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瘋狂當中,我沒有忘記去記錄它」 2萬張底片藏了二十年,還原歷史黑暗面 「文革第一人」李振盛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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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時期拍下10萬張照片,將當局不容見光的2萬張「黑暗面」底片埋藏在家中地板下20年,被譽為「全面紀錄文革歷史第一人」的中國攝影記者李振盛,日前傳出因腦溢血病逝於美國紐約寓所,享壽79歲。

「我記錄了歷史的碎片,留給後人評說。」李振盛曾於去年6月應邀來台演講,並接受《風傳媒》專訪。他相信,在記憶歷史的眾多方式中,最有力量的一種就是用圖像紀錄。唯有將歷史的正負面一併呈現,記憶和反思才能完全:「我記錄災難,是為了令災難不再度發生;記錄歷史,是不讓歷史悲劇重演。」

在那瘋狂的文革十年,身為一名攝影記者,李振盛與他手中的相機就像是「暴風眼」 ,用鏡頭瞄準大時代下的激情與不堪,記錄群眾集體狂熱的面貌,也拍下高官受辱的慘況,每按一次快門,無論畫面是否見容於當局,歡呼與歌頌、批鬥與破壞的片刻,全都在李振盛的鏡頭下凝結,也為歷史留下官方敘事外的另一面切片。

曾經是戴上紅衛兵袖標的造反派,也曾經成為被批鬥、下放勞改的對象,作為文革的見證者與記錄者,李振盛帶著自己在文革時期留下的無數相片,自許為「文革的佈道者」,走遍全球60多個城市演講不輟,最遠到地球另一端的墨西哥和巴西,要讓文革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記憶,藉以對抗中國社會的集體遺忘。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浪潮席捲全中國,要拍照紀錄這「十年浩劫」有多難?首先,你要擁有一台在當時屬於稀有物的相機;第二,在批鬥現場拍照存證的行為極其敏感,若不想被紅衛兵揪出來責問,就得先成為「造反派」的一份子;最後,為了保存當局不的「負面」歷史,你願意付出多少代價?

為拍照成為「紅色新聞兵」

1963年,大學剛畢業的李振盛被分派到《黑龍江日報》,成為單位裡最年輕的攝影記者,也是唯一的大學生。李振盛回憶,那個年代的大學生被稱為「三門幹部」,從家門進入校門,再從校門直接進入機關門,不曾做工、下田,彷彿帶有一種隨時要被改造的原罪,當毛澤東發起文革,也成為他抒發壓力的出口:「就我個人而言,我歡呼造反、衷心擁護(文革),看是不是能透過大革命把身上隱形的包袱給摘掉。」

但李振盛與同事很快就發現,隨著運動激化,熟悉中共政治運動套路的民眾擔心被留下影像紀錄、將成為事後被清算的素材,凡是記者舉著相機在現場拍攝,必定被群眾盯上,輕則阻撓拍攝、重則毀壞膠卷,掏出記者證也不管用。為了工作需要,李振盛出於無奈下突發奇想,自行成立「紅色青年戰鬥隊」,為團隊訂做了一枚「造反派」袖標,從此到各場合都暢行無阻、順利拍攝。

20190620-【思沙龍】暴風「眼」—我用鏡頭瞄準一個驚恐時代,講者攝影師李振盛。(陳品佑攝)
20190620-【思沙龍】暴風「眼」—我用鏡頭瞄準一個驚恐時代,講者攝影師李振盛。(陳品佑攝)

【思沙龍】暴風「眼」—我用鏡頭瞄準一個驚恐時代,講者攝影師李振盛。(資料照,陳品佑攝)

當拍照成為革命工作,李振盛直言:「其實我並沒有保持冷靜、我也瘋狂,只是在瘋狂當中,我沒有忘記去記錄它」,但與那些「黨叫拍什麼就拍什麼」的同事不同,除了拍那些能夠見報、全是歡呼歌頌的「有用」照片,李振盛也拍下無數「沒用的底片」,儘管戴高帽、遊街、批鬥的情景都不能見光,他依然按下快門,私下沖洗後裝進底片袋偷偷保存起來。

「我也聽黨的話,但沒那麼聽黨的話」,李振盛說,自己的性格有些反骨,「我知道我手中的相機是稀有物,不像現在人人都有手機可以照相,照相機的功能就是紀錄,我有紀錄工具又學過攝影,那就該多拍一些。」由於當時底片膠卷的配額取決於照片見報的多寡,為了拿到多一點膠卷,「黨要的照片」李振盛也沒少拍,「這些額外的膠卷對我很重要,我可以拿來拍那些沒有用的照片。」 

有圖有真相:讓歷史告訴未來

起初,李振盛屬於打倒別人的造反派,到了1968年,他在報社派系鬥爭中嗅到不對勁,預感自己被打倒的日子即將來臨,便把偷藏在辦公室裡的「沒用底片」慢慢轉移到家中。抱著「既然下定決心拍攝了,就不能讓它輕易付之一炬」的心理,李振盛想來想去只能鋸開地板一角,將兩萬張「負面底片」深藏,由於擔心被鄰居舉報,鉅開一片地板就耗費整整一週時間。兩個月後,李振盛被打成「新生資產階級份子」下放勞改,幸而底片在抄家時沒有被搜出。

1971年,中共當局政策放寬,李振盛與妻子從五七幹校勞改歸來,繼續攝影事業,之後調到北京工作,依舊將那兩萬張底片帶在身邊,就這麼從1968年藏到了1987年。

當時在趙紫陽當政下,中國的政治氣氛較為寬鬆,李振盛從秘藏近20年的底片中選出20張,首度將那些「負面」底片公諸於世,以「讓歷史告訴未來」為題參加全國攝影公開賽,獲得系列新聞照片大獎;從無數底片中編選出的攝影集《紅色新聞兵》在本世紀初出版,以英、法、德、日多國語言出版,成為全世界討論文革的必讀教材。

2018年,李振盛的《紅色新聞兵》攝影集中文版在香港出版。(鍾巧庭攝)
2018年,李振盛的《紅色新聞兵》攝影集中文版在香港出版。(鍾巧庭攝)

2018年,李振盛的《紅色新聞兵》攝影集中文版在香港出版。(鍾巧庭攝)

但儘管李振盛的作品在國際享譽無數,在他的祖國,文革至今仍是不可多談的敏感話題,《紅色新聞兵》的中文版直到2018年才在香港面世,而在四川的「李振盛攝影博物館」,陳列的都是文革時期的日常生活照,當年的「負面」底片仍然未能在中國公開展示。

「全世界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了什麼,只有中國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要是拖久了,這段記憶就真的失去了。」李振盛說,在今日中國緊縮的政治氣氛下,文革似乎逐漸成了不能多談的敏感詞,為了讓帳號「永遠存在」,他連發微信都小心翼翼,得把文革打成「文-革」規避審查機制。

攝影師李振盛拍下的10萬張底片,為文革歷史留下完整面貌。(鍾巧庭攝)
攝影師李振盛拍下的10萬張底片,為文革歷史留下完整面貌。(鍾巧庭攝)

攝影師李振盛拍下的10萬張底片,為文革歷史留下完整面貌。(鍾巧庭攝)

「影像紀錄是最好的紀錄,攝影對我來說就是個工具,以別人欣賞的好的畫面,記住各種各樣的歷史事件。現在有句話叫「有圖有真相」,透過直觀的畫面,在觀者身上發生一些化學反應,形成對歷史的反思。」接受《風傳媒》專訪時,李振盛笑說如今自己的大相機都送去博物館了,手上改拿輕便的數位相機,更多時候直接用手機記錄周遭,還打趣道,如果文革時就有手機該有多好,「那我一定拍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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