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得以在中國完美體現 「問題是大鍋飯是否存在,能吃多久?」

張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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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作者提到,馬克思是永恆的。因為世界上永遠都是『無產者』大大多於『資產者』,未受正規高等教育者大大多於受過思維訓練者,不管社會主義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也不管是獨裁國家還是民主國家。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市場。對於那些因為個人條件或社會條件而無法獲得知識和技能的大多數來說,『大鍋飯』是他們本能的需求,就像無產者嚮往共產,人們嚮往天堂。對於個人來說如此,對於國家來說也是如此。問題只是大鍋飯是否存在,能吃多久?」

「人人生而平等」只是一個理念,並不是現實。即使在民主國家,人人都握有選票,仍然無法避免蘇格拉底最終所面臨的悖論。你可以少數服從多數,但是無法避免「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這一現實。一個真正為民著想的人未必能夠受到大多數人的擁戴,這就是民主與生俱來的致命傷。也是「平等」與「不平等」必將「永遠回歸」的理由。

因此,徹底排除馬克思主義也只是是一個幻想。理解這一點並不需要什麼先進的理論,尼采的「永遠回歸」就足夠。就像潮漲潮落,或者鐘擺:從左到右,再從右到左。例如民主和獨裁,只要時鐘還在行走,鐘擺不可能停止在中點上。(請注意!這裡說的並不是那種「詭辯術」式的「辯證法」:禍中有福,福中有禍,福禍都一樣。)這種左右搖擺的「永遠回歸」還表現在代代相傳的必然性上,正如每一代人都會面臨生老病死一樣,這也就是使扎拉圖示特拉感到絕望的原因。

民主與獨裁是一對孿生的概念,或說就是一個概念的兩個方面。就像「永遠回歸」,極端的民主孕育著獨裁,極端的獨裁又哺育了民主。問題是是否有可能控制「擺幅」以避免毫無意義的犧牲和浪費。後面將會提到的「人民民主專政」貌似是一個控制「擺幅」的手段,而實際上只是忽悠。因為作為執行人的「人民」是不可能存在的。解釋一下,一般認為,為了限制和消滅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必須實行專政(獨裁)。而實際情況是,為了實行專政,必須不斷製造「階級敵人」,這才是對付人民的手段。不但在國內,還要在國外。同時,為了專政,必須讓人民赤手空拳、一無所有,不單武器,還有財產。反映在意識形態方面,必須使人民進入無意識的斯得哥爾摩綜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精神狀態之中。這是專政得以立足的前提條件,也是專政的「合理性」所在。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獨裁的典範。專政越是殘暴,政權就越是穩固,直到走到極限並維持這個極限。事實證明,統治者的任何心慈手軟都會給政權帶來致命的威脅。國內如此,國際上也是如此。例如:不管美國給予過中國多少幫助,也不管中國的「解放」和發展在多大程度上得益於美國,中國必須把美國設定為「敵人」!因為美國代表著民主,也因為非此就不能證明獨裁的正確性。這就是所謂的「原則問題」,是修建廁所和製造原子彈孰輕孰重的問題。

當自由競爭成為威脅

因此,共產主義實質上就是無產主義。好像其中有你一份,但是你不能退股。你的股分還不能威脅到大股東的利益和權利(權力)。這就是共產主義必然會造成遠遠超越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的原因,不管這財富表現為權利還是金錢。因為財富由統治集團所掌控,同時,統治集團又是國家機器的掌控者。腐敗是統治階層的特權、動力、應得的一份,就像工資。只要站好隊,也別因招搖過市而引起民憤、揭穿忽悠的騙局。

共產主義必將造成生產力、社會發展的停滯。因為一切創造力都將被視為威脅。那種在科技、經濟方面發揮創造力,而在政治改革方面消滅創造力的想法只是單相思、一廂情願。因為在你牙牙學語的時候,你的創造力就已經被閹割了。甚至更早,在你的基因裡。

共產主義把自由競爭改良為巧取豪奪,任何形式的「良心」都將被淘汰出局。這是一個逆向淘汰的過程,一個「退化論」的惡性循環,也是一種形式的「適者生存」。官越大就需要越沒有公民意識和普世價值,不管他多像一個「好人」。為了政權的延續,他頂多扮演一個善於平衡的角色,在生產力的停滯、倒退,直至國力衰竭、民不聊生的時候登台表演。但是這些都不影響人們對於一個虛無主義的、共產主義的美好理想的信仰,反而常常是堅定了這一信仰。這也是斯得哥爾摩綜合症的一個表現。

提高或維持生產力、跟上時代的步伐,或說與時代抗衡的唯一出路就是各種形式的搶、騙、偷,以及賄賂。這也是必然的。在此意義上,共產主義所造成的道德敗壞甚於其他方面,因為道德不僅停留在意識層面,還會深入到無意識層面(超我)。

共產主義和其他宗教本質上是一樣的,以自我為中心。為了爭搶地盤,它必須消滅其他的一切宗教,乃至各種思想,不進則退。

共產主義與中國選上彼此

中國有句俗話:「錢不是萬能的,但沒錢卻是萬萬不能的。」這個說法可以套用在很多場合,比如:「選舉不是萬能的,但沒選舉卻是萬萬不能的。」「民主不是萬能的,但沒民主卻是萬萬不能的。」民主很難保證民選的質量,但是卻能保證災難不可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得以持續。民主與其說是一種制度,首先是一種觀念(觀念論?)。而且這種觀念像科學一樣,也在不斷地進步。各國有各國的國情,因此民主也應該是多樣化的,程度不齊的。但是是否相互取長補短、不斷改進卻是民主的試金石。完全沒有民主觀念作為基礎而強行推行的民主制度是維持不了多久的,世界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是共產主義的最完美體現。可以說共產主義選擇了中國,也可以說中國選擇了共產主義。一碼事。共產主義是個美好的「羊頭」。就是說,並不是它被當作了羊頭,而是說它本身就是羊頭:一種無法兌現的虛無主義、一個自相矛盾的悖論。在經濟學方面,他必將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在政治學方面,它是獨裁的土壤,因為財產的共產以思想的共產為先決條件。在此意義上,希特勒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共產主義者。這些,歷史已經給出了證明。那麼在中國,「狗肉」還得是儒法道。「儒」指宣傳,或言洗腦。儒字當頭,無孔不入,也符合中國傳統;「法」作為後盾: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道」作為宗教式的調和劑,用於忽悠,使所有歪理邪說天衣無縫。這不但是傳統,也是現實。中國從上到下有意無意的忽悠(如果不說欺騙的話)大行其道,就是明證。共產黨的「偉大、光明、正確」正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儒法道」的意義之上的。就是說,換一個角度來看,馬克思主義儒法道是共產黨的理想,幸運的是,也是中國的現實。

「馭民五術」好割韭菜

儒教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統治術,這一點連蒙元、滿清的統治者都不否認,儘管漢人驕傲地稱其為「同化」。儒家思想用教條和歪理邪說徹底僵化了中國人的思考能力,其結果是完全失去了判斷真善美的可能。儒家本來僅有的一點「調和」、「中庸」的「善意」也已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無條件服從統治者的意志。對於尚存一點思考能力的人來說,這已是不言自明的真相,這裡就不再贅述。

法外有法的法家思想使中國人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貧民」,俗稱「韭菜」。他們思想統一,深情地唱著同一首歌:「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沒有天哪有地,沒有地哪有家,沒有家哪有你,沒有你哪有我。假如你不曾養育我,給我溫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護我,我的命運將會是什麼?是你撫養我長大,陪我說第一句話(我總是聽成「是你不讓我長大,不讓我說一句話」)……」(注)這種「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稱「人質情結」並非突然產生於一九七三年的瑞典,為了求生而依戀強者的生存本能和精神機制在精神分析學中早已被探究;作為歷史現象,則幾乎貫穿了有文字記載的人類文明史。在中國,這種精神疾病甚至體現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民族特徵,或曰「國民性」。其病入膏肓甚至甚於阿Q精神,也是阿Q精神賴以生存的土壤。然而這個民族的精神病史和其歷史淵源,卻因為「國民性」的原因,至今,即使有人談及,卻無人論及。商鞅的「五民」法,可謂致使中華民族精神疾病加重的因素之一;而現今共產黨的手法更為簡約:首先剝奪你的一切,然後你只能仰仗它時不時的開恩而求得生存和發達。這也是中國人愛國的根本原因。他們沒有一寸土地,因而疲於奔命,不是為了錢就是為了權……他們自顧不暇、也相互為敵,甚至連夫妻之間都不知道「愛」為何物,但是卻知道「愛國」。插一句,有人指責魯迅有各種各樣的毛病和缺陷,但是還有誰能像魯迅那樣深刻地展現了中國人的精神實質呢?

畏懼趙高 必須指鹿為馬的那些人

與「斯得哥爾摩綜合症」類似的還有「煤氣燈效應」(Gaslighting)、一個來自於二戰期間美國影視作品的概念:利用洗腦術使對方完全失去自我、產生人格障礙,因而無法正視現實,以致被無條件操控。歌曲〈東方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是一個「暗示」:中國人不是弱智就是腦殘!跟唱「我們都是大傻蛋」沒什麼兩樣:如果沒有大救星來為人民謀幸福,那麼他們只能在水深火熱中混吃等死。過去相信皇帝,現在要相信領袖。不過話說回來,〈東方紅〉說的或許沒錯:「中國人不是弱智就是腦殘」,不然的話為什麼中國人一湊到一起就大唱〈東方紅〉呢?還有那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共產黨在表面上宣稱唯物主義是科學的,暗地裡卻把唯心主義推向極致,否則怎麼會隨時隨地把洗腦放在第一位?一方面高舉唯物主義的大旗,另一方面洗腦(精神)決定一切!這就是共產黨的「辯證法」的精髓和高明之處:既可以混淆視聽,又可以逃脫罪責,例如把人禍變成天災……

未經反思的、源自中國「最古老哲學著作」《易經》的道家思想使「忽悠」成為了生存常態、思維方式,從國到民。「忽悠」是「欺騙」的前奏。如果說忽悠還存在著對「事實」的一絲恐懼,那麼欺騙則突破了這最後一層底線,用謊言取代事實。「忽悠」和「欺騙」的區別在於:前者側重於對「事實」的解釋,而後者乾脆偽造事實。在此意義上,忽悠常常比欺騙更有效、也更長久。與忽悠一樣,說謊也分為「有意的說謊」和「習慣性說謊」。「指鹿為馬」是中國古代的一個故事,也是前者的一個例子:為了某個目的或者生存不得不說謊。謊言的成立取決於兩個方面:謊言的製造者和謊言的認同者,就是說也包括因為畏懼趙高也必須指鹿為馬的群臣。

張喚民

筆名老喚。北京生人。198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曾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研究室工作,1987年至1996年在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完成碩士和博士課程。現居日本東京。

曾翻譯有《說茶》(岡倉天心著)、《勝負與藝術》(藤澤秀行著)、《超越實地與模樣》(趙治勳著)、《舞舞舞》(村上春樹著,合譯)、《弗洛伊德後期著作選》和《弗洛伊德論美文選》(合譯)、《解讀尼采》(吉爾・都魯茲著)等書。著有《日本人的背影》等書。

※本書擷取自《中國有哲學嗎?:NO!中國只有為政治服務的漢字忽悠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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