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成中國禁語：兩蒙一家親？

作者：Mark Lin／五道口男子職業技術學校

近期「內蒙古」3 個字，在中國社交軟體上成為禁忌的詞彙，甚至有部分蒙古語話題的網站也被關閉。主因是內蒙古教育廳傳達「加強漢語教學」的政策文件出台後，在內蒙古當地引起輿論波瀾。

雙語教育的爭論，涉及中國憲法裡規定的民族平等問題──蒙古族學者和學生家長大多認為，新措施將令蒙古語言的生存陷入危機。

但關鍵更是：如今當內蒙古人的「認同問題」再一次浮上台面的同時，內蒙古自治區 v.s. 蒙古國（中國人多稱外蒙古）之間的比較、相關歷史的探討，也在網路上鬧得沸沸揚揚，讓北京政府當局格外敏感。

筆者曾有兩次參訪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的經驗，亦有多次自行前往內蒙古首府呼和浩特的自助旅行體驗。在此先向大家介紹一下兩地如今許多顯而易見的差異之處，從而探討「兩蒙」背後複雜的歷史、文化與政治糾葛，幫助大家認識這個議題：

千萬別對蒙古國人說「外蒙」

當飛機一降落烏蘭巴托機場，入境蒙古國的感受，便立刻和在中國時大不相同：從街景到語言，這裏都充滿了「異國情調」，或者說和許多中亞國家十分類似，完全可以體會到蒙古國早已經不是中國（或說「中華文化」）的勢力範圍。

蒙古國也是目前全球人口密度最低的國家之一：其國土面積 156 萬平方公里，約等於 43 個台灣那麼大；其境內總人口數卻只有 300 餘萬，相當於一個臺北市。

蒙古國人普遍體型壯碩、行事剽悍、表情剛毅，日常服飾上則有很多人保持傳統穿著。另外相較於日本人或韓國人（兩者近年均在當地有許多投資），蒙古國人其實多半不太喜歡所謂的「中國人」。

尤其是，千萬別對蒙古國人說台灣不少人因小時候受的（大中華）教育，而慣用的「外蒙」兩個字。這對當地人來說，是高度不尊重他們主權的事情。

筆者參訪蒙古國時，就有同行者不小心脫口而出外蒙兩字，結果被蒙古國人直接回擊：「你們現在連國家都不是！」

內蒙古：滿滿的「中國特色」

走訪內蒙古自治區，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了：除了體會到「山川壯麗、物產豐隆」，各大城市均與今日中國的二、三線城市無甚差異，更是充滿了「中國特色」，至少講普通話時完全通行無阻。

每當遇到內蒙官員的朋友（也是蒙古族人）講到「外蒙問題」，普遍有以下三個反應：

首先，「我們內蒙人的『血統比較純正』，是成吉思汗黃金家族後裔，元明清時期就世代居住於此。我們老祖先成吉思汗、忽必烈既然『也是』中國人，這是現在中學歷史的必考題，那我們當然『也是』中國人⋯⋯」

其次，「我們內蒙古『經濟發展比較好』，號稱中國的『新月沃土』，東林西礦、南農北牧，它的人均草原、森林和耕地面積均居中國第一，畜牧業綜合產能居全國五大牧區之首⋯⋯。換言之，內蒙古人普遍「比較有錢」，生活條件更好⋯⋯」

第三，「外蒙古『雖然（看似）獨立』，但『所託非人』、經濟狀況不好。現在內蒙古隨便一個主要城市（呼和浩特、包頭、赤峰、通遼、烏海、呼倫貝爾、烏蘭察布、鄂爾多斯烏蘭浩特）人口都比整個外蒙多，外蒙獨立後政治上受到蘇聯的制約，淪為附庸國，經濟還是依賴中國⋯⋯」

筆者研究過今日「內蒙古自治區」的歷史形成和地緣政治，它之所以沒有選擇外蒙的獨立道路，與上述的血緣、地理、經濟、國際因素等交織有關。但情況並沒有內蒙官員說得如此「簡單」：

正是因為內蒙古各盟旗的郡王，與中國歷朝歷代或政權輪替之間，不同的意識形態相互交雜、掣肘，導致內蒙古在「完全獨立」與「完全中國化」之間，始終有不同的主張彼此拉鋸、也一直可說懸而未決，導致目前的「自治」成為最大公約數，但底下卻仍暗潮洶湧。

簡單來說，如今許多內蒙的各界領袖，既想承襲「優越的蒙古人歷史傳統」，卻也不想擺脫「有錢有勢的中國身份」。

有意思的是，內蒙人看「外蒙」，總認為是俄羅斯的附庸國；蒙古國人看內蒙，則是中國的附庸地區。彼此背後都有強大的靠山，「兩蒙一家親」也因此成為雙方都不可能有共鳴的政治詞彙。

「秋海棠變老母雞」：國民政府是怎麼「失去蒙古」的？

為何「中國內蒙自治區」和「蒙古共和國」，主要居民同屬蒙古族人，卻發展成今日「道不同不相為謀」的現狀？這要從二戰末期的國際局勢講起：

（中國被排除在外的）《雅爾達協定》之後，國民政府意識到蒙古問題的談判癥結在莫斯科──畢竟蘇聯當時已是蒙古的「保護國」。但如何從史達林手上「討回蒙古」，是高難度的政治問題。

按照時任「中華民國總統暨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指示時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宋子文的想法，是在對俄談判中「避免涉及外蒙古問題，並堅持維持外蒙古之現狀」，即給予外蒙古高度自治的同時，保持中國對外蒙古的「名義宗主權」，將外蒙古問題「擱置下來」。

然而，蔣介石這樣的小心思，卻被老狐狸的史達林給識破，蘇聯扔搬出《雅爾達協定》，稱如果不解決外蒙古的「歸屬問題」，那麼蘇聯將拒絕對日宣戰。史達林還加碼威脅：「放棄外蒙古對國民政府更有利，否則外蒙古將聯合『所有蒙古人』一起爭取獨立。」外蒙加上內蒙「一起獨立」，對國民政府而言顯然是最不利的局面，導致雙方談判陷入僵局。

接著，蔣介石派出兒子蔣經國以「私人名義」拜會了史達林。根據蔣經國自傳文集《風雨中的寧靜》所述，當時他近乎懇求地說道：「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臺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裡，反而把這麼大一塊土地割讓出去，那豈不是失了抗戰的本意？中國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

然而，史達林卻直言不諱道：「你要知道，今天並不是我要你來幫忙，而是你要我來幫忙，倘若你本國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會提要求。」

「外蒙」致力建國半世紀，終在戰後正式加入聯合國

中蘇的「外蒙問題」談判，國民政府節節敗退：除了承諾外蒙古將「保留最大限度的自治權」，後來甚至以允許蘇聯駐軍外蒙古作為交換條件──但這些均被史達林否決。

最後蔣介石只好妥協：只要蘇聯在東北（「偽滿洲國」歸還中國）、新疆（停止支援「藏獨運動」）及中共（不干涉國民黨在戰後「清黨剿匪」）等問題上滿足他的條件，那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將在外蒙古獨立一事上做出讓步。

職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正式簽訂。當中指出：茲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之願望，中國政府聲明將於日本戰敗後，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證實此項願望，中國政府當承認外蒙古之獨立。

到了 1945 年 10 月 25 日，外蒙古真的舉行了「全民獨立公投」：參加投票的蒙古公民完全沒有人反對獨立。這場國民政府後來稱「老大哥蘇聯在背後操作」的獨立公投，最後以 97% 贊成票、3% 的無效票、 0 人反對通過。1946 年 1 月 5 日，國民政府正式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一切看似如此「你情我願」，中國地圖也正式從「秋海棠」變成「老母雞」。

1950 年代起，蒙古人民共和國數度申請入聯，（當時已「退守」台灣、但還未退出聯合國的）中華民國政府為此還動用過唯一一次安理會否決權。最後蒙古人民國入聯案仍在 1961 年通過（蔣介石棄權），正式成為聯合國會員國。

回溯歷史，「丟掉蒙古」到底是國民黨的責任、抑或共產黨的責任？筆者認為這個問題恐怕是問偏了：

當我們後人能理解國、共兩黨當年其實都是「共產國際」一手扶植的小老弟時，歷史給出的答案其實很簡單：蘇聯作為蒙古獨立的堅強後盾，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對「難兄難弟」其實也無可奈何。

更重要的是，蒙古人看到中國人討論這個問題，也必然眉頭深鎖：（今日的）蒙古國早自 1911 年大清帝國滅亡後，就不斷致力於獨立運動，期間曾在 1919年「被中華民國出兵」取消自治、1921 年在蘇聯支持下又恢復獨立；1937 年起又陸續擊退日軍侵略，並到 1945 年正式「對日宣戰」取得勝利，終至在蘇聯支持下成功獨立。

嚴格來說，蒙古人的國祚甚至比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長──還在以「外蒙」稱之，顯然是「中國人」的歷史認知有問題！

今日蒙古國：泛北亞地區的民主燈塔

蒙古國依公投結果選擇獨立，內蒙地區則選擇自治、依附在中國的框架下。兩蒙因此從來就不「一家親」，也沒有人高喊過「一個蒙古」的原則。

烏蘭巴托執政當局，目前在其國際政經策略上的主流，打的更是「拉攏美日、抑制中俄」的牌：

現任蒙古國總統巴特圖拉噶是「武打明星出身」，據說柔術還比俄羅斯總統普丁高段。他競選時因訴諸「蒙古民族主義」、成功當選蒙古國總統，上任後大力拉攏美、日兩國的力量，用以抗衡中、俄兩國對蒙古國的深遠影響。

蒙古國在上世紀 90 年代蘇聯解體時，也搭上第三波民主浪潮，發生了政治革命，導致 1992 年正式改國號，由當時社會主義色彩鮮明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改為今日的蒙古國，同時頒布了一個實行多黨制的憲法，並開始向市場經濟過渡。

如今攤開「泛北亞」的政治地圖，相較於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吉爾吉斯、中國等，蒙古國堪稱少數定期舉辦大選、相對穩定施行多黨制的「民主燈塔」。

但經濟上由於地緣關係，仍過度依賴中國，在蒙古國內始終是一項喧囂的政治議題：蒙古國政壇面對中國的「戰狼外交」、「鋭實力」、「以商逼政」等等手段，同樣有著許多爭議與不同聲音。

筆者行走於「兩蒙」的江湖之間，發現「蒙古學」在蒙古國自然貴為國學、在中國卻變成「少數民族研究」──如今「蒙古學」的討論聲浪在中國境內再起，自是北京政府不想面對的敏感議題。

而中國的主流輿論，常喜好拿「外蒙」與「內蒙」進行比較，並說明內蒙選擇自治是「正確的」，而外蒙選擇獨立是「錯誤的」，於是推演出如果蒙古要想促成經濟成長、蒙古國人民要想過上好日子，就只有一條路可走：好好跟中國打交道。

但這恰恰是蒙古國民在心理上抵制中國的根源。也和今日許多香港、台灣民眾看待中國的心情，可謂如出一轍。

※本文由換日線網站授權刊載，原標題為《 內蒙古成中國網路禁語：兩蒙一家親？「這是你們中國人的歷史認知有問題！」》，未經同意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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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Mark Lin，台北出生、高雄長大、北京委身。專長為私募股權基金研究，曾任職政府產經智庫及外商顧問諮詢，就讀過台大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北大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清大經濟學系博士班，兼讀過五道口男子職業技術學校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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