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沒有契約精神 台灣能跟它談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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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2021)年底,香港立場新聞被抄了,多位媒體人被捕。接著,眾新聞也關了,許多人同聲哀嘆。在之前,香港立法會選舉選出了湊一色「愛國」議員,香港大學的國殤之柱也被移走,雖有遺憾,卻未起波瀾。

沒有引起波瀾,不表示人們不關心,而是這些事件,僅是為人們心中的預期結果畫下句點。當波瀾壯闊的反送中運動被強勢壓制下來,中共鐵腕統治香港,撕毀一切協議,消滅任何一點雜音,已是意料中事。所謂「一國兩制」,已成歷史,當老共不想演了,鐵腕統治、因言賈禍,便成現實生活。

契約概念不適用中國人

但台灣不少人,尤其是藍營人士,至今還在倡議兩岸「和平協議」,要跟對岸好好談。張榮豐老師近日貼出一篇貼文,講述他三十年前與中共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談話,直指此種論點的荒謬。許家屯說得很白,對於與中共當局簽訂白紙黑字的協議,如「和平協定」等,這是西方人的「契約」概念,中國人政治根本不適用。「和中共打交道,就算把一國兩制具體內容寫清楚,簽下協定也沒用。到時候公開宣稱的是一套,真正執行的又是一套,而鄧小平心裏想的可能又是一套。」

所謂「一國兩制」,已成歷史,當老共不想演了,鐵腕統治、因言賈禍,便成現實生活。(湯森路透)

很奇怪嗎?一點都不奇怪。把史景遷那套「追尋現代中國」讀一遍,再參考其他著述,便會發現在中華帝國千年傳承的治術中,協議與承諾都是暫時性的,契約與承諾是商人間的遊戲,王公貴冑根本不理你這套。清初,少數滿人為了統治龐大漢人,必須採取妥協,降低抗力,所以容忍異音,康熙、雍正還會在八股取士之外,另開「博學鴻詞科」,由各省督撫舉薦晚明名士,安撫儒生。雍正雖狠,但對著書罵他甚至想殺他的曾靜網開一面,把他的懺悔口供寫成《大義覺迷錄》,進行軟攻統戰,還下發基層研讀,以期換得仁君之名。

但到了乾隆皇權已固,於是根本不演了,把曾靜給凌遲處死,《大義覺迷錄》也被查禁。康、雍兩朝,文字獄總共不過30起左右,乾隆一朝便興了130起以上,這還是後人依據檔案做的不完全統計。當皇上心意變了,說你有罪便有罪,之前的承諾與協議通通作廢,除了私下損我兩句,你又能奈我何?

一個「不能談」的政權

江湖上一樣。江湖談判的第一守則,是先搞清楚對方是不是個能談的人?能不能談的關鍵就是他能否信守承諾?以及他有沒有能力落實協議?一個管不住小弟的大哥,或是一個總在文字中找隙縫鑽巧門的騙子,那就是個不能談的人。。即使血流五步,兩敗俱傷,也比被騙到丟盔棄甲,一無所有,走已無路,反亦不能要好得多。

同樣是千年官僚智慧,被招安者也少有好下場。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傳最後幾回,描述蔡京、童貫等府院官僚,覺得宋江這批人原本是我等寇仇,如今卻讓他們「上馬管軍,下馬管民」,豈不令人恥笑?士可忍孰不可忍。於是矯詔設計,御賜鴆酒,下毒陷害,把宋江與梁山好漢頭頭們盡皆殺了。宋江為了保有自己「忠義」之名,還把鴆酒誘使李逵喝了,以防他反叛。水滸雖是小說,但對當年官府如何處理招安降卒,描繪得頗為真實。只看前90回,宋江是個英雄。但看完120回,宋江實是整個梁山泊好漢們的罪人。難怪台灣只發90回本,稱後30回為偽書。

香港的種種事例,便是千年帝王治術的今日復刻,更說明了中共是一個不能談的政權。被統治者只能當個百依百順的順民,不得有任何怨言異音,他不准你碰的東西,連靠近都不准。他不是罪行法定主義,而是官定入罪法則,人民永遠不會知道自己什麼行為犯了什麼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現代的名詞就叫作「共同富裕」。

「和平」只是辯證法下的暫時階段

所以,台灣人最好想清楚,有槍的時候不抵抗,繳械以後就只能任人宰割。「和談」只能跟信奉契約精神的人談,沒辦法跟這種信奉帝王心法的人談。戰爭或暴力對決不是好事,卻常常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不想打也得打,打下去可能生靈塗炭,但不打乞降一樣要面對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數代子孫都得禁言謹語,惶惶度日,這種「不自由的小康社會」,是我們要的未來嗎?是我們可以忍受的「繁榮」嗎?

我們可以接受對峙下的妥協,甚至戰爭後的停火,卻不能忍受繳械式的和平。「和平」在中共語彙中,只是辯證法中的一個暫時階段,並不是一個高貴無上的名詞,「鬥爭」才是他們信奉的永遠不變信念。談判,永遠只能跟可以談的人談;協議,永遠只能跟信奉契約精神的人簽定。和平有幾百種樣貌,但用綏靖與繳械換得的和平,永遠不會得到長治久安的平和社會與快意人生。

※作者為前親民黨文宣部副主任、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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