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暴動真相懸空50年，八大待解之謎

香港六七暴動，仿似一個羅生門。

由於歷史資料匱乏，自1967年爆發以來，50年來許多真相一直懸空，不少說法未能考證。對於一些重要疑點，左派有左派的說法，警察有警察的理據，群眾有群眾的見證，許多事件細節，就算學術界也不能得出定案。他們沒完沒了的爭拗什麼？「真相」與「真相」之間又存在什麼落差？端傳媒為此羅列了八大待解之謎，為大家一一講述。

一、周恩來是香港罪人還是恩人？

中共建國後， 周恩來指示香港事務，對港奉行「長期利用，充分打算」的政策。在政治局勢極為混亂的六七暴動期間，作為最高領導人之一，周恩來是全面知情、遙控暴動的決策者？抑或挽救香港、制止災禍蔓延的救贖者？

不少人或有粗略印象，認為「六七時期」香港左派與內地溝通機制失效，周恩來對香港的情況不知情。然而，根據《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獲得的吳荻舟先生《67筆記》發現，當時有外辦、外交部同中央調查部人員組成「港澳聯合辦公室」，吳荻舟擔任「群眾組組長」，負責和香港聯絡，遇到重大問題，即時向周恩來秘書錢家棟報告，這意味著，即使周恩來面對中央文革及造反派的衝擊，處於非常被動的境地，但他對香港暴動情況仍然有相當掌握。

根據陸恭蕙《地下陣線：中共在香港的歴史 》（《地下陣線》），1966年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來通過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傳送指示到香港，文化大革命不會擴大到香港， 進行任何革命行動將毀掉中共長期在香港工作的深厚基礎和戰略部署。但文革衝擊了中國外交事務，外事革命領導小組奪了負責香港日常工作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的權，中央文革小組成為直接監督中共在香港活動的頂頭上司。儘管周恩來仍在其位，但香港的左派不確定他是否仍完全掌握香港事務。此時，周恩來面對被趕下台的政治威脅，非常謹慎，不譴責香港的左派，試圖對暴動既鼓勵又抑制。另外，他亦專門下令在外交部設立香港事務專案辦公室，以監督、影響香港的決策。

根據張家偉的《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 新蒲崗事件爆發後，周恩來認為中國政府對港英鎮壓行動作出反應是必要的，但要掌握「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要文鬥，不要搞武鬥。」而在5月22日港英警察毆打在中環花園道左派群眾後，周恩來向赴京請示的新華分社曾派副社長朱曼平透露，香港左派的行為是「迫中央上馬」，顯然周恩來不想發動鬥爭。

不過，文革學者余汝信在其專著《香港，1967》卻認為，周恩來的態度內外有別，內部討論與自己對外以及官方對外的態度都有距離，整個案件處理過程曲折。與上述周恩來內部談話的態度相對，5月15日英國代辦處門前三天三夜的百萬人示威，以及5月18日十萬人參加的「北京各界革命群眾憤怒聲討英國當局迫害我香港同胞的暴行大會」，都是由外交部建議，周恩來批准進行的。周恩來更親自參加了5月18日的大會。

6月3日《人民日報》一篇題為「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的社論又是一例。這篇著名的社論經周恩來修改後批准發表，提出左派「隨時準備響應偉大祖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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