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圖書館超越窠臼

文/蔡佩玲
旺報

諸多思想先進的藏書家,多已具藏書開放的觀念,但在進行的主軸上,仍以藏家個人私藏公開為主,這與「以社會需求為基礎」而成立,且提供「社會服務」的新式開放的圖書館,兩者仍無關聯。但在中國藏書史上,已反映出部分傳統藏書家的思維,已逐步由封閉朝向開放,成為舊式藏書向近代圖書館邁進的先驅。

中國近代圖書館的萌芽、發展與茁壯,經歷了一段長時間複雜且漫長的過程。這段過程大致可分為:西方圖書館的介紹(鴉片戰爭至洋務運動時期)、西方圖書館觀念的引進(戊戌變法前後)、日本圖書館學術的引進(清末新政前後)、歐美圖書館學術的引進(辛亥革命前後至20世紀20年代)、中國圖書館學體系的形成(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等幾個階段。這大抵是依時間次序來陳述發展的歷程與重點。初期引進中國的西式圖書館,在發展上與中國傳統藏書制度並存,兩者雖無直接傳承關係,但因同處一歷史空間舞台,必然互為影響。

藏書風氣開放思想

新式圖書館與舊式藏書的最大差異在於開放或封閉,這與藏書家的藏書觀念緊密相關。論者多舉祁承鄴的澹生堂藏書和范欽天一閣藏書兩者作為傳統藏書家嚴格封閉制度的代表。但早在新式圖書館觀念普及之前,中國已有部分藏書家已提出藏書開放的主張。這些藏書家數量極少,所提出的見解雖未能及時影響當時整體的藏書風氣,但在中國圖書館發展史上,其遠見仍值得重視。

最早明確提出藏書開放主張的是明末清初的曹溶。曹溶的藏書處所稱「靜惕堂」,他喜好蒐藏宋元人文集,收藏甚豐。因感於另一藏書家絳雲樓主錢謙益,所收必宋元版,不取近人刻抄本,且「好自矜嗇」,片紙不肯借出。絳雲樓一場大火「燼後不復見於人間。予(指曹溶)深以為鑒,偕同志申借書約,以書不出門為期,第兩人各列所欲得,時代先後,卷帙多寡,相敵者,彼此各覓工寫之。」此即曹溶訂定《流通古書約》的緣由。他主張的流通方式,除上述藏書家撰寫所缺圖書目錄,彼此「約定有無相易」,然後再「精工繕寫」,相互交換抄本;另一做法為藏書家出資刊刻珍稀圖書,「出未經刊布者,壽之棗梨。」曹溶所提出的兩種做法,似乎仍以「書不出門為期」,但已跨出藏書家封閉的第一步。曹溶所提的做法,於清末民初廣為諸多藏書家採行,成為藏家間互通藏書有無的方式。以商務印書館為例,張元濟為涵芬樓徵集古籍善本時,與當時諸多藏書家頻繁互借,抄錄補缺;或與藏書家訂定藏書互借約定等;另對涵芬樓所藏特殊少見古籍也刊印《涵芬樓秘笈》,與曹溶之見解完全相符。

曹溶之後,清朝藏書家丁雄飛與黃虞稷兩人也因嗜書之好結成至交,為互通有無增加收藏,由丁氏訂定互借圖書協議──《古歡社約》。「……盡一日之陰,歎千古之祕,或彼藏我闕,或彼闕我藏,互相質證,當有發明,此天下最快心事,俞邰(黃虞稷,字俞邰)當亦踴躍趨事矣。」但無論是《流通古書約》或《古歡社約》,兩者的基本精神仍在於自家藏書的充實或與其他藏書家間的互通有無,仍未顧及社會民眾的需求。

有關中國藏書思想的轉變,較受囑目者為清朝藏書家周永年。他提倡集合儒書,擬仿照《佛藏》、《釋藏》對藏書的做法提出《儒藏說》。此舉實質不只在於藏,還要藏書公開,並認為藏書公開才是保存典籍的萬全之策。他更將數十年來之辛勤積蓄之蒐藏全部公開,命名為「藉書園」。此舉學者多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是「我國文獻收藏史上亙古第一人」。

此後還有滿清貴族國英(字鼎臣,滿姓索卓絡,清道年間曾任內閣中書。)因感於「家少藏書,時值髮、捻、回各逆滋擾半天下,版籍多燬於火,書價大昂,藏書家秘不示人,而寒儒有苦無書可讀。」景況,於「同治年甲子(1864)勸同志諸君共立崇正義塾。……光緒丙子(1876),于家塾購藏書樓五楹,顏曰『共讀』。其所以不自秘者,誠念子孫未必能讀,即使能讀,亦何妨與人共讀。」由此可看出國英的藏書觀更為先進,視藏書為公器並開放共讀分享。他所訂定的〈共讀樓條約〉規定開放藏書樓的時間、採樓內閱讀書不出樓的閉架閱覽方式、透過親友介紹才能入樓及嚴加保護書籍等。國英的藏書共讀觀念,較之周永年之主張頗為類似,其優於周氏在於落實施行,其成效被時人譽為「寒儒之荒年谷」。

上列諸多思想先進的藏書家,多已具藏書開放的觀念,但在進行的主軸上,仍以藏家個人私藏公開為主,這與「以社會需求為基礎」而成立,且提供「社會服務」的新式開放的圖書館,兩者仍無關聯。但在中國藏書史上,已反映出部分傳統藏書家的思維,已逐步由封閉朝向開放,成為舊式藏書向近代圖書館邁進的先驅。

清末圖書館發展過程

中國近代新式圖書館的緣起,既非衍自中國舊式藏書,故多認為是源自外來的新產物,尤其西方的影響更甚於東洋。大陸學者程煥文歸納:「清末西方圖書館觀念與學術思想在中國的傳播大致是經過三個途徑完成:一是國人對西方圖書館的翻譯介紹和宣傳;二是國人走出國門對歐美和日本圖書館的考察和回國以後的宣傳介紹;三是西方傳教士對西方圖書館的介紹和在中國從事的圖書館活動。」程氏認為前兩項對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與學術思想的形成影響較大,遠超過西方傳教士這項途徑。其原因歸諸於西方傳教士來華主要仍以宣教為主,其著眼並不在中國圖書館事業,早期成立圖書館的目的也不在為中國民眾服務,因此對中國社會直接的影響較為有限。但透過西方傳教士所創辦的諸多基督教圖書館,確實成為中國土地上第一批超越舊式藏書樓窠臼的新型圖書館。(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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