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屠殺倖存見證者 不忘初衷拚中國民主

「人生一晃2、30年，你說我們能不急嗎？」一名33年前從天安門廣場上撤出的親歷者說，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國民主，他著急的是缺少年輕人接棒，在現實生活中維權也有許多艱難。

• 參與六四 人是出來了 但精神上「30年都沒走出那個地方」

中共視「六四」紀念日為敏感的日子。據了解，律師浦志強、異議人士查建國等「敏感人士」1日開始就被加強維穩，不是強制被帶走旅遊，就是家門外有人監視。

本篇報導的受訪者張先生（化名）也不例外。他是在國內安全保衛（國保）人員對他加強監視前，告訴記者參與六四對他意味著什麼，以及他在20多年後有什麼樣的轉變。

張先生今年53歲，是個普通的小生意人，1989年時，他是北京大學2年級的文科學生，父母務農，沒有特別的家世背景。

當時響應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不只是北京的學生和工人，在上海、成都以及其他省會城市如濟南、西安、長沙、武漢、合肥、瀋陽、鄭州等，都有規模不等的示威遊行，有研究者估計，1989年民運總體數量上約有數百萬人參與。

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像張先生這樣的普通人，要求政府處理貪腐問題、進而追求民主自由。而在六四鎮壓後，相較於流亡海外者，留在國內的才是這個群體的大多數。

張先生4月開始參與天安門廣場上的活動，曾參加過5天絕食，回到學校，後來又再度走進廣場。 6月3日深夜，軍隊開始清場，他是最後一波從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撤出的學生之一，當時大約已是4日凌晨4、5時。

人是出來了，但是精神上「30年都沒走出那個地方」。六四屠殺後，張先生還因為與維持北京城戒嚴的士兵發生衝突，在看守所被「收容審查」了半年。說起六四對他的影響，張先生說，就是一個年輕人所遭受「精神上強烈的刺激」。

經歷過六四和關押後，張先生始終覺得應該「做」些什麼，而不是像知識分子只在理論上去談論。為此，他甚至1993年到了湖南，和一些朋友從事一些想發動基層反抗或培養意識覺醒的工作，後來一些朋友被警察抓捕。

六四之後，張先生想的仍是政治層面的事，像是建立反對黨、要為六四平反等。但從2012年開始，他轉而參與具體的基層維權事務，比如社區業主委員會選舉、拆遷權益等，此外，也參與或推動一些知名的跨省維權事件；他認為這些直接牽涉民眾生活利益的事才能產生動員力量。他的體會是：「政治路窄、維權路廣」。

張先生認為，自己最近10年投身的事情是「做實事、打基礎」：中國要有民主的土壤，才有可能做後續更大的事。但維權路也不好走，「我不直接提共產黨怎麼樣，國保說我在打擦邊球」。

• 中國社會還有培育民主的土壤嗎？

更大的問題是，當今中國社會還有培育民主的土壤嗎？許志永2012年發起「新公民運動」，主張教育平權、官員財產公示等，隔年就被逮補並坐牢4年；近年他又因為「廈門聚會」以及2020年發表要求習近平下台的「勸退書」而被拘捕。 2015年爆發抓捕維權人士和維權律師的「709事件」，牽涉約300人，對中國維權界更是一大重擊。

張先生坦言，這些事情讓中國的民權運動陷入了低潮。

他也很清楚中國的言論環境越來越緊縮，「現在還能抱團發聲的，只有校友會了」。無論是2018年支持工運的一些青年被拘留，或是今年初徐州曝光被鐵鏈鎖脖的8孩母親，都可見到以中國人民大學校友會、北京大學校友會等名義簽名連署聲援，儘管這些內容通常也很快就被刪除。

生意難做加上疫情衝擊，張先生為了償還負債賣掉房子，「沒有房產的維權人士很艱難，國保會讓房東來趕你」，一邊是被房東不斷逼遷，一邊是妻小需要安定的生活，警察又經常到他租房小區外「站崗」引來鄰居側目。大半精力花在應對這些事上，這樣的人生值得嗎？

他說：「這牽涉到你看待人生的意義是什麼。要真正撬動中國還是要在國內，我也不是怕去衝撞這些，重點是我有妻兒、有負債......」

六四事件過去33年，頭髮已有些花白的張先生還在為自己的理念努力。讓他焦急的除了中國的民主環境，還有年輕人接棒的問題。他所往來自由派的圈子中，大家年紀越來越大，沒有什麼新血加入，雖然接觸過幾年前聲援工運的左派青年，但不免問：「自由派的後代在哪？中國這個路有多長？」

他說：「我不願意到了我70歲時，事情還沒有成。希望這一生能看到中國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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