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的本省外省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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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四月初心血來潮,打電話給兩位高雄女中初中同學麗玉和淑惠,我們二十年沒見了。在中山大學任教那十五年,我跟同學不時見面。但是2003年後到香港和澳門任職,就沒有再參加聚會。我請她們兩人到美術館區一家西餐廳喝咖啡、吃南瓜胡桃派。第一眼三個人幾乎認不出彼此,年紀大的時候,衰老變化越來越明顯,何況我們記得的是彼此十四、十五歲的模樣。

一開頭我們交換同學的消息,淑惠說,安娥、雪梅過世了。兩張少女的臉一甲子前的面容,在我眼前晃過,一張淳樸溫和,一張渾圓雪白,我輕聲驚呼。想到杜甫的句子:「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幸虧人數不到半。她們又談誰誰中風了,我說:「三個月前我在臺北探訪瑜,真沒想到她那麼虛弱,因為平衡不好常跌倒,腦部開了幾次刀,身心都受重傷。看了真的很難過。」

不少同學定居臺北,我們計畫六月二十五日在臺北找同學喝下午茶,因為那晚我在臺北的文學沙龍上朗讀小說,麗玉將陪我北上。

五月新冠肺炎疫情升級,北上的文學活動取消了,跟老同學相聚也成泡影。想到四月跟我喝咖啡的兩位同學是本省人,臺北要相聚的也是本省人,班上外省同學人數少,大多失聯了。我開始思索初中歲月本省和外省同學相處的情形。1959年高雄女中初三甲班畢業照裡同學五十一位,外省十一人,占全班百分之二十二。根據1956年臺灣的人口普查二次大戰後來台的外省人占總人口百分之十二。我想外省學生考取理想中學比例較高,大概因為父母覺得孩子的未來出路只有靠考取大學,督促課業比較嚴。

初中三年本省和外省同學相處如何呢?我查看舊照片簿,大部分的合照都是混合的。我們周一到周六上課,每天在校內的九小時基本上混在一起沒有省籍之分,尤其是午餐的群聚,和每週有幾天自由活動時段的群聚。午餐時要好的同學把課桌併起來,圍成一圈吃自家帶的便當。我那一圈的人越來越多,多是本省同學,因為我吃完飯就跟同學開講武俠小說,頗有古代說書人的架式。

父親每天由辦公室帶回《香港時報》,上面連載的〈華山劍俠傳〉就是我第二天說故事的素材。我慢慢摸清楚掌控聽眾注意力的竅門,打下了以後寫小說的基礎。自由活動時段我們就三五成群,在操場上、花圃裡說悄悄話,說女孩兒家的心事。我那群六、七個本省、外省都有。

最窩心的活動,就是請同學到自己家裡吃媽媽做的菜。我母親非常好客,請多次,本省、外省不分,多年後她們念念不忘母親的廣東蒸魚和眷村菜韭菜豆乾炒肉絲。瑜請同學回家吃飯,等於是訓練我們吃辣,因為她媽媽是重慶人,每一道菜都麻辣到舌頭痛。到本省同學家吃飯,不只可以品嘗媽媽的台菜,有時候吃餐廳叫來的酒席。請客的本省同學不少出身醫生世家。我們初一甲班至少有五個醫生女兒,其中三個還是表姐妹。

有一種本省同學款客之道是外省同學無法投桃報李的。她們請同學到家裡吃完晚飯,還過夜。住日式榻榻米房,多鋪幾張床墊,就可以並排睡很多人。我有一張珍貴的照片,就是到秀娟的舅舅家過夜,我們在被窩裡笑笑鬧鬧,又拍照,玩到很晚。相機是我帶的,但是沒有帶三腳架,執相機的同學手又不穩,所以臉都很模糊。照片中四個人,本省、外省各半。女中的校園生活很單純,沒有省籍分化的思想、沒有男女情愛的紛擾,女同學之間自然地融合,生出溫厚的情誼,不分省籍、貧富、成績。

我常被邀請到本省同學家玩,是因為當班長跟全班都混得很熟。初一當上班長屬於偶然。初中一年級開學才幾天,同學彼此不認識,童子軍課的女老師親自點選每班的班長。這一屆兩百多人在操場集合。她挺著身腰緩步走過每一班同學面前,一一地「相」我們。她走到我面前,望著我說:「你當班長」。

她為什麼挑我?她巡行到我面前,兩眼威嚴地瞪著我,我就瞪回去,從小當花童、表演跳舞、演講,早練就膽子。老師大概因為我無懼的神色選我。於是我當了初一甲班班長。初二、初三被選當班長,要感謝班上同學對我的信任。班上大部分人本省籍,她們的選擇顯示心中無省籍之分。我可是個認真的班長。像是帶領清潔股長一同督促同學打掃教室,檢查同學的指甲有沒有藏垢;制止同學在午睡時間說話等。為什麼同學還是年年選這個凶巴巴的班長呢?大概因為我只問事理,不針對個人;還有每年我都編導話劇,帶領同學在歲暮晚會上演出,同學樂此不疲。

沒有想到在某時刻、在某同學眼中,我變成權威的化身。一位同學冒出一句抗議的話,而這句話十二年後才發現,跟二二八事件有關。

初三一天下午一點鐘聲響起,是午睡時間,全班同學都頭枕雙臂,趴在課桌上午睡。本省籍黃同學,個性活潑大膽,鐘聲響完了幾分鐘她還跟旁邊的同學說話。看她打攪到別人睡眠,我走過去說:「不要說話了,睡覺」。

她說:「凶什麼凶!你們外省人殺了高雄人。」

說完她趴桌上睡覺,以後她再也沒有說過這類話。我當時愣住,沒有回應,不知道她在講什麼,因為我根本不知道有二二八這段歷史,更不知道高雄是事件的重災區,發生了民眾武裝反抗,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用武力鎮壓,殺死不少社會精英,更濫殺無辜民眾。初三那年是事件之後第十二年,鎮壓、殺害早就掩蓋下來。女中學生活在無知無憂之中。

1967年出國留學後,才在海外同學辦的雜誌上讀到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文章。外省第二代的尷尬處境是,殺戮為上一代的暴行,我們像帶有原罪,不知道如何自處。其實本省人的尷尬處境更甚,他們前兩代人無辜被日本殖民,光復前被教育大陸是敵國,光復後政府卻被南撤的大陸人接管;光復前正轉化為皇民,光復後要恢復做中國人,光是身分認同就很混淆,何況母國竟然殺戮子民!

黃同學說出那句話後六十多年的今天,我還在思索傷口癒合的問題。大概黃同學的伯伯、或祖輩在事件中身亡,她的傷口必然深,隱忍已久,才會脫口罵我。紀念碑、紀念館、賠償金、歷史平反,都是外在的撫平動作,個人內心的傷痛不容易消失。希望一甲子歲月來她的傷口漸漸癒合。壓下去的怨恨,像地心的火,總會爆發,也許是多次小爆發,也許是一次大爆發。而我,沾到一點微小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