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傭之考古學 與資產階級之遐想

女傭向來是社會歷史學家相當著迷的研究主題。(圖片來源/Flickr@cdseifuku)

女傭究竟擁有何等誘惑力,使得社會歷史學家為其如此痴迷?不到一年之間,三本重要著作,皆聚焦於該主題。在近期一本目前唯有校內讀者方可閱覽的博士論文中,吉恩──皮埃爾.夏林選擇以相當程度的篇幅來討論這主題。學界對女傭這主題產生興趣,這並非僅限於法國學者;1976年,美國歷史學家泰瑞莎.麥克布萊德便已向專家們指出研究當時家庭幫傭處境的重要性。

難道史學領域的讀者們已經厭倦大工廠與小作坊,而各種各樣的流浪者與邊緣人已經不受青睞?我們是否應該認為,如今這股女傭熱潮,僅僅只是因為,直到此時,我們都將她們遺忘在她們的小角落──廚房旁邊做粗活用的小間?如此解釋,似乎過於粗淺。若學界對於女傭如此關注,這是由於一批女性決定推動一場關於女傭的考古學,以求藉此像驅魔一樣驅逐那些打從孩提時期便深入內心的、令人無法忍受的紀律規範;而那些年屆高齡的資產階級男性,則是以一種由罪惡感所織就的懷舊情感,來談論他們青春歲月的殘篇斷簡。

女傭的存在,是社會階級的明證

十九世紀末,是另一個深受蠱惑的年代。直到德雷福事件時期之前,家庭幫傭與僕人從未引起這麼多的討論。在文學理論家尚.波希(Jean Borie)稱為「單身漢文學」的作品中,女傭身影無所不在。她們進入了莊嚴民法的列舉範疇,成為了深具戲劇性的主題。精神分析的言論自身,滿是關於女性家傭的佐證。

然而,眾人如此頻繁談論的這群女子,卻被迫保持最全然的緘默。她們失去了身分,消融在雇用她們的家庭之中。皮埃爾.吉哈爾與居伊.提利耶認為,連結女傭與雇主一家的束縛,是一種近乎封建制度的關係。反正,她們也沒有時間述說自己的故事,在家務即將泰勒化的那個時代,她們的時間愈來愈被嚴格控管。

若資產階級的言談總孜孜不倦地反覆引證這主題,首先是因為女傭使他們心安,她們象徵了社會秩序的恆久穩定。女傭是細心周到的哨兵,她們守護雇主一家面對外來威脅。女傭與僕從們於是晉升為守護者,看管一套他們早已完美掌握的規範準則。若有需要,他們將會曉得提醒放肆隨便的主人遵守規則。這些宛如慈母的「鵜鶘女傭」是經常咕噥抱怨的貞潔淑女,她們肩負傳承傳授的重責大任,負責維護這一家不同世代之間的連結。當她們為這一家的父親闔上雙眼時,僅透過她們存在於此的事實,便能彰顯一件事:維持這個家庭、使之得以壯大興旺的種種價值,將能延續下去。

女傭的存在,是社會階級的明證。貶低女傭,一方面能夠確認小資產階級的權威,同時亦能合理化他們的權力;信賴女傭,運用一種微妙的家長作風,則可化解來自無產階級的威脅。忠心耿耿的女傭,是一場變形記的成果。她體現了經過調教的順從人民,因主子們的日常接觸而馴化。站在孩子身後看他們閱讀《傻大姊》,是件令人心安的事。

矛盾性是美好年代對女傭如此魂牽夢縈的原因之一

僅僅如此,並無法完全解釋上述對於女傭這份異乎尋常的奇特著迷。時至今日,我們僅能隱約一窺她們在資產階級青年的成長過程中,所扮演的至關重要的角色。女傭在某一方面取代了冷漠而神祕的母親,打破了伊底帕斯三角關係的美妙和諧;女傭傳承給孩子的,是一種模糊錯亂的體能教養,這和他的背景相互衝突,今後將不斷縈繞這孩子的心頭。在他的襁褓時期,竭盡全力照料他最初需求的,是一名來自莫旺地區(Morvan)的保姆;當他患上麻疹或百日咳時,是一名女僕為他治療;帶他去公園玩遊戲的,亦是女傭。「自浴室門上的鑰匙孔,至女僕違犯禁令的祕密戀情,都向這孩子展示一種由性的觀點出發的女性形象。」

女傭是孩子最初牙牙學語的祈求對象,她們滋養了孩子們的童年幻想。孩子眼見女傭生活在自己的家庭日常之中、再看她們在父親家屋之外生活,這使他們意識到他者的存在,進而體會社會的分裂對立,並發現束縛各種人際關係的鉸鍊是如何多樣化,而這將造成日後的一道裂縫,形成人稱維多利亞式的性欲雙重標準。

美好年代對女傭如此魂牽夢縈的原因之一,是她們的矛盾性,因為人們猜想她們是危險的(或許這是他們如此著迷的主要原因)。女傭來自外地,她們那既礙人又笨重的身軀,透過她們的言談與氣味,將充滿異地氛圍的、異乎尋常的大地氣息,帶入資產階級文質彬彬的城市生活當中(安妮.馬當──富吉耶寫道:僅僅透過她們的職務,便足以辦到這一點)。人們將髒亂與惡臭丟給她們,若家庭是一具身體,她們肩負的便是腎臟的任務。她們使人不舒服,甚至讓人覺得噁心──這噁心是雇主所有關於器官的反感,更甚者,是所有關於排泄的厭惡。

女傭引人懷疑,她們是無產階級的特洛伊木馬,將街頭逐漸升溫的災禍引入家屋。醫師們反覆地說:梅毒螺旋體與科赫桿菌,乃是透過女傭傳入上流家庭之中。注意家裡的女兒,女傭會把她變成同性戀!女傭還會引誘兒子墮落,或許還會生下一個私生子,搗亂一家的基因傳承。即使女傭並非全是罪犯(關於這主題,雷蒙.德.希蓋赫寫了本巨著),但這些女傭(或家傭當中的謀反分子)知道如何以放縱的浪費來毀滅最穩固的財產。有需要的時候,她們會征服正在年華老去的未婚少爺的床笫,甚至篡奪新婚床,這些成為情婦的女傭們,藉此實踐她們暗地籌備的偉大復仇。

懷舊感傷與焦慮不安,這兩種情感合而為一,加劇了當時所謂的僕役危機,甚至可能是引發這場危機的主因。一些具體現象,包括男性傭人以及奶媽的人數減少、計時清潔婦變得重要、僕人的忠誠度減低,都是這場危機顯而易見的事實。此外,教育的進步,得以消弭女傭與其女主人之間的鴻溝。一些尚在草擬階段的請願,加深了全面決裂的印象。人們有種預感:填滿辦公室的打字機,將會使廚房空無一人。

僕役的歷史研究是一場賭注

然而,潔娜維耶芙.弗雷斯認為,美好年代這場僕役危機的名聲過度響亮,與其說它是實際的事實總結,不如說它只是一種真實情形的描述。關於這一點,弗雷斯並沒有錯。人們意識到出生率的下降,他們害怕年輕人道德敗壞、更畏懼女性的性解放,這些無法擺脫的恐懼,滋養了一連串的妄想,使得家庭與家務問題成為人們的主要擔憂。

研究僕役的歷史,因此成為一場賭注。或許正因如此,相關著作的研究方法便顯得極為重要。當所有言論都僅只來自神職人員、醫師、法院、小說,而研究對象卻完全保持緘默時,該如何透過這些言論來掌握歷史真相呢?幾本禮儀手冊、一些寫給雇主與家傭的虔誠著作、幾本法學論文、極為少數而且太晚著手的社會學調查、法院與工會出版的刊物,以及數不清的大量小說──尤其是這些小說。這就是前述三本著作的作者們的參考文獻。若他們早已知曉,這選擇將使他們遭受責難!然而,他們真的錯了嗎?

那些聲稱小說屬於想像、只能反映它自身、因此認為小說文類不值採信的說法,是過度簡化問題的態度,如今更是顯得過時。將社會史學研究局限於分門別類標籤的研究方式,現今已不再適宜。透過分析作品所呈現之事物、搜尋象徵體系與禮俗,這些著作證明它們得以對抗老派且良善的社會物理學,取得一席之地。

許多歷史學家如保羅.布瓦(Paul Bois)、喬治.杜比(Georges Duby)、菲利浦.莒達(Philippe Joutard),以及其他所有曾經鑽研創世神話的學者,皆已向我們昭示:若是太快在實際舉止與社會性的想像之中劃出一道界線的話,是十分不牢靠的。況且,我們都心知肚明,警察報告、醫學病歷、或是一連串的統計(在此僅舉出一般認為最有效力的資料來源),亦不脫離幻想與臆測。

無論如何,密集分析所有言論,以求找出其一致性,這是至關必要的準備工作。這作業最能定義歷史學家這項新職業,而安妮.馬當──富吉耶欣然進行這項行動。皮埃爾.吉哈爾與居伊.提利耶則不然,他們儘管擁有驚人的十九世紀相關學識,並且懂得撰寫一本充滿創見的鉅著,但依我看來,他們這本書在認識論方面的思索卻不夠深入。他們對於小說文學有所保留,卻又大量援引小說,彷彿極不情願;他們採取並置方式,將不同的見證拼湊成一條「百納被」,讀者卻無法在眼前這些元素中,找出它們的脈絡。

馬大還是馬力亞?

整個十九世紀,女傭有兩種主要形象,我們可以認為她們一方面是行為舉止的參考範本,另一方面亦是一種摘要,甚至是使事物變形的稜鏡──能夠作為指引,卻也足以誤導觀者眼中的視野。女傭的命運有兩種極端:放棄自己的身體、抑或以肉體進行誘惑,她可以是虔誠的馬大,亦可是抹大拉的馬利亞,或同時兩者皆備。

拉馬丁筆下的潔娜維耶芙,是「祭品的典型」,她走上的道路,是經由苦痛與屈從通往救贖。這名忠誠的女傭接受上帝為她安排的際遇,毫不反抗、毫無怨懟,她將與上帝的選民一同就座於天堂的盛宴中央。皮埃爾.吉哈爾與居伊.提利耶引用的教會文獻,不厭其煩地描述馬大這名耶穌教徒。吉哈爾與提利耶以他們的淵博學識,揭發了教會為傭人們所展開的宗教活動是多麼頻繁,社會對於孤寂引起的悲劇遲鈍無感,唯有告解神父願意傾聽這些戴帽女性的抱怨。女傭的衛道使命,增強了社會墨守成規的保守主義。

這些屬於基督教價值的準則,我們能在小說文學中觀察它解體的過程,而它的瓦解,必然構成了僕役危機的重要面向。〈純樸之心〉中的費莉西泰(Félicité)作為一種典型,先是明顯地脫離宗教、接著如化石般徹底僵硬,最後陷入荒謬。無所求的奉獻、完全的屈從、毫無超驗參考對象的貢獻,這一切終將導致癡呆,引發廚娘們的精神官能症、以及當時的精神醫師們所揭露的「感覺能力遲鈍」。幸好還有一些消遣,為主人們化解他們對於悲劇可能發生的恐懼。《傻大姊》(又是她)使得照本宣科的規範變得可以忍受。

教徒馬大逐漸消逝之際,抹大拉馬利亞的柔軟肌膚縈繞人們心頭。女傭具體化了:她的身體,攫住男性的欲望。她的青春體態,藏在一件唾手可得的圍裙之下,激發了戀物癖。她屈身於傭人房,卻贏得了自由。七樓就此成為資產階級男性遐想的確切場域。窺淫癖的、充滿誘惑的空間,但同時亦是龍蛇雜處的犯罪空間,一種屬於無產階級的、混雜的人際關係在此醞釀,勾勒一幅既駭人又誘人的、女子在睡夢中身陷危機的畫面。女僕的誘惑成為小說的重要主題之一,它既反映了小資產階級未婚男子對於夫妻生活的困擾,同時亦反映了那些對婚姻厭倦的丈夫與滿臉青春痘的青少年心中,苦苦折磨他們的,對於買春的渴望。

女傭與妓女都困在資產階級的空間中

一長串的男性言論,將幫傭與賣淫混為一談,難以釐清。一些量化研究的調查結果,不正表明幫傭人士是賣春行業最大的人力來源之一,且有許多女傭偶爾賣淫?如此大量的推論,能否建立一種範本?

這問題促使我們回頭探討女傭們以及妓女們的日常生活經驗。二者之間,顯然有諸多相似之處。她們都知曉自己從事的並非真正的專業工作,因而恥於承認自己的身分,並希望能逃離這番境遇。在十九世紀,多數修道會都將女傭與妓女列為拒絕往來戶,她們受到同樣的蔑視壓迫。她們都困在屬於資產階級的空間中,只能自行定義自己的身分,構思各種抗議形式,而又不能讓這些異議顯得古怪、甚至可笑。超現實主義者對於女傭如此感興趣,是意義深長的一件事。若十九世紀的立法機構總拒絕將娼妓視如家傭一般看待,那是因為他們深信,若他們改變立場,無論這決定是針對女傭抑或妓女,均會導致社會秩序與道德倫理的劇烈動盪。

為保姆與年輕女傭介紹工作的女性,亦經常擔任色情仲介的角色。雇主一家的女主人對應徵女傭者的訊問,和老鴇對即將入住青樓的女子的檢查,是相同的程序,儘管過程是相反的。而這兩種職業都同樣希望匿名,都很重視更改女孩們的名字,使得「卡門」或「瑪莉」對自己的身分認同只有職業層面,這又該怎麼解釋呢?我們也可以比較二者的行政登錄註冊手續,或她們的社會定位(如果我們偏好的話),這些程序隨著時代變遷而成形,並臻於完善。

女傭與妓女的解悶之道是一樣的:對美食的執著、對甜酒與甜點的愛好、大量的黑話,彷彿她們能夠透過言詞來進行報復、把笑聲與嘲諷當作避風港。關於女傭口中的「死老猴」老闆或妓女口中的「蠢蛋嫖客」,這類兇惡的口語,都顯示她們無可抑制地需要發洩與得到補償。無法掙脫自身際遇的女傭,除了少數特例之外,和妓女一樣必須放棄婚姻與生育;她們同樣獻出了自己的身體。

在廚房這專屬女性的社交空間,女主人與女傭日日上演一場既是對唱亦是對決的二重奏。她們是家中的另外一組雙人伴侶,同樣身為女性的一致立場,與她們之間的階級對立,形成一種拉鋸。透過女僕日常生活的描述,潔娜維耶芙.弗雷斯向我們揭露女主人的苦惱:她們既渴望溝通,卻又害怕近身接觸。這樣的態度正好反映了她們同時既是順從聽話的妻子、又是蠻橫專制的資產階級,內心的痛苦掙扎。

現代女性的歷史,乃是透過往昔女傭的歷史才有如今的面貌

所有曾經著手研究家傭歷史的作者,都對女傭之考古學深深著迷。然而,他們在這領域所發現的成果,乍看之下卻相互矛盾。根據皮埃爾.吉哈爾與居伊.提利耶的研究,自波旁復辟時期至美好年代,十九世紀資產階級主婦的形象變得模糊;十九世紀末的上流家庭年輕婦女,和當年她們的祖母相較之下,顯得不諳廚藝。安妮.馬當──富吉耶與潔娜維耶芙.弗雷斯的研究則提出相反意見,她們認為美好年代標示了社會上一批德高望重女士的出現;這些女性什麼都不放過,她們以訓練他人守規矩來讓自己守規矩;她們控管自己時間的方式,是強迫自己去控管女傭的時間。

而當女傭消失之際,接替其位置的,自然而然便是家中的女主人,這些家庭主婦,手邊配備著一間自動化的廚房。加速這項進程的,是家政教育,馬當──富吉耶與弗雷斯恰如其分地強調這其中的曖昧矛盾。家政教育的創始者,確實特別著重清潔、整理與維護環境這類奴役枷鎖。巴斯德的研究引發了人們對於灰塵的精神官能症,而學校則大力傳播這焦慮。

綜觀來看,這些作者之間的異議,或許只是表面。實施納稅選舉制的王朝時期,女性的歷史曾經發生決裂,這是無可否認的事。資產階級的家庭空間逐漸轉化為私密空間,這點無論從家具器皿或裝潢擺設都一目了然。家中某些特殊角落的汙垢禁止清理,接著女傭便不被准許在雇主屋內過夜。

年輕的資產階級女性被理想化,她們先是沉緬夢想,接著注定成為母親。歷史學家伊芳.倪貝樂極為精闢地分析道,自然主義者的言論將母親與保姆區別開來,亦分離了妻子與女主人的角色、藝術家與家庭主婦的角色。長期之間,壁毯、鋼琴與繪畫,使人忘了果醬。

安妮.馬當──富吉耶與潔娜維耶芙.弗雷斯並未說錯。這項悖論確實存在:在婦女擺脫束縛的同時,家政亦成為資產階級最操心的事情之一。老態龍鍾的優良自然主義解體了,它扮演的角色如今籠罩著一股不確定性,使得女性從此得以大膽行動,當時剛誕生的精神分析學派拚命宣傳的精神官能症亦隨之誕生。

然而,解放並非近在眼前──很快地,原本自願任由命運引導的女性,轉而確信她們有義務必須履行。許許多多的道德團體、鼓勵生育的社團協會,乃至於女性主義組織自身,都勸導女性懷孕生子、照看家庭。在這些聯盟的共同行動之下,純潔飄逸的少女,轉而化作新的家庭主婦。過度監視女傭者,終究變得形似女傭。家庭主婦之考古學,因此較其乍看之下的第一印象更加複雜,大有出人意料之處。

皮埃爾.吉哈爾、居伊.提利耶、以及更為清楚明瞭的安妮.馬當──富吉耶與潔娜維耶芙.弗雷斯,都證明了現代女性的歷史,乃是透過往昔女傭的歷史,方有如今的面貌。但這並不是其著作的主要貢獻,因為關於這點,我們其實早已料到。這幾名歷史學家並未拒絕探究虛構作品,因此將社會關係的研究發展至最深入的層級:有機整體的層級。

由於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的距離、以及其對立程度之緊張,於是這些密閉在家庭空間中龍蛇雜處的身體,便同時迸發反感以及欲望。在這荒謬的劇場之中,遐想是如此深入滲透實際日常經驗,若企圖不顧一切區分真實與幻想,或許只是徒勞。

內容來源:《時間、欲望與恐懼:如何再現最真實的歷史樣貌,阿蘭.柯爾本的感官史講義》台灣商務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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