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兩廳院：成為2,300萬人不可或缺的場館

Cover Story

場館體檢：這樣說．這樣做

成立逾33年的國家兩廳院，過去是唯一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眾人仰望、也有諸多包袱。而今，台灣正式進入多場館的時代，兩廳院在壓力稍稍舒緩的同時，競爭與危機感也悄然降臨：老店要如何刷新招牌持續保鮮？在多場館的時代，兩廳院想塑造出什麼樣個性的場館面貌？

文字 吳垠慧

圖像設計 詹雨樹

照片提供 國家兩廳院

（場館小檔案）製表｜蔡淳任

※資料來源：2019年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年報、國家表演藝術中心110年度預算案、國家兩廳院官方網站

成立逾33年的國家兩廳院，過去是唯一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眾人仰望、也有諸多包袱。而今，台灣正式進入多場館的時代，兩廳院在壓力稍稍舒緩的同時，競爭與危機感也悄然降臨：老店要如何刷新招牌持續保鮮？在多場館的時代，兩廳院想塑造出什麼樣個性的場館面貌？

最大的目標是為了培養「未來公民」

藝術總監劉怡汝提出兩廳院三階段目標：首先是現刻進行的「人人共融」，每個人都能自由自在進入場館，為第二階段「多元思辨」鋪陳。劇場應創造一個場域，提供多元思辨的空間和管道，人們有在此表達不同思維的權力，因為劇場存在最大的目標是為了培養「未來公民」。

三階段的發展核心，我們或可這樣分析：「人人共融」針對民眾，「多元思辨」透過節目傳遞場館觀點，「未來公民」指的是劇場的社會實踐。民眾、節目和社會實踐，除了回應劇場的古典定義「觀看之所」之外，作為當代展演場館，兩廳院目標是與大眾建立更深刻的連結，與社會脈動相呼應。於此，從新官網上線、售票系統砍掉重練、共融計畫的推動、與國內外場館串連交流等，都是兩廳院希望將觸角擴展到更寬廣的層面。

一直以來，兩廳院就像兩座大宮殿，由裡到外塑造出一種菁英姿態，在「文化平權」的主流意識下，殿堂「與人的距離」終究要改變，特別是「太陽花學運」之後，台灣進入新公民崛起的社會，年輕世代打破政治冷感的沉默，積極參與政治與社會議題的討論，也反映在藝術創作對議題的關注上。

劇場是為所有能走進來的人而存在

對國表藝場館來說，劇場「公共性」之無懸念，乃是每年經費過半來自國家挹注，也就是納稅人的荷包。兩廳院每年經費8億，其中國家撥款4.5億，自籌款4億。兩廳院票房收入9千萬至1億，其餘仰賴贊助。劉怡汝計算，每年四廳檔期座位完售胃納量約1百萬人，與每年8億經費不成比例，也意味了場館經營者無法迴避「讓每個座位發揮最大效益」的課題。

過去兩廳院「一館獨大」，毋需特別行銷，觀眾自然靠攏，30多年來培養出核心觀眾群專業又挑剔，這群觀眾理所當然被視為場館要服務的對象。不過，既然是國家挹注，服務的對象就不可能限縮於藝術家和會進劇場的觀眾，而是「全民」。「劇場是為所有能走進來的人而存在」，節目企劃部經理施馨媛認為，民眾可以選擇不進來，「但當他想進來的時候，劇場就不應該有任何阻擋他的障礙。」

近來兩廳院推動的共融環境包括：「輕鬆自在場」給被排斥入場的親子、不能久坐者，為視聽障礙者提供口述影像、情境字幕，提供托育服務，為閱讀困難者發展「易讀本」節目冊，甚至廁所洗手乳換成無香產品，開放表演藝術圖書館等，另針對青少年、樂齡和跨世代交流提出「青銀計畫」，讓「共融」成為劇場DNA。

打開劇場的方法，節目是其一，還有公共服務、社群連結等，但大家往往都只關注節目。「共融劇場」挑戰傳統劇場的想像，兩廳院摸索如何獲得藝術家、企業和其他場館認同並加入「共融」之列，所幸，「輕鬆自在場」獲得企業認同且贊助，團隊也從擔心傷害作品完整性，到去年雲門《定光》、無垢《花神祭》、唐美雲《光華之君》等節目，團隊主動表達參與口述影像、情境字幕的製作。兩廳院今年將舉辦共融的座談會，也會製作「共融劇場懶人包」供團隊參考。

然而，兩廳院最大的「公共性」卻發揮在外租與主辦節目比例上：外租節目60-65%，兩廳院主辦節目35-40%，在被要求釋放公資源、不與民爭利下形成這樣的比例充滿矛盾：國家場館若以租場地為要務，我們期待它形塑何種面貌？

藝術節要達到社會影響力

每年兩廳院TIFA節目公布，好比金馬影展片單揭曉，可謂經營有成、觀眾回饋高的品牌。兩廳院主辦節目的國內外占比為7：3，因國外節目檔數有限（約20檔）需得精求，每年內部會舉辦諮詢會議，商討兩年後邀演的節目名單。

主辦節目依其定位是： TIFA台灣國際藝術節，夏日爵士，「新點子實驗場」和「秋天藝術節」。TIFA強調啟發性，帶進國外受肯定、富分量的年輕導演作品，也是國內外節目拚台的「世界之窗」。「秋天藝術節」整併「舞蹈秋天」和「劇場藝術節」而來，主打議題策展，去年首屆探討「社會暴力」（註），西班牙節目《真，她媽的！》討論伴侶關係隱藏「以愛為名」的暴力，在社群媒體引發熱議，Google為此改變演算程式。今年議題探討「階級」，2022年也已訂出「和解」。

劉怡汝分析挑選節目的標準，品質是基本，能否達到多元思辨是其二，再者是影響力，「若投入大量資源只為說服兩個人，即便藝術價值很高，我就要思考：做這件事情有沒有達到它的公共性？」

議題策展是否會不利票房？劉怡汝不否認內部有此擔憂：「議題搞這麼重，不甜很難賣。不甜我們也要試著賣。」「未來公民不能對議題麻痺無感，不能只求一個晚上的美好回家就忘記，藝術節要達到社會影響力。」

讓場館和創作者關係更緊密

過去，兩廳院與團隊大多是買賣關係或委託製作，現在Bravo Taiwan平台延續委製，針對創作和經營能量成熟的團隊；此外，兩廳院嘗試發展：提供創作團隊前期研發費並參與討論，階段性呈現後評估，是否再投下資金完成製作。

以去年首次執行的「新點子實驗場」R&D為例，從42組公開徵件選出六組，提供各30萬研發費，期間兩廳院提供工作坊、導師協助等，半年後團隊做階段性呈現，再選出3組提供製作費，於2022年「新點子」登台演出。

這樣的作法看似能讓場館和創作者關係更緊密，但也挑戰過去認知上，兩廳院是提供資源、支持創作的行政者角色，「只要兩廳院開口，就一定能上舞台」的默契，現在充滿變數。這樣的轉變，創作者能否接受？

有鑒於一檔節目製作動輒幾百萬、千萬，劉怡汝認為：「不能到了舞台才知成敗，那是幾千名觀眾一起埋單。與其一筆錢投下去就是上百萬，最後在舞台見真章，我們希望研發階段就能調校彼此的目標，擴大容錯率。」

「兩廳院不只是承辦節目的角色，我們不會要藝術家改作品，但場館同樣是受眾，責任是對外溝通，當受眾有疑惑，創作者能否回應？」這也須先克服會計項目並沒有可供「研發」核銷的技術問題，「得說服財務我們需要研發，這代表我們會投入一筆錢，但最後可能沒結果。」

「找尋共製夥伴」與其他場館建立關係

場館之間締結夥伴關係打團體戰已成趨勢，館際合作節目共製、邀演、資訊交流等分享。兩廳院以前巡演多半基於公益或推廣，現則以「找尋共製夥伴」的方式與其他場館建立關係，「不是被動承接節目，必須要以主辦單位的身分提出行銷宣傳和推廣規劃，如果能進一步到兩廳院挑選作品，才是達到我們期待的目標。能邀演就是對作品的肯定，讓更多人看見作品並擴大社會影響力。」

館際合作也彌補兩廳院缺乏中型劇場的不足，如TIFA曾與雲門劇場合作，同時打破作品非上兩廳院演出不可的迷思。

2017年，節目企劃部成立「國際發展組」，任務是和國外場館建立對等合作關係，目前已有共製、結盟、互相推舉藝術家等合作模式。今年TIFA，兩廳院將聯合雲門劇場、臺灣戲曲中心、牯嶺街小劇場共同策劃「Taiwan Week」，邀集台灣團隊演出，並由兩廳院邀請國外劇場總監、策展人來台，創造團隊與國際媒合的機會。

接下來要想的是「變成不可或缺」這件事

任職至今，思考兩廳院的藍圖是什麼？劉怡汝提到數年前參加「國際表演藝術協會」（ISPA），一位劇場顧問分享的見解：一個劇場的發展，從求生、找到可以維持營運的模式，接下來要想的是「變成不可或缺」這件事。

兩廳院要怎麼成為台灣社會不可或缺的劇場？

大眾對劇場的想像仍停留在「節目」之上，很少檢視創作者與公共性的關係、觀眾的需求等課題，「我們提出想做的方式和方向，但如果大家不喜歡以前的樣子、卻又不喜歡改變，整個產業就會停留在迴圈裡打轉。」劉怡汝打個譬喻：「我希望兩廳院的影響力能像我家冷氣，你感受不到它狂吹在臉上的不舒適感，但你會隨著它呼吸和享受。」

註：2020年首屆「秋天藝術節」因疫情導致多檔節目取消或延後演出，《真，她媽的！》為唯一來台演出的外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