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讓庸才盤據政壇

楊艾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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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近10餘年來,政治幾乎成為骯髒行業,從事政治的人都被冠以政客,最客氣的稱呼是政治人,除非歷史上的人物,幾乎已無人被稱為「政治家」了。往日,丘吉爾領導英國成為抵抗納粹的中流砥柱、甘乃迪家族一門三傑,雷根及柴契爾的自由化,挽救歐美經濟於狂瀾之中,都已成歷史輕塵,渺渺遠去。

台灣亦復如是,威權時代,政治還可當作志業來做,尤其是蔣介石和蔣經國要提拔的人,只要品德不錯,能力不錯,總能循序攀升,至少能做個部會副首長,有的還留名青史,如孫運璿、李國鼎、尹仲容等,誰也不能否認他們的有為有守,對台灣經濟的貢獻。縱使台灣解嚴,民進黨或當年黨外先賢們,也確實是展現出當時台灣政壇難得一見的博學、勇氣、草根、魅力。如康寧祥、盧修一、江鵬堅等。

德國政治學者漢娜‧鄂蘭早在1960年代就主張,政治參與不是民主社會中公民的消極負擔,而是人們創造歷史的積極權利,政治活動也不只是虛偽狡詐、合縱連橫,而是人類顯現一己真性的活動。例如這次中天電視換照沒有過關,是中華民國言論自由的黑暗日,唇亡齒寒,每家媒體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被國家機器惡整的受害者,大家應該一起發聲,全力捍衛第四權。

台灣這20年,政治人物最難做,所謂「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誰也不能長期維持民眾喜好度,尤其網路興起,現今所謂「民意」是否真能反映選民的多樣性?很多議題一出現,網紅就馬上發表意見,然後電子媒體便加以使用,成為民意的反映。選民和政治人物的關係,如清朝大詞人納蘭容若所作:「等閒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你輕易地變了心,卻反而說故人之間就是容易變心的。

例如韓國瑜前年的盛極名聲,今年卻以96萬對2萬票的懸殊被罷免。從政雖有榮華富貴的極大可能,但台灣真正廉潔政治從業者,也只能拿到中產階級的待遇,而且得犧牲與家人相處時間,CP值不一定高。在政治惡質化的今天,優秀人才不願意從政,造成劣幣驅逐良幣,賢能人士根本不不屑於跳進這個圈子。

社會學的奠基人馬克斯‧韋伯早在1919年就闡述,從政者要具備3種關鍵性特質:熱情、責任感、洞察力。而讓這樣的人才出頭天,必須有與時俱進的制度。美國和台灣現有的選舉制度都是贏者全拿,台灣贏者更是相對多數,拿不到過半票數,卻要全盤端走,不具正當性。可以仿照法國總統制度,兩輪投票,第一輪沒有人過半,選擇最高票的兩人再戰,這是較公平的做法。

另一面,公民必須勇於發言,憑良知發言,現今很多知識分子、專業人士更以不碰政治為傲。但民主國家,參與政治、關心公共事務是公民無可避免的義務。漢娜‧鄂蘭認為,公共領域是人類生命中極為重要的領域,自由、法治,或公平正義,都只有在公共領域之中才能體現。人們必須勇敢去行動、去付出。如果大家都不投身公共領域,就會造成「平庸的邪惡」,讓平庸的人占據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