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山包海的台中顏家絕非「自發社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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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多月來曾發過數篇批判國民黨恩庇侍從地方派系黑金分贓利益共生體,但竟有「本土右派」認為地方派系是海耶克(Hayek)「自發社會秩序」下的產物,公權力不該箝制「自發秩序」。

更甚的是有人天真到主張海線黑派顏家擁有私人武力,有如美國民兵是對抗政府極權的武裝力量。我可以負責任地說,讓顏家這些與中國利益掛勾甚深的地方派系擁有武裝力量,等到中方武力犯台時,你看到的絕不是這些地方暴力集團奮起抵抗,不成為第五縱隊襲擊台灣內部成為帶路黨已算燒高香媽祖有保庇。

先聲明,我是「脫左」的中間偏右派,我承認自己一向不夠純粹,自認為左派時矛盾的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卻對文化馬克思主義投入相當多的興趣與時間;受川普的右派復興運動啟發,使我這個「個人主義」者從人性到歷史、經濟、政治、社會、基督教各方面試圖釐清左右分法,但並不完全排斥「進步主義」。初步結論讓我回歸右派是基於「個人主義」,左派核心就是「集體主義」的古典自由主義主張。

本文目的不在分析思辨左右歷史及各類學說,之後會尋時間陸續討論。今日想談的還是海耶克「自發社會秩序」與台灣地方派系的關聯性。

什麼是「自發社會秩序」?

人類行為互動下演化出來的有效制度和實踐,其相互關係在整個群體當中會進而形成一種社會秩序,海耶克稱之為「自發社會秩序」。

由於這種秩序是群體中每一個體的自主行動互動而形成,因此,維繫這個整體「自發社會秩序的規則」和擁有「共同目標的組織秩序」就大不相同。對後者而言,維繫社會組織(如政府)的依據,就是組織的共同目標。

為了達到這些共同目標,組織往往會制定一些所屬成員必須遵守的規則(如法律)。對組織而言,規則的良莠取決於它在多大程度上能促使組織成員有效地去完成共同目標。愈有效、愈直接且能具體完成組織目標的規則,就是最好的。

和組織秩序不同的是,自發秩序的形成,並不先要有一共同目標的確立,而是由群體中每一個體的自主行動互動而形成的。

比如在市場秩序中買賣各方進行交易活動,但每個參與者在進行交易活動時不須有共同目標。構成市場秩序的規則例如價格資訊,並不是達到共同目標的工具,而是協調促成各自參與買賣者活動的通則;即使最後交易不成,或者個別交易者在交易中蒙受損失,也無損相關規則的好壞。交易規則目的不是要促進共同目標,而是要減少買賣間的意外和不順暢。道德規範並非限定人們落實一些具體的共同價值,而是促進每個人的行為,不管其具體內涵都應該文明守序。

海耶克認為,一個保障個人自由的自發社群,是由確保行為公正而普遍施行的一般性規則所構成的,其重點是確立個人不受干預的私人領域。每個人能在不侵犯他人私人領域的前提之下,自由自主地生活、交往等。

公權力與自發秩序

在現代複雜的自由社會裡,自發的秩序和組織的秩序往往同時存在。這一方面是因為自由社會歡迎成員在志同道合的情況,自願性組織起來,在無損他人權利之下去實現他們選擇的共同目的。

要維護保障並促進自發秩序在自由社會的發展,從人類社會的經驗,必須有一個政府加以組織,並在需要時完善、修正、制定構成社會自發秩序的規則。政府需要對規則的詮釋、內容或適用程序產生爭議時,作出獨立而公正的具體裁決。公權力進行上述活動、執行有關的決策裁定,有時甚至要防患未然,以免令自發秩序受到破壞,並對破壞者加以制裁。

不過海耶克提醒我們,在自由的社會裡,政府這個擁有公權力的組織存在,不是要把組織的規則凌駕於自發的社會秩序之上,而是保障個人自由和自發秩序的規則。因此,政府的強制公權力僅適用於以法律形式制定、確保行為公正而普遍施行的一般性規則,以及向公民公平地徵集為維持政府公權力及有關組織所必需的資源。政府在擁有相關資源的情況下,可以介入提供服務,但前提是政府絕對不能壟斷或以強制力來推動這些服務。

台灣地方派系是否屬於「自發社會秩序」?

根據海耶克「自發社會秩序」是每一個體的自主行動互動而形成的定義,台灣地方派系絕對不屬於這個範疇。

首先,地方派系並非人們自發性,以促進個人與地方共同利益的組織。再者,地方派系之所以能長期壟斷台灣地方自治的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長鄉鎮代表,乃至村里長選舉,就是國民黨結合地方頭人的派系分贓利益共生所致。

以顏家所代表的台中地方派系發展史為例︰

地方派系始於台中二七部隊勇猛抵抗國民黨軍,迫使國民黨政權採取「以台制台」的策略。

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中成了僅次於高雄,反抗國民黨軍最激烈的地區之一。包括台中海線的大甲、沙鹿都有自發民眾加入二七部隊;台中山線的豐原、東勢也有許多原住民自行下山加入反抗暴政行列。

例如「教化會館之役」。1947年3月3日國民黨軍攜家帶眷屯駐台中教化會館,並開著武裝卡車進入市區掃射民眾,使原本維持治安的青年武裝隊轉而進攻教化會館。雙方從下午駁火到夜晚,國民黨軍不敵投降,被俘虜的軍士官兵及眷屬達三百多人。此役不僅顯現台中人的勇猛並震驚國民黨政權,21日派出第21師進逼台中。

當時已全盤控制台中市警政軍機關的二七部隊為避免與國民黨軍在市區戰鬥波及市民毅然撤出台中,將部隊、武器、彈藥、糧食、車輛等物資暫時集結於埔里國民學校,並號召埔里鎮民同心協力抵抗21師。此後在埔里發生多次戰鬥,最有名的是「烏牛欄之役」,該役重創國民黨軍21師,使之傷亡兩百多人。但後來因當地原住民不支持游擊作戰,民軍孤立無援又無法與它處隊伍聯繫,且兩軍兵力火力差距過大,腹背受敵,加上彈藥用罄,於3月16日晚間解散,結束了中部地區的武力抗爭。

二七部隊在退守埔里與抗暴失敗之後,國民黨政權便開始策畫如何對付、壓制台中這塊對外來政權敵對意識極高的地區。人數僅佔台灣相對少數的中國人採用中原皇朝治理「蠻夷」的傳統方式,就是「以台制台」的恩庇侍從主義(Clientelism),並扶植地方派系互鬥牽制。

簡單說,就是國民黨選定幾個好控制並順從外來政權的台中在地頭人,給他們特許經濟利益,使之得以擴大基層影響力並創造工作機會(恩庇)。交換的條件就是要求這些地方頭人及其下屬加入國民黨,並對外來的國民黨政權效忠(侍從)。

為避免這些在地頭人私下串連反抗外來政權,就要培養兩個以上的地方派系,讓他們在地方選舉與經濟利益爭搶互咬。國民黨就可在雙方拱火時以超然地位出面「調停」掌控全局、調控利益分配。

國民黨分別在台中海線與台中山線挑了兩個頭人做為他們恩庇侍從利益共生體制的配合對象。

傳統上台灣人很信任醫生和「望族」,國民黨就在台中海線、山線分別挑了兩個頭人擔任地方代理人。一是畢業於台灣總督府醫學校並留學日本醫學專門學校,且在台中豐原開業當醫生的陳水潭,就是後來顏清標所屬的台中「黑派」創始人;二是在台中山線挑了出身霧峰林家,林獻堂堂姪,還曾在昭和天皇御前獻唱的林鶴年,成為現任台中市議會議長張清照所屬的台中紅派創始人。

國民黨在反抗中國外來政權統治氛圍極高的大台中陪養了兩個代理人︰紅派分配到山林開採、樟腦專賣、稻米分銷、農會、信用合作社等特許利益;黑派則佔有砂石開採、漁業、媽祖信仰與水利會利益,還有日後的瀝青、混凝土業。

兩個派系從被挑撥互咬到私下和解互惠數十年,從原來的相互檯面鬥爭,轉變成協議輪流當縣市長與議長的政經分贓共生肉桶政治(Pork barrel),成為主導台中地方政治的唯二力量。

國民黨在台中的試驗大獲成功,遂在大高雄與其它地方如嘉義、彰化、雲林、南投、屏東、苗栗、新竹、桃園、台北也曾如法泡製,以侍從主義培養地方派系代理人。

不得不說,國民黨採取的侍從主義這套雖然很老套卻管用,這也是顏清標可以動員轄下從事砂石、瀝青、混凝土、建材、鐵窗鐵門、營造的數萬人投票給他們家與國民黨的主因。

國民黨執政時代為了「恩庇」,對於濫採盜採砂石、蓋海砂屋這種黑心暴利行為向來是睜隻眼閉隻眼,用以換取對方家族與轄下眾人的「侍從」,並用來綑綁其治理下只能聽從黨意且生計受困的數萬、數十萬地方無知或無奈鄉親。

由上所述台灣戰後地方自治史一角,可知地方派系絕非「自發社會秩序」,而是國民黨外來政權為了鞏固少數統治多數的政經分贓利益共生體制。

自認為「本土右派」而支持地方派系者,真要好好了解地方派系發展史。(本文轉載自「有光的所在」臉書專頁/原標題:地方派系與自發社會秩序的悖論——從包山包海的台中顏家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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