至1910年間的霧峰林家「頂厝」林獻堂家族,深宅大院,出入多為文人雅士,我覺察了有許多影像為長工、僱傭、奶媽、婢女或園丁的身影定格,在580多張的乾版影像中占了顯著的比重。

如是不分主從都能平等入鏡的現象,八年後,我終於尋訪了林家21世後裔林光輝,進行口述訪談的結論是,林獻堂待人處事的修為,彰顯了林家格外注重「人和之道」─從林家先祖林石投入抗清林爽文事件與清法戰爭、再到林獻堂的民族主義運動,都需要與各方人士合縱連橫的人格特質,鮮活地反映在日常生活裡的攝影行為!

林家花園的景薰樓北側,一泓靜謐溝渠,曾經看得到婦女浣衣的景象,依據林光輝的描述,這裡本來是一望無際的人工湖,林家先民在此操練水兵,光復後漸次填土種甘蔗,湖泊不復存在,這張百年前浣衣的乾版影像,見證了現實存在的歷史典故。

文物與珍稀史料兩相契合

即使張朝目已然辭世51個寒暑,他健在時蒐集的文件十分多元,一本20頁不到的《寫真業.十四號》小冊,讓一段辛酸史重見天日。

為了響應日本政府於「蘆溝橋事變」後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寫真館同業藉由《寫真業》宣傳「國家的大財源!任何人都能輕易做到的採銀法-加入資源愛護運動」。然而,年代久遠,如何查證推行運動的來龍去脈?

這本《寫真業》記載了德國寫真化學權威卡瑞.基瑟的論述,我查詢了他的原文名字Karl Keezer,曾擔任「東寶電影公司」顧問,而與「愛護資源運動」的時空背景吻合。非常時期的強勢作為,從基瑟發表相關數據看出端倪:每公升定影的海波廢液含有8.748公克金屬銀,假設一家寫真館一年平均使用五百打5×7英寸的乾版,就可以積累1248公克的銀含量,準此,日本全國大約兩萬家寫真業者,經由「硫化法」可以提煉出一千七百四十多萬公克的金屬銀。

田野調查往往找出超乎想像的答案,2018年2月14日,我於方重雄搬到板橋的自宅發現了由底片定影廢液提煉的銀手鐲,它活生生地驗證八十年前的「愛護資源運動」,使得這段歷史甦醒過來了。

攝影家豐沛的情感表達

彭瑞麟追隨「西洋美術的開拓者」石川欽一郎研習繪畫,不過,石川發現他對幾種色彩弱視之故,遂推薦他前往東京念攝影,1931年,自「東京寫真專門學校」以優異成績畢業後返台,在大稻埕開設「阿波羅寫真館」。

四年後,長子良崐、次子良岷、三子良釗陸續在寫真館誕生,彭瑞麟貼身觀察,以攝影追蹤新生命的降臨與成長,把照片仔細地黏貼在相簿,調性精美的黑白照片一旁,以流利的行草書寫札記,日文字裡行間,盡是為人夫為人父自然流露的慈愛與幸福。

為孩子們製作的相簿,長子擁有兩本,二子出生後還勉強製作了一本,隨著時局日漸詭譎,到了三子來到人間,空襲頻仍,彭瑞麟只編綴了幾頁,就因全家返回新竹二重埔躲避戰火而停止。

彭瑞麟濃情自在,他與恩師石川欽一郎在十幾年裡書信往返四十封,至今保存完好,攝影家傳承了日本社會尺牘寄情之美,直到良崐、良岷辭鄉到中南部念大學那些年,天天收到父親捎來家書,父子情深託付魚雁傳遞。

國立大學應及時創設攝影學系

2003年,於史博館策畫「回首台灣百年攝影幽光」的契機,我訪查了十二位已故攝影家遺作的保存現況後,於中國時報為文,大聲急呼「搶救攝影文化資產─我們非常需要攝影美術館」,2012年,策畫了立法院紅樓召開「推動設立國家級攝影博物館」公聽會,這兩回一致地敦促公部門施政務必重視正式的攝影教育。

整體攝影藝術環境的提升,涵括設立攝影博物館或美術館、編纂與出版攝影史、以及大學創設學制完整的攝影學系,新近,籌備六年多的「國家攝影文化中心」終於誕生了,是故前面兩項願景已然過渡到日益落實的階段,唯獨攝影教育依舊棲身國際社會的後段班,不僅被歐美日各國甩得老遠的,就連韓國及大陸的大學攝影教育都比台灣先進許多!

不論設計、文創、視覺藝術、傳媒、影視、工商和攝影藝術行政諸多專業人才的養成,抑或立志做個深耕攝影創作、報導攝影和廣告攝影的藝術家,沒有圍牆的「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台北館」必然供給社會影像美育的養分,但回歸體制內教學,才是攝影的全人教育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