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台灣紀錄片《九槍》導演專訪： 越南「黑工」慘案彰顯外勞被「系統性剝削」問題
「我想透過這個個案，凸顯出台灣整個體制，對移工系統性的剝削，看看能不能喚起大家的注意，開始去施壓政府作出改變......」
這是台灣紀錄片導演蔡崇隆接受BBC中文採訪時表露的心聲。拍攝弱勢群體的喜怒哀樂多年，蔡崇隆最新的作品《九槍》聚焦2017年一名越南移工為何慘死在警察槍下，籍此揭露台灣的移工制度下， 外勞團體如何被層層盤剝。
這部紀錄長片去年拿下了台灣金馬獎。近期， 蔡崇隆及團隊帶著影片奔走台灣各地及海外包括五所英國大學進行放映活動，以此引起公眾對台灣數十萬外來勞工命運的關注。 他稱， 希望與台灣非政府機構（NGO）「台灣放伴教育協會」合作，將《九槍》與相關外籍移工課題做成教材，送到台灣各地的校園。目前，這個提案已經在網上眾籌，有近600人響應。
阮國非事件
時年24歲的越南移工阮國非（Nguyen Quoc Phi）2013來到台灣打工。因遭多層盤剝，兩年後脫離原僱主成為「黑工」。 2017年8月31日，在台灣新竹竹北溪旁遭警察追捕，與陳姓警員對峙，遭擊九槍受傷倒地，送醫後因為失血過多死亡。慘案引台灣移工及人權團體抗議，當時社會輿論激烈討論。
人權團體認為，當時追捕中， 阮國非全身赤裸從河川上來，手無寸鐵，為何員警需要槍擊他致死。在協助阮國非家人在台灣提告過程中， 取得的警車監控器拍攝片段顯示，他受槍傷後，救護人員沒有為他進行急救，引發輿論嘩然。
經過多次審理，台灣高等法院2019年判陳姓警員「過失致死」罪成判囚6個月，最終得易科罰金，緩刑3年。
用警員身上的攝像機（Body Cam）拍下到的影像素材，蔡崇隆的影片真實地還原了當時的情形， 包括有警員警示到場的救護人員，稱阮國非未被制服，「還有攻擊傾向」，先不要靠近； 站在阮國非幾公尺外的眾人，沒有及時對他施救； 他被抬上擔架前，另一名警員在他肩膀上重重踩上一腳。
蔡導演告訴BBC說，當時在電視上看到新聞，「就覺得這個案件不尋常」，因為根據他多年接觸並拍攝外籍移工的經驗，通常緝查逃逸外勞很少要鬧出人命。 這次死者全身赤裸，根本沒有武器在身，而警員卻動用槍支，還連開那麼多槍。
「但當時新聞畫面都只是報導阮國非躺在地上，救護車過來的的畫面，幾秒鐘而已。阮癱坐地上爬行，好像被當作野獸一樣......那種感覺讓我覺得......我就是想要看到事情的全貌，到底發生了什麼。」
台灣新竹法院一審判決書說，那時候驗屍證實死者有使用藥物，彼時神智恍惚的阮國非先是敲破了一位民眾的私家車窗，與民眾有拉扯。之後，民眾報警，正在執勤的陳姓警員與一位民防人士（非正式軍警，屬與前者合作的民間防衛團體）到場後與他發生衝突，阮國非想要進入警車時，警員嚇阻不成，從背後連開數槍，阮國非不支倒地。
蔡導演說：「我就知道我當時的猜測是對的，是有道理的。也就是說，這個悲劇是可以不用發生，不用走到這個地步的。雖然警察後來被判罪成了，可是後面趕過來的救護車，其他警員及相關人士，他們的處置其實導致阮國非最後會丟了性命......而其實他當時是還有救的。」
移工在台灣
根據台灣非政府組織「台灣外籍工作者發展協會」的調查，多數越南移工來台灣前，需付給越南當地的仲介數千美金仲介費（包含押金、簽證費、首航機票、健康檢查或語言訓練等等）。許多來台的移工第一年的薪資多是在償付這筆仲介費。
到台灣後， 他們的薪資會被台灣的仲介抽成，大概是每月月薪的10%。以阮國非為例，2003年他家貸款了5800美元（根據越南官方2020年公布的資料，越南平均月收入是183美元）。據當時台灣媒體報導， 阮國非的父親是抵押家裏土地向兩家銀行借貸，方能湊齊仲介費。阮父說，兒子先在台南工廠2年，但因為跟銀行貸款需要還本金加上利息，阮國非天天加班但到手的薪水寥寥無幾，感到壓力十分大。
阮父又說，工廠後來沒什麼班可加，阮國非的月薪2萬元台幣（653美元），扣掉仲介費、食宿費，月薪只剩1萬元。 2015年阮國非為了多賺點錢，鋌而走險，成為逃逸外勞。
當年在阮國非的葬禮上，一位同樣是逃逸外勞的同鄉好友對台灣媒體說，自己本來在機械工廠打工， 月薪1.7萬元，但每月要扣掉仲介費1800元、吃飯2500元、住宿3000元，再扣掉台灣勞健保險和稅金，只剩下7千元。他說，自己因此要一直加班才有賺錢。
「公司煮的飯像給豬吃的，沒辦法吃，不得不要自己煮。做了2年，受不了，想了半年後， 決定跑掉。」
阮國非據報有天告訴這位友人說，他擔心在台灣合法打工永遠存不到錢，於是選擇逃離，成了黑工。之後，因為吃苦耐勞，又講信用，他身邊就聚集了一個同樣是逃逸外勞組成的小工班，眾人在半導體園區重鎮的台灣新竹廠房工地附近接活。
此外，由於害怕被逮捕，他們睡眠通常都不安穩，在壓力及一些當地藥頭推銷下，包括他本人開始吸食安非他命。但這位友人表示，阮國非曾告誡他們，千萬不能用藥成癮或酗酒過度，並曾幫忙已經精神出問題的弟兄安置回越南。
阮國非姐姐對台灣媒體說，她弟弟發生意外當天一早還同她通過電話，傾吐心中鬱悶，3小時後就客死異鄉。
在台灣中正大學任教的蔡崇隆與團隊在《九槍》上花費了數年時間，包括採訪死者在越南的家人，等待遣返的的逃逸移工和因工傷臥牀不起的外來勞工， 甚至那位開槍警員的家屬及台灣警方等等。
「我沒有要拍片去控訴開槍的陳警員，這個悲劇不是罕見個案，大大小小的悲劇，天天都在台灣發生。我希望這個案子是個機會，凸顯整個結構性的問題，」他說。
蔡導演告訴BBC，反映在阮國非的案中，所謂結構性的問題就是包含了最受爭議的仲介問題及僱主政策； 再者是台灣基層警員用槍訓練不足的問題，最後還有整個社會對移工的漠視及恐懼，讓悲劇發生。
越南當地中介會收取昂貴的中介費，迫使移工到台灣都急著多掙錢償還；台灣現行法令不允移工更換僱主，即使遭無良僱主剋扣薪資或人身攻擊或是性騷擾等，多數人害怕被解僱，選擇隱忍，若請政府或NGO協助調解也要花費很大力氣。
可以說，仲介、移工及僱主三方常常有摩擦發生，而移工通常是最弱勢的一方。蔡導演告訴BBC，許多移工選擇逃離僱主，除了上述因素之外，還有他們想盡快賺更多錢，打黑工雖然苦，但沒日沒夜的工作，會比原本合法工作的薪資賺的更多，有人甚至可以獲得原本合法工作的薪資兩倍或三倍高的月收入。
此外，與日本及韓國要求移工先有基本的當地語言審核不同，台灣引進越南移工，並未要求他們有基本的中文能力。因此，當他們來到台灣後，常因語言問題與僱主或警員產生摩擦。
根據台灣勞動部統計月報，截至2022年4月底，台灣的外籍移工人數近70萬人，其中以印尼、越南、菲律賓和泰國佔多數。目前，台灣「失聯」的移工數高達8萬人，即超過10%的移工在台灣打黑工。
一位曾僱傭阮國非做黑工的台灣僱傭主陳先生（化名）當年在他的葬禮告訴台灣媒體說：「他們都過著躲躲藏藏的生活，住在很隱蔽的地方，睡覺也是全副武裝。 一天24小時只能休息4、5個小時，很可憐。」
這位僱主解釋說，一旦被發現僱用逃跑的外勞，僱主面臨8萬到15萬新台幣不等的罰金，但他還是冒險僱用黑工。「我本來也不敢用逃逸外勞，但他們說：『如果發生事情被抓，絕不會承認是我叫的。』 他們很講義氣，會保護介紹工作的人。」
蔡導演說，礙於人力仲介業商機龐大（建商及科技廠對便宜勞工需要非常大），並與相關立法者及地方民意代表關係盤根錯節，沒有立法者會願意得罪人力仲介。「現在甚至還有立法委員，在中介業者的影響之下，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還要修法加碼處罰台灣逃逸外勞，真的很令人氣憤，」他說。
此外，員警訓練過程，也是此事造成悲劇的原因之一。他說，查緝失聯移工，通常是台灣移民署的工作，而非警員，但前者常因為人力不足，要求當地警察支援，而這種苦差事，常常是落到資淺的「菜鳥警察」與民防。向阮國非開槍的員警當警察才兩年。
一位資深警察接受蔡導演採訪時說，台灣警員對於何時開槍和如何依法用槍等相關訓練嚴重不足。 「訓練時只是訓練打靶打得凖，就這樣而已......」
蔡導演又告訴BBC，從警員身上取得的影片看到，阮國非從未衝向那位警員，而是想要鑽到警車裏面，「警察從背後向他開槍，好像在玩電玩一樣。」
「後來大家圍觀他，看他在地上痛苦的爬行，好像在看一頭野獸.......我覺得背後不只是反應台灣大眾的歧視，還有恐懼在裏頭。」
蔡崇隆補充說，他沒有意願只針對開槍警員，要他在鏡頭前認錯。因為這起悲劇對他來說，絕對是系統性，也就是各種制度剝削下造成的悲劇。移工或是開槍警察，說到底都是不公結構下的受害者。他的紀錄是揭露故事背後的共犯結構，並開始倡導大眾，向台灣立法及政府單位施壓，修法保證基本人權及工作權，他說。
事實上，台灣自去年起，因應疫情，出現勞工短缺的問題，有開始討論將移工的短期工作簽證，改為可以定居台灣的移民簽證，吸引更多人來台灣。
譬如，台灣政治大學勞工研所教授成之約便曾告訴台灣媒體稱，不僅是台灣面臨少子化、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日本也是。因此，日本等國用更優惠的勞動條件吸引移工，台灣也應以移民角度讓優秀的移工能長期待在台灣。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藍佩嘉則告訴台灣自由新聞網說，勞動力短缺意味著台灣勢必得面對用移民政策解決人口問題。但從人權保障角度，許多移工在台工作多年，取得永居權利合情合理，關鍵在於法令的設計配套如何保障人權。
不過，藍佩嘉強調，台灣政府不該認為只要移工取得永居權，某些低薪的工作就會有人來做。若移工能有在勞動市場自由流動的權利，也會想找條件更好的工作。 因此，她說根本問題在提高勞動條件，否則有些工作永遠不會有人想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