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借殼「民主聯合政府」

文/史景遷 譯者/溫洽溢、孟令偉、陳榮彬
旺報

毛澤東已預期到最後勝利,於九月底在北京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表面上看來這一會議服膺其所宣布的「民主之聯合政府」原則,但實際上卻由中國共產黨一手主導,而該會議所包含的其餘十四個黨派代表,大都隸屬於一些小型政黨。

憤懣的臺灣人民於一九四七年二月掀起反政府的騷動,國民政府的軍隊向人群開火,槍殺許多示威者。隨後數周,透過一連串殘酷行動,陳儀下令逮捕、處決數千名傑出的知識分子與地方領袖,企圖瓦解臺灣人的精神,此舉令人髮指的程度讓人想起蔣介石於一九二七年在上海的清黨策略。

拒絕投降八點條件

在臺灣人的反抗運動爆發後,蔣介石召回陳儀,改派另一批作風穩健的文官,就在魏道明這位新任省主席主政之下,漸漸把臺灣建設成未來可容納大批外省籍人士的基地。就在北京淪陷的數月前,幾千箱清朝檔案文件連同前清宮典藏之藝術珍品運往臺灣,為國民政府以中華民族文化遺產保護人自居,作了一次有力宣傳。一支忠於蔣介石的三十萬部隊,在二十六艘砲艦與飛機的掩護下,於一九四九年初登陸臺灣。此情此景正式宣告蔣介石應已作了撤守臺灣的抉擇。

一九四九年春天是中國休養生息的階段,當時共產黨人正在重新整編、安頓長江北岸的部隊,組織華北各省人民政府。蔣介石於一九四九年一月正式下野之後,即由廣西軍閥李宗仁繼任總統。自從李宗仁在南京就職以來,便試圖勸服毛澤東對共產黨所提之國民黨投降八點條件做出讓步,但是徒勞而無功。毛澤東堅持下列八項和平條件不容妥協:一、懲辦所有戰犯;二、廢除不合法的一九四七年憲法;三、廢除國民黨的法統;四、改編國民政府部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租佃制度;七、廢止所有賣國條約;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以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李宗仁還在考慮這些條件時,共軍嚴正聲明他們不能容忍外國帝國主義利益介入中國內戰。而共產黨為了表達立場,做出和日本人相似的反應,日本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因美國砲艦「班乃島號」(Panay)試圖撤出南京危城內美國使館人員,而以重砲、機槍將之擊沉。一九四九年四月,英國派遣驅逐艦「紫水晶號」(Amethyst)航行至南京提供使館人員補給品,同時準備視情勢需要撤出英國公民。當「紫水晶號」溯長江而行時,遭到北岸共軍排砲的猛烈轟擊,英軍十七人死亡、二十人受傷。前往援救的英國海軍船艦亦遭擊退。雖然英國最後還是把船救了出來,但英軍實在無力對抗這種異常激烈的反帝國主義行動。

歷經了冗長的討價還價,共產黨人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向李宗仁代總統下了最後通牒,要求他必須在五天內接受投降八點條件。在李宗仁拒絕後,共產黨重啟戰端。四月二十三日,南京不戰而下,嗣後杭州、武漢旋踵相繼陷落。上海在僅作象徵性的抵抗之後亦於五月底被共軍克復。隨後數月間, 共軍以驚人的速度鞏固戰果, 其表現只有一六四五、一六四六年滿人與其漢人附庸問鼎中原可堪匹敵。彭德懷的部隊西行占領西安,後雖遭到一位來自甘肅的回人將軍頑強抵抗,最後還是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將蘭州納入共產黨版圖內。是月,林彪的軍隊占領長沙,並在彭部朝西北進入新疆之際,飛馳南下廣州。九月,國民政府位於新疆的軍隊隨同綏遠、寧夏的軍隊向共產黨乞降。而一度受阻於東南沿海的林彪部隊,於十月中旬進占廣州,以及廈門──這是護衛臺灣的最後一道門戶,因此設有重兵固守。共產黨其他軍隊轉向西南,十一月中拿下貴州;月底則克復蔣介石的抗戰根據地重慶。

毛澤東已預期到最後勝利,於九月底在北京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表面上看來這一會議服膺其所宣布的「民主之聯合政府」原則,但實際上卻由中國共產黨一手主導,而該會議所包含的其餘十四個黨派代表,大都隸屬於一些小型政黨。他們選出中央政府的成員(毛澤東膺選為主席,朱德則為副主席);選定北京取代南京市為中國國都;新國旗則是紅底,上飾一顆五角金星,輔以四顆小金星;並改以西方通用的格里高里曆法(Gregorian Calendar)紀年。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開國大典上,佇立在曾經是明、清皇宮大門的天安門之上俯瞰著歡聲雷動的人群,正式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效忠者自裁明志

即使國民黨的垮臺並未重演明朝覆亡時種種犧牲小我的英雄事蹟,但其意象還是類似的。的確,國共之間數度戰況慘烈,蔣介石的幾位幕僚和效忠者選擇自裁明志。不過極少人能媲美十七世紀的儒士,以死證道,以生命在各地傳續烈火。只有在閻錫山這位長壽軍閥治下的山西曾出現怪異的高尚犧牲行徑。此人並非國民黨的正規軍人,而是閻錫山所屬「犧牲救國同盟會」的領袖人物梁化之。梁化之如同閻錫山的其他部將,經年累月與山西共產黨人奮戰,最後受困於防禦工事堅實的太原城。太原一役戰況慘烈,因數千名日軍受閻錫山之邀,組成先遣部隊抵抗共軍,因而一度取得優勢(閻錫山雖立下決一死戰的誓言,但最後還是遺棄了部屬)。當共軍最後於一九四九年四月攻入太原,梁化之縱火焚燒囚禁共產黨人的監獄,並在熊熊火光直入雲霄時自裁身亡。

但這類行動畢竟只是少數,全國上下此刻戒慎恐懼者多,以死明志者少。這是一場持久、血跡斑斑、樂綜複雜、令人困惑的內戰;洋溢著英雄主義,也充斥著殘酷無情;有崇高的社會理想,也暗藏惡習弊端。我們可以透過西方偉大的攝影家之一、一九四九年底身處中國的卡地亞-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作品去揣想當年的時代氛圍。布列松所拍攝的黑白照片,精準捕捉到中國人心中的徬徨無依。街頭的乞婦、飢餓的孩童、痀僂的苦力、肩上披掛著口糧、疲憊不堪的解放軍戰士,同樣疲倦的國民黨官員在碼頭看護著行李、流離失所的農民群眾、蜂擁至銀行兌換遽然貶值的紙幣的市井小民、倉促間豎立布告牌以迎接新征服者的學生,這些人早已成為革命洪潮中的一部分,如今更必須思考如何邁向嶄新但不確定的未來。(中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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