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奧斯卡：趙婷和之前的亞洲獲獎者有何異同
華人導演趙婷（Chloé Zhao）憑《遊牧人生》（Nomadland，《無依之地》/《浪跡天地》）問鼎奧斯卡電影金像獎（The Academy Awards）最佳導演以及最佳電影獎，不僅成為歷史上第一個獲此殊榮的非白人女性，同時也為亞洲電影人寫下新一頁。
這部由趙婷改編、執導並監製的電影，講述美國邊緣邊緣族群在西部遊居生活的故事，獲得六項奧斯卡提名並最終囊括三項大獎——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和最佳女主角。
至此，亞洲在奧斯卡93年的歷史當中總共獲得了25個獎項。
繼去年韓國導演奉俊昊的《寄生上流》（Parasite，《寄生蟲》/《上流寄生族》）之後，亞洲電影人連續第二年包攬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電影和最佳導演獎。
這是否意味著，亞洲電影人已經在這個美國電影最高殿堂闖出了一條康莊大道？
「從來奧斯卡都是有某種『政治』，」一直關注亞洲電影的影評人，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客席講師朗天向BBC表示。他認為，奧斯卡並沒有在近年特別嘉許亞洲人，但是亞洲導演和亞洲演員正在好萊塢一股「政治正確」的思潮下得到了比過去更多的認可。
「今年其實明確，是對女性、少數族裔，包括非洲裔，和其他在傳統上被奧斯卡有所忽視的族群，給予嘉獎。」
以趙婷獲得兩項最高榮譽為代表，2021年的奧斯卡被認為是歷史上最具多元性的一屆。20個獲演員獎提名的人當中有9個是非白人背景；而且93年來的第一次，在最佳導演候選名單當中有兩個是女性。
不過，這並不代表趙婷和奉俊昊等人近年在奧斯卡成功是一次突如其來的勝利。
「中國、香港、台灣，還是韓國跟日本等等，這些亞洲電影勢力不是從今天開始的，他們的實力是有目共睹的，」朗天說。
他表示，亞洲電影和亞洲影人在很早以前已經得到過世界的認可。不過，「在一個『政治正確』的運動之下，亞洲人的表現比較容易重新得到他們應該有的認可。」
亞洲電影和亞洲電影人在西方電影界受到關注，對好萊塢電影產生影響，這並不算新鮮事。以一眾日本電影人為代表的亞洲影人進入西方主流電影界視野，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60年代。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佐治·盧卡斯）、斯蒂文·斯皮爾伯格（Steven Spielberg，史提芬·史匹堡）和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 ）等好萊塢傑齣電影人均曾提及自己如何受到從黑澤明到吳宇森等亞洲導演的啟發。
只不過，在主流電影界具有象徵意義的奧斯卡金像獎嘉許上，亞洲電影人走過一段很長的路。
自1929年以來，在奧斯卡全部24個類別的獎項當中，平均每100個獲提名者當中只有3個來自亞洲。
不過，在最主要的9個類別（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國際電影、最佳動畫長片、最佳導演、最佳紀錄片和最佳電影）當中，進入21世紀之後，亞洲電影人的認受性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在2000年之後至今，亞洲人在這九個大獎項當中的提名數字比此前的數十年翻了一倍。2000年上映的焦點華語電影《臥虎藏龍》（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獲得九個大獎當中的三項提名——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和最佳國際電影（前稱最佳外語片）；《寄生上流》在2020年是競逐同樣的三個獎項；至《遊牧人生》，則是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和最佳女主角。
這些亞洲人贏得過奧斯卡
趙婷是奧斯卡歷史上第四個獲提名最佳導演的亞洲人。在她之前，最早獲得這項提名的是1966年的日本導演敕使河原宏（《沙丘之女》）；之後，《亂》的導演黑澤明（1986年）、《臥虎藏龍》的李安（2001年）和《寄生上流》的奉俊昊（2020年）均競逐過奧斯卡最佳導演。
在最佳女配角獎項上，同樣有過四個亞洲演員曾獲提名。在今年憑《濃情家園》（Minari，《夢想之地》）得獎的尹汝貞之前，就有伊朗演員索瑞·安達斯魯（Shohreh Aghdashloo）以及兩名日本演員梅木三吉和菊地凜子獲得提名。
在奧斯卡九個大獎項當中最早得獎的亞洲人是梅木三吉，她在1958年憑借與影星馬龍·白蘭度（Malone Brando）合作的《櫻花戀》（Sayonara）奪得最佳女配角。之後，亞洲演員在這個獎項上沉寂了超過60年，直至周日（4月25日）晚上韓國演員尹汝貞在葛倫·克羅斯（Glenn Close，格蓮·高絲）和薇拉·戴維斯（Viola Davis）等著名影人的競逐中成為最佳女配角。
未來更可期？
如今，「多元性」已然成為好萊塢的新關鍵詞，在即將實行的奧斯卡新評獎規則當中還明確包含了與多元性有關的規定。這樣，我們肯定會在未來見到更多的亞洲人登上奧斯卡最高領獎台嗎？
影評人表示，雖然從長遠來說，的確有樂觀的理由，但是有些屏障並不會在短期內消失。
「如果現實一點看……它其實是一門生意，」朗天向BBC表示。
「比如，我們可以讓多少亞洲電影在美國公映？」他說，「不單只在電影節放映，而是公映——這很重要。」
朗天說，由於好萊塢電影產業的結構使然，亞洲電影要進入西方視野，更多仍然是藝術片而不是商業片。
他表示，從多元文化的角度說，我們要談的「不單止是亞洲電影在美國，還會有其他，比如非洲電影在美國，或者非洲電影在亞洲等等」。而文化差異的門檻始終是一個可能的障礙。
在去年的奧斯卡頒獎禮上，奪得最佳導演和最佳電影的奉俊昊在發表獲獎感言時就暗示了這一點：「一旦你克服那小小的一寸字幕帶來的障礙，你就會看到更多出色的電影。」
「《寄生上流》當時並不是很快可以在美國上映，亞洲電影要接觸外國的主流觀眾，都需要時間，」朗天說，而這不僅僅關乎電影人本身的努力，而是整個業界多種因素的全方位推動。這當中包括電影發行商、媒體以及用英文寫作的影評人的介紹等等。要讓亞洲電影接觸到其目標受眾，需要商業和文化兩方面的因素配合。
而在這一點，趙婷的成功似乎代表了另一種可能。
出生在中國，之後在英美接受教育，接受西方文化的養分，趙婷尚未創作過中文電影。她迄今為止創作的三部長片講述的均是美國故事，當中鮮有中國元素，甚至在內容上幾乎可以忽略她的華人或者亞裔身份。
而她的下一部電影，已經是美國最主流的漫威（Marvel）超級英雄電影。
中文世界的影迷很容易地就會從趙婷聯想到李安。作為華人導演，台灣出生的李安從早期創作華語電影，逐漸進入美國電影業主流，以《斷背山》（Brokeback Mountain）、《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等美國主流電影問鼎奧斯卡最佳導演。
朗天也同意，她可能會被很多人看作是「新李安」：「趙婷是頗能夠適應美國的電影生態的。」
但是他表示，電影的跨文化交流可以有不同的形式。
「從我個人，各地的導演在自己的地方拍了電影，然後通過理想的發行機制讓其他地方的觀眾都能夠看到這些電影，這是更理想，也比較純粹，」他說。
但他同時表示，在亞洲電影進軍國際和亞洲電影人拍英美電影之間其實並沒有好壞，「兩樣都應該做」。
他並不認為大多數亞洲電影人會以奧斯卡獎項為目標，但是如果要說這一次奧斯卡所謂「亞洲力量」的崛起背後有什麼可總結的意義，至少是讓世界看到更多元的契機。
「它會令更多亞洲電影人更多一點機會和勇氣去試一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