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傳真:模糊的「中國崛起」

胥志義

「經濟侵略論」破產

資本商品輸出對於輸入國是不是「經濟侵略」?過去的觀點是侵略。資本能夠帶來利潤,你不在本國投資在他國投資,利潤來自他國而卻帶回本國,這難道不是一種利益在國與國之間的轉移?同理,商品銷售會給商品生產者帶來收入,你在這國生產卻在他國銷售,你的收入豈不是來自他國人民?「經濟侵略論」的另外一種解釋,是把資本從盈餘國向稀缺國的流動,商品從飽和甚至過剩國向匱乏國的流動,看作是資本商品盈餘國把本國經濟危機向他國的轉移,它解決了輸出國的經濟危機,卻遏制輸入國民族經濟的發展。

顯然,按照這種觀點,對於不發達國家而言,阻止外來資本商品的輸入,是反「侵略」,是「愛國」。而對於那些先發達國家而言,商品飽和資本充盈,向那些缺乏資本商品的不發達國家輸出商品資本,是它自由擴張的必然衝動,也是「愛國」。於是,國與國之間開始爭鬥,甚至不惜動武。中國因為閉關鎖國,又因積貧積弱,歷史上就屢受西方列強欺負,多次挨打。以至於我們現在還念念不忘這段屈辱的歷史,民族主義的情結始終難以解開。

然而,經濟全球化的實踐,不停的質疑這種經濟侵略理論。比如,現在我們發現,資本輸出對於輸入國不一定是經濟侵略,它可解決輸入國經濟發展的資金瓶頸,縮短輸入國資本自我積累的漫長過程,加快輸入國經濟發展速度。所以千方百計引入外資,是為了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愛國」。同樣,現在中國製造的商品湧入外國,中國商人掙了利潤,但沒「掠奪」外國人民,反倒使外國人可以買他們認為是更好或更便宜的商品。所以,中國沒有侵略外國,外國也沒侵略中國,用現在經濟學的話來說,這叫經濟要素依經濟規律的自由流動,當這種流動突破國界時,是全球化的表現。全球經濟的自由化使「經濟侵略論」破產。也使「愛國」或「賣國」失去了很多實際內容。

所以,「引資」不是「引路」,拆除貿易壁壘也非「賣國」。如果說,龍永圖在中國加入WTO的談判中感覺戰戰兢兢,生怕被國人罵為賣國,「經濟侵略論」的幽靈還在的話,而現在嘗到引資好處的中國官員,則正使用多種手段,請外資來中國「侵略」一下,早把「經濟侵略論」丟之天外。不過想一想,現在那個國家的政府,不是在鼓勵投資,包括外資的投資哩。當投資能夠帶來經濟增長,商品增加,就業機會增多時,需要分清投資人是那個國家的嗎?

「人權」和「主權」

商品資本的流動之所以不是侵略,在於這些流動是自由的因而對社會個體來說是「雙贏」的。商品匱乏與過剩,資本稀缺與盈餘,既是商品資本流動的原因,也會帶來商品資本分佈的均衡。因為匱乏與稀缺,所以有需求,因為過剩與盈餘,所以要輸出,建立在自由而非強制基礎上的互通有無,一定是「雙贏」。號召人們脫離個人的需求抵制外國商品或資本,只是空洞的政治鬥爭的需要,而非理性的個人利益選擇。中國抵制日貨,當然損害了日本生產者,但不也損害了喜歡日貨的中國人?

經濟要素在一國內的自由流動,我們並沒有稱為「侵略」,跨國流動則常常被宣傳,口號和意識形態所扭曲,是源於國家主權對市場的分割。國家主權是產生限制要素流動制度藩籬的根源。商品關稅,資本准入,移民政策,那一項不是對要素自由流動的限制?那一項不是國家權力對市場的地域分割。所謂主權,其實是我的地盤我作主,允不允許外國商品資本人員進入本國,或怎樣進入,在人權沒有成為一個世界性的普遍原則時,由國家權力決定。此即所謂的主權。表面上看,國家權力只是限制外國人在本國的自由,實際上也限制了本國人的自由。因為互通有無是雙向的,一方(比如賣方的銷售自由)權利的丟失,同時也是另一方(比如買方消費自由)權利的丟失。

現在各國的政治家外交家都很忙,他們用納稅人的錢飛來飛去,又是開會,又是訪問,說是促進國家間的經濟交流。經濟交流需要他們來「促進」嗎?如果經濟交流對經濟主體(企業或個人)有利,用不著他們來促進,交流是市場主體的自由選擇。如果無利,他們能夠用權力強迫經濟要素流動嗎?政治家外交家因為各國的經濟問題談判簽約,其實談的都是對方國民在本國經濟行為自由權利的有無和大小,並不是經濟活動的本身。所以只是國家權力的交易,即主權的交易。這樣一種對經濟自由只有限制,卻無促進作用(國家權力做得最好就是不限制)的國家主權,有何意義?

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求個人經濟自由權利的增進。當市場擴大到全球時,必定要求權利的普遍化。限制權利普遍化的國家主權,正在受到越來越大的衝擊。人權PK主權,是世界經濟一體化過程中自由與管制的鬥爭。當個人經濟自由權利不受國家地域限制,得到所有國家的認同和保護時,國家限制外國人經濟自由權利的「主權」弱化,國家間的經濟聯繫,是不分國別的民眾之間的自由經濟行為,與官員無關。官員用不著為了「促進」國家間的經濟聯繫跑來跑去。國家功能趨向提供自由與公平的制度環境。我們的「愛國」,是愛個人經濟自由權利哩,還是愛限制這種自由的「主權」?

模糊的「中國崛起」

商品資本技術勞力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使國家日益成為一個地域概念,而非是族群或組織概念。比如,我們現在說的中國企業,實際上是中國國土上的企業,中國國土上的企業,不一定是中國人的企業。它有著複雜的利益主體,資本可能來自日本,技術可能來自美國,工人則顯然會主要來自中國。這種建在中國國土上卻不一定完全是中國人的企業,國家政策不論是支持它或限制它,都無法顯示政策是「愛國」還是「賣國」。因為你支持了它,可能支持了中國人的就業,卻也支援了外國資本和技術擁有者的利益,可能是「賣國」,而限制它,限制了外國人的利益,同時也就限制了中國政府的稅收和中國人的就業,也非是「愛國」。單個企業中利益主體的多樣化和多國化,國家對它只能中立,既不能背負「賣國」的駡名,卻也無法承擔「愛國」的責任。

個人的發展並不是國家的發展。中國GDP超過日本時,曾有人提出疑問,說日本在海外投資有幾萬億美元,所以存在兩個日本:本土的日本和海外的日本。而這些海外投資創造的GDP並沒有進入日本國家的統計。而在中國投資所創造的GDP反而進入了中國的統計,如何能說超過?其實,這正是傳統國家概念在作怪。說存在一個海外日本,並不準確。日本人在世界各地的發展,只是個人的發展,並不是日本這個國家的發展,也正如溫州人到山西開煤礦,只是個人發展,並不是溫州的發展一樣。所以,比較中國與日本的GDP,中國模式與日本模式那個更好,只有在生產要素難於跨越國界流動時,才有意義。一旦存在大規模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國家之間的GDP比較與競爭,便變得毫無意義。

「中國崛起」,是中國人的崛起?還是中國這一地域經濟的崛起?仰或「朝廷」崛起?這三者或有重合之處,但不同卻也顯然。「朝廷」崛起比如軍事力量強大,並不等於中國人崛起;如果中國很多人(像猶太人那樣)通過在世界各地的發展崛起,並不等於中國這一地域經濟的崛起;同樣,如果中國國土上有大量跨國企業,地域經濟的崛起並不等於中國人的崛起。那麼,你愛「中國崛起」,是愛那一種的崛起?

市場主體無祖國

市場經濟是以社會個體,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為經濟發展主體的經濟。這些社會個體利益各不相同,他們在市場中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對抗。當市場範圍擴大至全球時,這種依存和對抗超出國界,既互相滲透,又犬牙交錯。任何市場主體都只會以個體利益,而非是某種宣傳的「愛國」思維,來選擇自己的行為。

比如,中國政府對進口奶品課以重稅,支持國內奶品業的發展,打擊外國奶品業,對國內奶品業,包括資本和就業工人,以及上游產業都有利,這正是「保護民族工業」的傳統「愛國」觀念。但關稅會損害中國消費者的利益。中國關稅大重,那些不能出國的老百姓便買不到價廉物美的奶粉了。難道讓中國老百姓買到價低可意的奶粉就不是「愛國」?那麼,我們支持這種關稅是「愛國」哩,還是反對這種關稅是「愛國」?還有,由國界的阻礙,有條件的中國人到國外買奶粉是消費自由權利的體現,我們能不能說他「賣國」?

個人擇業自由權的確立,和個人擇業範圍超越國家,使職業道德高於個人國別。郎平任美國女排教練,竭盡全力與中國女排對抗,是其職業道德,我們無法說她「叛國」。同樣,在外企工作的「白領」,研究收集中國國情和經濟資料,為外企服務,也談不上是「特務行徑」。推銷外國產品的「買辦」不是「洋奴」,為外國資本技術人員流動穿針引線的「掮客」,也非「漢奸」。洩露企業「機密」,影響的只是企業利益,也難以扯上「國家利益」,那怕損害的是本國的企業,得益的是另一國的企業。「出賣」企業經濟情報丟失的只是職業道德,而非基於國別的品格道德。

社會個體利益在沒有侵害他人與公共利益的情況下,高於政府目標。比如美國蘋果公司在國外設立製造工廠,增加了外國人的就業機會,減少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是基於國外的勞力成本低,可以為蘋果公司帶來更大利潤。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就曾問約伯斯,為什麼不把就業機會留在國內,約伯斯說不可能,因為在外國設廠成本低,而且不是只低一點。蘋果公司的利益目標高於總統增加國內就業機會的政府目標。美國人工資高,蘋果公司不選擇在美國設廠,只是減少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並沒有侵害美國個人和公共的利益。正如一個企業沒有聘用一個求職者,並沒有侵害求職者的權利一樣。所以,即便是美國總統,也無法運用權力,為了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強迫約伯斯把產業撤回本國。蘋果公司沒有「賣國」,歐巴馬也無力「愛國」。

只有當國家是一個利益組織時,「愛國」或「賣國」才會存在,經濟主體市場主體是民而不是國,國家已不是一個經濟主體。由於市場主體利益之間的普遍矛盾性,我們無法從中抽象出代表一國所有人利益的「國家利益」,因而會極大地弱化國家的組織和利益特徵。馬克思從階級利益的角度出發說:「工人無祖國」,在高度市場化全球化條件下,「市場主體無祖國」。

※作者為中國獨立學者/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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