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巴布狄倫…

中國時報【布魯斯•史普林斯汀】 巴布•狄倫的《重回61號公路》和《無數歸還》（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不只是偉大的唱片，也是我印象中第一次接觸到對我生活的地方如此誠實坦率的洞察。黑暗與光明都在那裡，扯開錯覺和欺騙的面罩，他描述的世界就在眼前，在我的小鎮，透過電視向我們孤絕的家庭播送。不會被說三道四，而會被默默容忍。他提出其他所有人不敢問的問題，特別是對一個十五歲的孩子：「靠自己生活的感覺如何？」世代之間的裂縫豁開，你忽然覺得宛如孤兒，在歷史的洪流中被遺棄，羅盤不斷旋轉，內心無家可歸。狄倫像座燈塔指引你穿過美國已經變成的荒野。他插了旗、寫了歌、唱出這個時代不可或缺的話語——讓當下這麼多年輕美國人的情感和心靈存續下來，必不可少的珠璣之言。 巴布獲頒甘迺迪中心榮譽獎（Kennedy Center Honors）時，我有機會為他獻唱〈蛻變時節〉（The Times They Are A Changin’）。我們獨處了一會兒，一起走下後梯井，他謝謝我到場，還說：「如果有什麼我可以為你做的……」我心想：「你在開玩笑吧？」於是回答：「你已經做了。」身為年輕音樂人，他正是我想達到的境界。我想要成為能反映經驗、反映我所存在的這個世界的聲音。 歡樂與笑容 我做得到！ 一個夏天深夜，當我走出菲力荷的費德里奇披薩店，兩個孩子向我走來，自我介紹，說他們是東街樂團的超級歌迷，可惜太年輕，無緣參與我們現場演出。他們大概二十出頭。也就是說，上一次東街樂團表演時，他們可能才十歲。我這才明白，有一票年輕人從未見過我做過最棒的事：現場演出，跟東街樂團一起。然後，去舊金山探訪我媽時，我翻開報紙，看到巴布•狄倫、范•莫里森和瓊妮•蜜雪兒（Joni Mitchell）正在聖荷西體育館演出，就在我爸媽家南方、一小時車程的地方。太吸引人了。我問母親有沒有興趣，然後我們驅車南下，於場館燈光暗下時，在舞台右側就座。 瓊妮上台，表演精彩曲目，接著是范•莫里森，搖撼、振奮全場。范•莫里森一直是我最崇拜的偶像之一，也是我所做一切的巨大靈感泉源。他將白人靈魂樂注入我們早期的東街唱片。沒有他，就不會有〈紐約小夜曲〉和〈凱蒂回來了〉的爵士靈魂樂。最後，狄倫神采奕奕地出場，與他合作一段表演時間的樂團攜手演出，將他的音樂緊繃成旅館詩歌。他們在如此大的場館裡感覺好自在，就像在遠方某間路邊小酒吧。這支樂團極具韻律感地演奏快活的藍調，連他們的主唱都舞動起來了！這種音樂、狄倫的快樂、這些音樂家，讓站在母親旁邊的我好高興，我們也在座位跳起來。 觀察群眾是件好笑且會讓人迷失的事。我感覺自己已經沉睡，回到那個深夜在漆黑的臥室裡任《重回61號公路》無盡播放的十六歲男孩，五十年後，猛然在搖滾樂的大夢中醒來。我們都老了！觀眾席坐的全是年過中年、滿臉皺紋、身材發福、頭髮漸禿、兩鬢灰白，直接從披頭四〈當我六十四歲時〉（When I’m Sixty-Four）走出來的搖滾歌迷。我們全都看起來有點滑稽！但其他事情正在發生，文藝青年和青少年散布各處，還有小小孩——爸媽帶他們來看、來聽這位偉大的歌手。有些孩子覺得無聊，有些在睡覺，但更多跟著爸媽一起跳。人們熱情洋溢，歡欣鼓舞。我想到我灰白的頭髮和臉上的皺紋，於是看向我媽，她七十二歲的臉龐是一張深情的地圖，刻畫著我們所有痛苦和韌性。此時她眉開眼笑，挽著我的手臂。觀眾席充滿笑容和搖擺的身體，我一邊看，一邊想：「這我做得到。我可以帶來這些，這樣的歡樂與笑容。」一回到家，我就打電話給東街樂團。 搖滾名人堂往事 我參加過搖滾名人堂（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幾次早期的典禮，它成立的第二年，我就擔任羅伊•奧比森的引薦人，之後也有榮幸引薦巴布•狄倫。這兩位都是對我影響深遠的歌者，擔任他們的引薦人對我意義重大。典禮後，在每位與會者都要上台表演的巨星雲集演唱會上，我站在米克•傑格和喬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之間，用一支麥克風合唱〈我看到她佇立在那兒〉（I Saw Her Standing There）。我心想：「這畫面哪裡不對勁？」這天晚上，一個來自紐澤西的孩子最後怎麼會夾在這兩個男人之間——這兩個作品深深驅動他的靈魂、使他非得走上他們在他面前展現的路，讓他付出所有、不顧一切追隨的男人？ 不妨這麼看：一九六四年，數千萬個孩子看到「滾石」和披頭四，認為「那看起來好好玩」。一些孩子出門買了樂器。其中一些稍微學會如何彈奏。一些技術好的或許加入了當地某支樂團，一些也許獲得幸運之神眷顧簽了唱片合約。其中少數也許賣了一些唱片，做過一些巡迴。再其中少數或許有一首歌小小走紅，發展短暫的音樂生涯，勉強維持還過得去的生活。其中極少數可能設法當樂手維生，極極少數可能有一些持續性的成就，為他們帶來名氣、財富和深切的滿足。 而今晚，其中一個最後站在米克•傑格和喬治•哈里森之間：「滾石」的一員和披頭四的一員之間。我並未欺騙自己，回到一九六四年時，那一人是這個來自紐澤西菲力荷、滿臉青春痘、拿著一把廉價Kent牌吉他的十五歲孩子的機率有多低。我爸媽說得對！我的機會是百萬分之一，好幾百萬分之一！話雖如此，我站在這裡了。我知道我的天分，也知道我很努力，但他們，他們是神啊！而我，呃，是一個努力工作的吉他手？不管是好是壞，我流著學徒的血，平凡的血，而且將永遠如此。 那些日子，名人堂的典禮沒有電視實況轉播。人們上台，光榮、怨恨、歡鬧、惡毒、支離破碎、精神錯亂，卻也常感人肺腑。如果你還陷在團體的嫌隙和鬥爭中，名人堂的講台是你最後一次狠狠捅那個人或那群人的機會。名人堂的入會——本質上是個反省的時刻——帶出人類最好與最壞的一面，且從不失荒誕的娛樂性。 那些日子，真正的搖滾巨人仍相繼入會。那個夜裡，你發現自己站在台上，不只在米克和喬治之間，還跟基思•理查茲並排，巴布•狄倫在你左邊，比•比•金在你右邊，史摩基•羅賓遜（Smokey Robinson）在他左邊，傑夫•貝克揹著Les Paul吉他在側台，活脫是蓋依•皮拉爾特（Guy Peellaert）早期所描繪的《搖滾夢》（Rock Dreams），搖滾奧林帕斯山眾神雲集的壯麗場面。 就音樂來說，眾神雲集的結果往往慘不忍睹，但到場仍深具意義。在你的夢想、你的神、你的偶像之間，你像個在人生旅程中走錯地方的逃票乘客，那是達文西《最後的晚餐》（Last Supper）的搖滾版，而史提夫和我常覺得自己生在最對的時刻。我們在六○年代是青少年，躬逢搖滾和電台的全盛時期，最好的流行音樂盛行，一種新語言正在形成，對著世界各地的年輕人說話… （本文摘自《生來奔跑——布魯斯•史普林斯汀的生命故事》一書，新經典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