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影

圖/鄧博仁
圖/鄧博仁

Ⅰ 可怕的傳染病在全球肆虐前的一年,H城有許多離奇卻無人調查的死亡事件。

某天,H城的人從無病徵的遺忘進入了遺忘的相反-卡在受傷事件記憶的一點之中,無法前行或後退。自始,城巿的紀念日愈來愈多,全以數字命名,例如「六一二」、「八三一」或「七二一」。有許多年,當人們聽到這些數字,臉容便會下意識地陰沉起來。每年到了那幾天,街道就會再次被血染滿。在人們的記憶裡,某些日子和街道,本來就是血色的,而在現實中,血在時間的循環裡,又會在相同的日子,再大量溢出。那時候,無法承受記憶之痛,同時也不願失去記憶的人,就會湧到街上去,為數眾多。大量裝備精良的執法者,便會以棍子、靴子、子彈或胡椒噴霧,攻擊這些人的眼睛、頸椎和頭顱,他們確信這些部位藏著最反動而張狂的記憶。統治者總是在記者會上強調,是記憶讓這些人傾向暴力,只有失憶才能讓城巿回復正常。執法者的武器原是為了禁制記憶,可是他們製造出來的傷口卻使紀念日的意義更鮮明。

祖母見證了城巿如何走向獨立,而許多人在城巿獨立後仍然承受著無邊際的痛楚。她對我說,推倒控制著城巿的圍牆,仰賴著善和惡兩種力量--有些人實踐善念卻因而受苦,有些人行惡卻得享富貴,而每個人都只是每種力量的一部分而已。時候到了,城巿和所有人都經過了審判,在所屬的命運之中得到一個位置。

在世界地圖上,H城小得像一顆麵包屑,但祖母卻認為,自從新型肺炎蔓延全球,這城巿的面積愈來愈廣闊。這裡跟世上其他國家不同之處在於,所占土地並非橫向延伸,而是從地面通向地底深處,或,朝高處發展。

在同一年,H城居民的臉面,和土地一樣,層次愈來愈豐富而複雜。祖母說,早在新型肺炎急速擴散之前,這裡為數不少的人紛紛戴上口罩,甚至防毒面具,卻並非為了防禦病毒,而是無處不在的催淚氣體,或其殘餘物。政府譴責口罩,說那是暴徒的象徵。數月之後,無藥可治的傳染病流行起來,城巿裡的人全都戴上口罩,只有政府官員堅持裸露自己的臉。「惡意是所有病毒的源頭。」祖母說,沒有一種疫苗可以預防人心的黑暗。

所以,雖然我們的居所那麼狹小,幾乎相等於蝸牛的殼之於蝸牛,可是,內裡有數之不盡的可以摺疊和擴張的房間,在衣櫃頂部、飯桌底部、床下、洗手間的角落,甚至,冷氣機頂部。當我還是個孩童,每隔數月就會發燒,當熱氣在身體內燃燒,衝湧上頭部,我就會看見,平常看不見的、藏在房子各處的「房間」,每個房間都住著至少一個欲言又止的年輕人。他們不約而同地戴著口罩、面罩或頭盔,憂愁地看著我。高燒過去後,房間也會消失。

其實我早已忘記,是祖母替我記下,在我成年後再轉告我。「孩童的眼睛雪亮、 老人記得一切,而成年人擅於遺忘。」祖母說。

祖母那麼喜歡收集瓶子和鐵罐,卻一直讓這些瓶罐保持著空蕩蕩。「必要時,這裡面可以收納一個嬰兒或兒童。」她認真地說。

隔離時期結束之後很久,影響仍然深埋在人們的腦子裡。那已是我出生之前的事,我只能在歷史教科書上讀到幾句關於那時期的描述。家裡那些佈滿灰塵的瓶罐,祖母聲稱可以收容無家可歸的人,我卻看到那只能容納失去身體者,隔離期就像幽靈仍然飄浮在我們四周。

「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遵守隔離令的條件。」祖母說,那年,傳染病大流行的範圍愈來愈廣,政府頒佈隔離規則之後,便派員到街上撲殺流浪的動物,把無家者帶到收容中心──一個大型的貨櫃,內裡整齊地堆疊著許多設有空調的僅容一人的長方木盒。人走進去之後只能躺下來。收容中心每天有兩小時的放風時間。不過,如果他們走出來散步,便有可能被執法者拘捕,理由是他們違反隔離守則。在此城,執法者是一種可以妄顧法紀,卻不會受到制裁的人。我小時候的志願就是成為一名執法者,但這個志願卻和恥辱感連繫在一起。祖母曾經為此狠狠地揍了我一頓,就像站在她面前的我是個真正的執法者那樣。

「隔離時期,失蹤人口持續增加。總是有人在白天或深夜被帶走。處於隔離中的人和人之間,彼此相隔的不止是距離,沒有人能幫助一個處於危險的人。」祖母冷靜下來之後,為我的傷口上藥時,說出她憤怒的原因。

根據祖母的說法,在H地,「隔離」早在被政府作為一項措施頒令之前,其實早已普遍地流傳於這個城巿,類近一種古方,解決身體和心的各種疑難。例如,一位青少年突然無法適應學校生活,拒絕再穿上校服坐在課室內,每天都要躲在自己的房間裡,人們便會說這樣的人患上了「隱蔽症」;或,失去戀人或至親的人,往往要花上一段很長的時間,自絕於各種社交場合,讓自己除了上班或上課以外,留在家裡對著一堵沉默的牆壁,流淚或發呆;或,失去工作的人,為了向家人隱暪無業的身份,每天穿著整齊的工作服,到公園去,坐在一張長椅上放空。

打從孩提時期,每次當我向祖母問及父母的去向,她都會說:「他們正在接受隔離。」我追問:「他們的隔離期何時完結?」她回答:「有時,有些人會被隔離一生。無論如何,都是最好的安排。」

於是,對我來說,隔離,就是所有失散的原因。當初戀的情人在某天突然不再接聽我的電話,把我從她的所有社交媒體封鎖,同時,我們的共同朋友不再在我面前透露任何關於她的消息,我就明白,我已被隔離。任職了七年的公司,把裁員名單和遣散費交到我手上時,我覺得,我和這職位互相隔離。以至,患上失智症的祖母,某天外出後再沒有返家,遍尋不獲,至今仍是失蹤人口,我的理解是,她在進行自我隔離。無論是哪一種狀況,隔離只有一個原因,就是阻止病菌傳染,避免體內的免疫系統失守。

多年來,我知道,錯失的一切,其實都在身旁,只是,隔著一扇門,一扇玻璃窗,一段時光,生和死,記得和失憶,就像兩列在地底相遇的列車,乘客可以透過車窗看到彼此,然而觸摸不到,是為隔離。

在H城,有一個由監獄改建而成的藝術館,那裡曾經異常擁擠,參觀者肩摩接踵,擠挨著步進曾經是囚室的地方,只是為了看看小室內那個又黑又小的坑、一張沒有被鋪的床,也許還有冷森森的牆壁。他們可能並不知道,他們在觀看的是自己生活的真相。在我看來,如果那所看起來像一所高級酒店的藝術館還有什麼價值的話,就是保留了那些囚室內腥臭侷促的氣息,像一個失去所有蛀牙的口腔,絕不戴上假牙那麼誠實。

生活就是一個,字詞不斷流失原有意義的過程。我們所知道的超越了他們訂下的界線。最初,監獄收納了由法庭裁定觸犯了法律的人。於是城巿裡的人,像過馬路時站在安全島上那樣奉公守法。不久後,監獄像一頭午睡醒來的獸,隨意吃去高聲抗議政策荒謬的人。城巿裡的人低聲地商議,以後說話要控制音量,慎選詞語,要戴一種度數不符視力的眼鏡,避免清楚地看到什麼。「聽天由命吧。」有人說。監獄後來就成了一頭完全陷於瘋狂的獸 ,因為飢餓或失去常性,吃掉在街上散步的人、在家裡做夢的人、在圖書館閱讀的人、拿著手機收發訊息的人、在電腦前看電影的人、和伴侶牽手蹓躂的和孤身一人的。監獄是世界,是社會,是身體,是鼻子眼睛和口腔,是「你」、是「我」,出生便抵達監獄,存在即監獄。

「你已無處可逃。」假的執法者持槍對準我們的腦袋,因為我們是真實的人。

幻痛不止出現在祖母的身體上,也在H城居民身上,像一種風土病。要是有一個人突然在聚會中鼓起勇氣地訴說,他的身體(常見於頸椎)又出現了原因不明的痛楚,其他人就會急不及待地紛紛指出自己身上的痛處。沒有人會查問原因或展示傷勢,因為最深層而頑固的痛點,往往是肉眼看不見的。

祖母的身上有一個痛楚的火山,那座火山總是亳無先兆地爆發,但她像貓那樣擅於忍受巨大的痛苦,以致,當她對我輕描淡寫地說起那種痛的時候,她已被各種不同階段的痛襲擊過,死去又活回來。她說,痛點每次都在頸椎。她的脖子美麗而修長,但,就像H城的大部份居民,脖子總是令他們憤怒而羞恥。脆弱的脖子無辜地承受了太多記憶的重量。關於H城居民脖子的遭遇,都並非由祖母親自告訴我,而是,在她離家失蹤後,我無論如何也找不到她,為了填補失去一個人的瘋狂的失落,我到圖書館的資料庫找尋父母失蹤那一年的報章。我看到許多人的身體被制伏在地面,他們的頭全都無法抬起來,因為他們的脖子上壓著一個執法者的膝蓋、一個執法者的臀部,或一個執法者的胯下。在那一刻,他們變成了一張椅子,可是他們並非真正的椅子,於是,那些令他們羞憤的胯下或膝蓋,一直銘刻在他們的頸背。

從圖書館回來後,我的眼睛和脖子前所未有地疼痛,後來,痛楚時常出現,取代了祖母,一直陪伴著我。(本文摘自《半蝕》一書,衛城出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