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將國學思想與圖書館結合

文/蔡佩玲
旺報

由藏書樓到西式圖書館觀念的引進過程中,其間還有一批國學大師的貢獻。這些國學大師包括繆荃孫、康有為、傅增湘、蔡元培、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等人,商務的重要領導人張元濟也躋身其中。這些國學大師均於清末經過良好的國學訓練,但在清末民初新圖書館發展之際,他們雖滿腹經綸,但對國外新學術與新思潮仍兼容並蓄,且投入圖書館相關事業中。

此三項運動對出版界的影響如下:

(一)革新運動發生在清末,內容包括廢科舉、辦學堂,預備立憲等新政,因對於新學書籍的需求,故新式出版業應運而生。包括私人出版業、教會及官書局等機構,均致力於編譯教育用書及歷史、理化、倫理、宗教等方面圖書。此時期以教會及官書局出版為主,但革新運動後期,民營企業後來居上成為主流。

投入漢譯東西洋名著

(二)民國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如前所述以宣揚新思想、新道德及新文化為主。在內涵上又具有批評舊制及變更文體的性質。批評舊制旨在打破一切因襲傳說、權威及腐敗組織,對文物制度也重新評估價值;變更文體則旨在以口語代替文言。在此風氣之下,各出版書局莫不以發行新文化書籍為急務。因需求殷切,當時投入漢譯東西洋文學名著發行的出版社多達48家;另透過發行圖書數量比較,也能瞭解當時出版風氣之盛。如1921-1930出版之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類圖書達585種,較10年前322種增加80%;社科類僅商務印書館1921-1930出版1426種,較10年前885種增加83%。故以蒐藏切合民眾需求的圖書館而言,新文化運動圖書報刊的出版熱潮,相對豐富圖書館館藏來源,並充實館藏內涵。

(三)與新圖書館運動發展的同時,民國初年另有「整理國故運動」。在新文化運動陣營中,有學人提出整理國故的重要性,以及運用科學態度和方法來整理國故的作法。因此由藏書樓到西式圖書館觀念的引進過程中,其間還有一批國學大師的貢獻。這些國學大師包括繆荃孫、康有為、傅增湘、蔡元培、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等人,商務的重要領導人張元濟也躋身其中。這些國學大師均於清末經過良好的國學訓練,但在清末民初新圖書館發展之際,他們雖滿腹經綸,但對國外新學術與新思潮仍兼容並蓄,且投入圖書館相關事業中,如繆荃孫先後任職江南圖書館和京師圖書館;蔡元培曾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張元濟經營商務出版及掌理涵芬樓;王國維翻譯《世界圖書館小史》;傅增湘為近代重要藏書家等。可見近代圖書館的發展中,當時學術界傳統知識份子所採取的支持態勢,他們實際參與近代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將深厚的國學思想與圖書館事業結合。

國故運動引進了新文化運動中探究西學的方式,因此在中西融合貫通的運作下,民初在國故運動催化下,出版界發行許多整理古籍時所需涉獵的目錄學、版本學、編纂學、校勘學、考據學、中國書史等相關出版品,並涉及大量古籍的分類目錄、點校整理、版本、刻印源流等主題的圖書。出版界編印發行多種古籍及相關著作,這不但展現了國故整理的成果,同時也豐富各圖書館的內涵。

(四)出版業的蓬勃發展與多元出版品的發行,觸發圖書館管理制度的變革。傳統藏書樓對圖書多採取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為主,但清末革新運動及民國新文化運動以來,因新文化、新思維與白話出版的多元性質,使國內新發行的諸多學科專著或譯著圖書,以及外文書刊,在進入圖書館後,對圖書館管理新書、舊籍及中外圖書的協調性與一致性上,形成巨大挑戰。圖書館學者莫不為此研究諸多能兼容並蓄的圖書分類法。

(五)如前節所述新圖書館運動為出版業界提供了廣大的消費市場及讀者群,使出版業呈現大量出書的趨勢。但在近代圖書館發展史上,出版業界也曾為協助圖書館的發展而貢獻。最具體的例證為商務印書館在王雲五主持下,分別於民國18年及23年完成的《萬有文庫》第一、二集各二千冊。此係專為配合圖書館的需求而編印,透過該套大部頭叢書的出版,希望解決當時諸多圖書館發展時所面臨的「經費支絀」、「管理人才缺乏」及「難致相當圖書」的困境。此書銷售情形極佳,抗戰前第一集銷售八千部,第二集六千部。《萬有文庫》「不僅佔據了每一個已成立的圖書館的書架,而且專賴這部書而成立的圖書館,多至千餘所。」有關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一書的編輯過程與內容,將於後面章節再予詳介。因《萬有文庫》的發行成功,商務後續於民國23年又編印了適合小學生的幼兒文庫(200冊)及小學生文庫(150冊)。此兩套叢書也是為協助兒童圖書館的建置與經營為目的。

以社會教育為職志

商務的圖書館事業,早期涵芬樓僅限商務內部職工使用,或少數特例外人登樓觀書,而後賡續朝公眾開放閱覽方向發展,並建立全國最大規模的公共(眾)圖書館-東方圖書館,此恰與清末由傳統藏書樓到新式圖書館下,所呈現的諸項功績相互驗證,商務的圖書館事業恰為此一發展軌跡具體實踐的最佳範例。

前述許多圖書館事業的新作為與新制度,如與東方圖書館的管理制度與商務對圖書館事業的投入與成果相比較,兩者在內涵上相當一致。如東方圖書館開放公眾的閱覽政策,及服務對象由限定職工到一般民眾,採購許多適合民眾閱讀的圖書,充實館藏、推動?參與圖書館學教育、採行新式圖書館管理制度、書刊開架制度、書刊流通服務等;另研訂新的檢字法、分類法改善館藏資源組織管理效益、參與圖書館專業團體等等,此均與新圖書館運動「功績」完全一致。

由此可推論「新圖書館運動」宣揚的新式圖書館思想,已成功的影響當時的廣大社會群眾;而身為民國以來重要的文化出版機構,且向以社會教育為職志的商務印書館而言,它在對於圖書館事業的發展內涵上,無疑深受清末公共圖書館運動及民初新圖書館運動的影響,且依其發展重點作為經營圖書館事業時的指標。(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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