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疫情:在病毒及社會歧視下掙扎的性工作者與「酒店」業者

台灣某酒吧聚會
台灣某酒吧聚會

「說實在的,我會離開台北也是因為過去賺的錢,都給我爸賭光了,雖然他會幫我看小孩。但現在小孩比較大了,可以比較獨立了,我可以不用需要我爸,因為這樣我永遠脫離不了這個行業,我感覺待在台北是個無底洞,來這裏是希望重新開始。但是因為疫情爆發,我真的是沒辦法繼續……」

這是一名在台灣從事情色按摩的性工作者阿紫(化名)對BBC中文的傾訴。

今年31歲,但阿紫進入這行已經10多年了。來自貧困單親家庭的阿紫說,國中剛畢業因為家裏變故,父親離家工作,她跟妹妹在台北為了吃飽肚子,16歲不到,一腳踏進了性產業,到現在。

2020年初,為了有新生活,阿紫跟朋友借了錢,來到台灣南部工作。她苦笑著向BBC中文說,與兒子相依為命的她,計劃想要慢慢離開這行業,卻因為疫情爆發,讓她處境更加艱困。

事實是,台灣自5月起爆發本土疫情,計有1萬多個確診病例,700多人病逝。雖然近期疫情逐漸緩解,但在近三個月的「三級警戒」到最近的放寬政策,台灣民生經濟遭受重擊。特別是服務業及餐飲業等,都因為需要暫時關閉,或只能提供外賣受創慘重,爆發「倒閉潮」。

其中,這成人娛樂場所(譬如有陪侍制度的酒店,舞廳或KTV,在台灣稱為「八大」或「特種行業」)受到的衝擊最大。

台北萬華區夜店
這次疫情爆發中心的萬華區一處與情色產業有關,許多相關人士不願透露病情或前往檢測,也讓疫情蔓延迅速。

就阿紫來說,在成人按摩店從事性交易,處境會更加邊緣。因為,台灣性交易未合法化,許多性工作者被警察臨檢逮補,監禁,或繳不出保釋金,面臨牢獄之災的處境並不罕見。阿紫坦白說,「若本身還有吸食毒品案在身,被警方查緝後,會更加麻煩。」

這些在相關行業的工作的小姐及業者告訴BBC說,基本上,在行業中的女性許多都是未婚或離婚後的單親媽媽,常常是「上有老,下有小」,甚至兄弟姐妹的小孩都倚靠她們的收入。

也因此這場本土疫情爆發,她們說,長期的停業已令其無路可走。

「我沒有老本可以吃」

在南部某大城,阿紫說她從事「半套」(台灣用語,亦即口交或手淫)性交易。一次交易約50分鐘,經酒店抽成後,她可以拿到800元新台幣(28美元;185元人民幣)。工作時間從20:00到翌日清晨,最多一天能有五名客人交易,平均一個月上班20天。最高的月收入約在8萬元新台幣左右。

但是,扣除兩母子的房租及生活費,加上需要清還債務,阿紫還在負債。她抱怨,麻煩的還有酒店嚴苛的扣錢制度,讓人吃不消。

「如果不是急診,臨時請假或缺席一次,我們每次就要賠償公司6000塊。不像台北,可以說走就走,這裏我的押金還在那邊,走了拿不回來,還要還錢。」

「去年有次我真的發高燒,都在診所拍照給他們了,公司還是要我上班,都不怕我發高燒是不是有可能確診。」

儘管如此,阿紫說,在南部的新生活臨檢次數少,因此,比起在台北天天跟警察玩貓抓老鼠,提心吊膽的工作,在新城市情況單純多了,她也正慢慢計劃離開這行業。

然而,隨著本土疫情爆發,阿紫的計劃除了全數要重新開始,而且因為無法工作,新煩惱接踵而至:這包含日日憂慮著房租,每日食物夠不夠餵飽小孩,甚至買不買得起衛生紙等清潔用品都是問題。

阿紫告訴BBC,還好有食物銀行的提供一些食物,加上政府微薄的單親家庭補助(阿紫先拿到1.5萬元新台幣),可以先撐著。

「我有拿到兩筆加起來1萬多的政府補助,但你問我現在是否在吃老本?我都欠債了,哪有什麼老本可以吃?」

阿紫向記者發來了她在排隊領救濟物資的照片。她說,看到好多人跟自己一樣,都因為疫情深受打擊,領食物的人龍好長。但當日稍晚,阿紫同時也傳來了「好消息」。阿紫說,透過當地里長協助,她也找到一個地方政府打工的機會,不無小補。

她說:「雖然疫情這樣,但我有小孩其實就滿足了。之前常常帶他去走很多地方玩或走走,像是把我小時候的家庭,從來沒擁有過的東西,可以跟著兒子經歷了一次。」

「說實在,做我們這種工作的女性,對小孩的期望,只希望他們人生可以快樂就好,不要像我們這樣就好。」

台北林森北路夜間冷清場面
酒店業者說林森北路從來沒有這麼淒涼的畫面。

「我看不到隧道盡頭的光」

與阿紫相似,也是很年輕的時候就進入八大產業,希望化名為「小呆瓜」的日式酒店老闆娓娓道來她的甘苦談。

「從這次疫情爆發開始到現在,大概已經兩個月了,我在林森北路工作這麼久,從來沒有看過這麼淒涼的畫面,真的就是死城,比SARS(非典、薩斯)還慘澹,我們業者跟小姐已經快活不下去了,看不到希望。」

小呆瓜說,她今年40多歲,從20幾歲踏入這行業,在日殖時代便以「陪酒」林立出名的台北林森北路一帶(又稱七條通)打滾。到後來自己開店成為老闆,轉眼間在這這裏已經工作了20多年,自己單親生下的女兒,也懷孕了。

女兒臨盆在即,即將成為年輕祖母,小呆瓜稱,自此次本土疫情爆發後,她經營的日式小酒館,除了客人幾乎絶跡之外,她每個月8萬元新台幣的房租,讓她喘不過氣來。

「我向房東希望降店裏的租金,但他跟我說,我去年都幫過你一次了,今年為何要再幫你一次?」小呆瓜在電話無奈地解釋。

台北林森北路夜間冷清場面
台北林森北路自日治時代以來一直是台北著名的酒店街 在疫情下成為「鬼市」。

她又強調,今年本土疫情爆發,對他們是致命性的打擊。根據台灣官方統計,今年5月便有10多萬人失業,但這報告尚無法計算到那些「非典型」職業,譬如與性產業行業相關的人。

此外,由於此次台灣本土疫情爆發,源自於感染者到在台北市萬華情色「茶店」消費,造成群聚感染,後病毒進入社區。因此,台灣大眾將「性工作者」視為此次疫情的代罪羔羊,敵意不小,加上該工作原本就一直承受社會異樣眼光。

同樣在林森北路經營酒館,在該行業也輾轉進出20多年的好友席耶娜(Seana)同意小呆瓜的說法。在電話中,席耶娜告訴BBC,在此次本土疫情爆發的險峻情勢下,收入及生活休戚與共的酒店老闆及小姐都落到貧窮線下。

「過去我們每個月的營業額大概是80萬左右,扣掉開銷,水電房租及人事成本,大概自己可以賺到10多萬,現在疫情下來,收入歸零。債務卻是倍數增加。」

這幾年來,席耶娜以資深酒店業者身份,一直舉辦許多工作坊,上媒體節目,寫網志推動台灣社會暸解林森北路夜生活的歷史,寄來了林森北路現狀的照片,街頭不復以往燈紅酒綠的繁榮,夜晚形同鬼市,令她十分感嘆。

席耶娜特別向記者說,政府雖然有紓困金或紓困貸款,但後者是與銀行合作,後者只會借錢給「信用良好」個人。但是,據她幾十年來觀察,多數進入這行業的姐妹,許多人本身就背債或因為過去婚姻欠下的債,「哪有可能通過銀行貸款的信用審核」。

小呆瓜補充說:「說實在,進入這一行的小姐背景很多都來自弱勢家庭,也有人是為了還債才來工作的,大家都是混一口飯吃,現在的情況是前所未有的慘。」

席耶娜
這幾年來,席耶娜以資深業者身份,一直舉辦許多工作坊,上節目,寫網志推動台灣社會暸解林森北路夜生活的歷史。

彼此協助

不過,也許是多年來看到行業中的姐妹為生活所苦,有一些台北的酒店從事人員,去年剛成立了台灣首個「台北市娛樂公關經紀職業工會」,希望有工會可以一步一步保障相關從業人員的工作權益。今年台灣本土疫情爆發,工會除了協助會員向政府申請手續繁複的補助之外,她們也一起募集善心人士給予的物資及補助金髮給會員:「現況是許多人連吃飯都有問題,因此彼此協助真的很重要」席耶娜說。

譬如,在林森北路「陪侍」酒店工作,同時也是工會幹部的黃蛹及張川(經要求化名)向BBC說,除了物資之外,他們也向外募款,希望將善款給予需要幫助的人。兩人都未滿30歲,分別來自台灣兩城市,各自因為不同的理由進進出出酒店工作好幾年了。

她們告訴記者,雖然比起許多年長或弱勢的酒店小姐或性工作者,自己比較有空間去談判,但是酒店裏面仍存在一些剝削問題,譬如當與酒店小姐合作的「經紀人」,剝削他們的工作時數或薪資,以及如何處理性侵賠償及法律等問題,長期以來不被重視,因此工會的成立除了需要可以協助從業人員解決問題之外,也開設許多講座,分享及教育從業人員如何維護自身權益。

工會集會
黃蛹及張川說目前入工會的會員有70以上;去年協助紓困近70位,今年還沒有做確切的人數統計,但物資箱已經送出超過百箱。

張川則告訴BBC,之前有傳出有酒店小姐被客人性侵,但因為該小姐不是「紅牌」,投訴就不被經紀人或酒店嚴肅處理,讓她十分不平。

張川批評說:「在酒店工作,已經是一個高度被客人及酒店本身『審核價值高低』的處境,沒想到連性侵,也會有『誰遭遇的性侵比較重要』等『價值高低』的評斷。」也因此,她希望在此情況下,工會的介入,是一個保障自己權益的起點。

黃蛹則解釋,曾有一位酒店小姐與丈夫離婚後,子女的監護權歸於前夫,後來,前夫家庭又因經濟困難,將子女交給女方家庭撫養,但不願意將子女監護權交於女方。因此,在台灣現有的育兒補助下,儘管女方已獨立照顧子女近多年,仍因為法令規定無法請領育兒補助。

黃蛹說:「目前入會的會員有70以上,去年協助紓困近70位,今年還沒有做確切的人數統計,但物資箱已經送出超過百箱,工會從募款,給了150位的從業者津貼。」

兩人都同意,目前經媒體披露的都還只是冰山一角,許許多多從業人士遇到的困境,在不夠彈性的紓困政策規定下,台灣延燒的本土疫情,深深打擊這些在政策及法律關照得到的邊緣女性。

台灣疫情雖然已經趨緩,但借著這次疫情,許多問題都被凸顯。除了疫情管發生的台北市特權疫苗事件,在重症醫療資源是否不夠,導致長者確診後死亡率高等等,這起疫情也將台灣貧富差距以及對於性工作污名化的議題浮現。

等待分發予工會會員的物資堆
酒店工會搜集許多救濟物資發放給弱勢工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