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字母會 二十六場小說的武裝游擊
文／楊智傑
六名作家五年集體創作，台灣文學的未來實驗
駱以軍等六名小說作家，等待「書寫的武裝游擊行動」——「字母會」總策畫楊凱麟提示下一個攻擊標的，再用小說迎擊。這場從二○一二年開始的游擊行動，目的是要處決過去書寫，讓台灣文學重返世界。
文學不曾停止發生。然而在這個時空下的台灣，是否還可能產生真正重要的「文學事件」？
永康街鴉埠咖啡地下室，六名台灣一線小說作家——駱以軍、顏忠賢、胡淑雯、童偉格、黃崇凱、陳雪，正從兩個月一次，高密度的精神勞動中抬頭，等待「書寫的武裝游擊行動」——「字母會」總策畫、台北藝術大學哲學教授楊凱麟，給出下一個攻擊標的的提示。
這個時代能代表「我們」的創作
這場游擊行動從二○一二年開始進行。「在一個密閉空間裡，除了我們沒有其他聽眾。凱麟依舊寫好講稿才來，說話甚至會顫抖，那種緊張感……帶著一種對所從事的事物的敬重。」胡淑雯這樣回憶起字母會聚會時那種謹慎、神祕的氛圍。
字母會是楊凱麟從法國哲學詞彙（例如「未來」、「虛構」、「賭局」）出題，下給這群小說家的戰帖。他先用一千字闡釋詞彙的思想內涵，而小說家群則必須在楊凱麟準備的字母Ａ～Ｚ中，試圖用五千字的短篇小說回應、迎擊這些概念，最後由評論者潘怡帆針對每篇進行評論分析。
一三年六月起，他們開始在《短篇小說》雙月刊發表字母Ａ（avenir，法文的「未來」）。六名作家，兩個月一次，二十六個字母，超過五年的連續書寫。今年九月起，《字母會》由衛城出版公司分四季出版，九月已出版了字母Ａ～Ｆ六冊。
「就像白先勇用小說《孽子》賦予台北一種被觀看的獨特方式，或者一九九○年代王家衛的香港、北野武的東京。」楊凱麟說：「那我們就要問，這個時代能代表﹃我們﹄的是什麼樣的創作？」
書寫或書寫者的命運，總是纏繞於自身的歷史侷限，以及國家、文化、歷史身分自我認同。只是在任何「集體認同單一化」的過程裡（無論被稱為七年級後所謂的「天然獨」，或急統思想的反撲），小說總是站在集體性的反面，甚至不是反面，而是幽靈一般，從任何可能的角度去纏繞、追問、抽打與瓦解這個問題。
我們不是國家，是國家的反面
黃崇凱舉例：「寫字母Ｆ（fiction，虛構）時，我假設邦交國吐瓦魯沉沒，一萬人全部移來台灣，那對台灣的國族認同有何影響？又例如在字母C（célibataire，獨身）中，我寫當年共產黨沒打到長江以南，變成南北中國狀態，到最後台灣省仍是一省，和香港同時回歸的情形。」
當台灣在書寫中經歷影像的變造、扭曲、解體與重構，我們是否還能認得它？
「在這樣漂浮的小行星上，小說很難直線地回答國族認同，而是用小行星的飛行狀態，去被迫展現國族的命運或下場。」駱以軍說：「我們不是國家，而是國家的反面。」
「國家的反面」並不是反國家或無政府，而是書寫本質上反對著任何單一、簡化的精神預設。楊凱麟用「胡人性」形容駱以軍的小說，正好對應到台灣在政治、地理上的邊陲性，以及認同上的複雜性、不穩定性。
同樣的，字母會的成員構成，也顯示了世代、族群混血的激進實驗本質。例如黃錦樹書寫馬華、馬共的故事，甚至不被馬來西亞所接受，而只能在台灣存在。又如駱以軍、胡淑雯分別是一九四九年後外省族群和白色恐怖政治犯的後代，從光譜的兩端開始對話。
而「字母會」期間參與太陽花學運、親身爬梳白色恐怖歷史的作家胡淑雯，則從對書寫與「語言」本身的思考，體認到「政治正確」已成為當代書寫的大敵。
「台灣認同、性別意識的強化……時常讓大家產生一種惰性，即是只要表態，就可以停止思考。」她認為，政治正確首先是種語言現象。而書寫則是去粉碎這些「通過語言，說出來、寫出來，被拿來表達政治正確的規範性語言，以及其表演性格。」
藉書寫解除「政治正確」表演性格
「文學是可以冒犯現實，乃至冒犯價值觀的。」她說。
胡淑雯又以拉美諾貝爾獎作家、二○一四年病逝的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筆下的老妓女為例。「馬奎斯把老妓女寫得那麼複雜，以至於在道德化的世俗觀中，再也無法使用老妓女三個字，來回應馬奎斯底下的老妓女。」
讓既有的詞意徹底失效；讓已被用爛的套語，用來指涉特定種族階級，尤其攜帶上百年價值觀，用來殺人的詞語「癱瘓」的鋒利。胡淑雯認為，那就是文學的善良。
例如在字母D（différence，差異）中，胡淑雯敘述性義工服務身障者「小馬」的過程，沒有對弱勢過度渲染，沒有侵入性的鏡頭窺探，而是利用兩個並列版本的描寫手法：結案報告式的問答寫法和現場擔任性義工者的心理描述，提供讀者自行感受差異、讓道德判斷延後發生的空間。
「人通過政治正確的語言表達時，其實是在對群眾表演。」胡淑雯說：「這看似來自反抗、通往自由，但其實它已快成為新的規範，並導致不自由的可能性。」
處決此前書寫，讓台灣重返世界
那麼，如何從字母會重新檢視台灣在世界的位置？對此，楊凱麟其實抱持樂觀：「像日治時期的風車詩社、一九六○年代的白先勇，台灣文學其實一直從它自身進行自我更新。」風車詩社於一九三三年由楊熾昌等作家發起成立，引進法國超現實主義。
「書寫的核心指向未來。」楊凱麟說：「我很驚訝風車詩社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裡，有個台灣人竟跑去法國找普魯東（Andre Breton，超現實主義創始人）。」
從一九六○年現代主義思潮，到一九九○年的後現代實驗，台灣的文學在本質上從未自絕於世界。
駱以軍則回憶：「詩人楊澤曾說，九○年代全世界的首都在台北。那時Michael Jackson甚至還來台灣開演唱會！後才逐漸轉移到首爾。現在豆莢的細胞膜破裂了，在這二十年間，台灣開始不再重要，再也無法輻射文化能量。」
要從事真正有意義的書寫，就只能「處決」至今為止所有的書寫。但楊凱麟認為，這「終結」，其實是帶著感恩的。
「字母會作家群大多在一九九○年代的高速成長中讀大學，吸食解放的奶水，因此我們對台灣有種債務。」楊凱麟說：「對此，我們各自以『職人』的方式來償還，例如小說技藝、展示最純粹的小說創作，而哲學家、評論者、編輯也試圖背負這債務。」
在這還債的迫切心態下，台灣文學要如何與世界重新展開合奏？
出版字母會叢書的衛城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認為：「對於西方思想遺產，台灣常是囫圇地複製——例如由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提出，與當代語境差異很大的「漫遊」概念，但兩者根本的生活經驗是截然不同的。字母會的二十六詞彙，就是用來幫助作家重新找到自己的座標。」
而駱以軍則以世大運閉幕時，嗩吶與薩克斯風的對飆說明：「當時我覺得很感動，是非常台灣的效果，單獨的薩克斯風無法展現台灣的世界感，而單獨的嗩吶，則變成本土典範的櫥窗。」
迎向世界異質文學時空
選擇法國哲學詞彙做為「對飆」的樂器，字母會展現著一群島嶼作家，不再滿足於一九八○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九○年後現代的簡化趨勢，而直接迎向一整個世界異質文學時空的企圖。
文學的滅亡來自於不再做新的嘗試，不再有對未來的嶄新渴求。
然而另一方面，願意接下Ａ～Z、二十六本短篇小說集的出版，對任何出版社而言都是一個巨大的賭注。
莊瑞琳指出：「像是《別相信任何人》或《解憂雜貨店》等東野圭吾的書系，一賣就是數年。部分作品與作者長占大通路暢銷排行榜，大家的品味趨向保守、單一，這是一個警訊。」她自問：「我們要怎麼重新找到文學的讀者群？」
人個頭不高，眼睛卻閃爍著機警光芒的莊瑞琳，更向虎山行。二○一四年出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這本長銷一萬冊的艱澀理論書，以及《南風》、《黏土》等被一代社運青年列為重要書單的直球式出版方針，這次選擇了從純文學上繞路。
出版是隱形社運，本質就是繞路
「文藝與社運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沒有明顯要達到的目標，只是單純地訴說同一個目標。」她認為：「出版是隱形的社會運動，本質就是繞路，無法追求或評估效率。」
她以太陽花學運為例：「四年了，運動後的很多努力沒有明確地被接續下來。很多專業問題背後的普世價值，需要透過文學去彰顯，在公民各自關心的事物外，重建當代公民意識的基礎。」
莊瑞琳說明，這就像是挖通臉書上的同溫層，例如廢死團體、性權團體，都可以在字母會中看見不同的社會場域運作方式，以及其下蘊含的人性流動。
但面對出版界的現實，莊瑞琳不無沮喪地坦承：「許多通路，其實已經失去了對這套書的想像力。」即使字母會作者群都有了代表作，乃至國外版權，一些通路仍覺得無感、懷疑，甚至覺得是一群老屁股的作品。
市場難為，作家更須汲汲於其他收入方式。但被問到可曾認同透過國家、政府力量來推行文藝（如由國家提供作家穩定薪水）的做法？莊瑞琳卻固執地認為：「我們唯一要說服的仍是市場，唯一要尋找的仍是讀者。不管是大眾或小眾，對一個出版者而言，唯有說服讀者，一切才有意義。」
也因此，在作家及編輯群之外，字母會同時召集了台灣頂尖的書籍設計陣容投入。由聶永真、何佳興、王志弘與林小乙這四位國內目前僅有的國際平面設計聯盟（ＡＧＩ）會員操刀，同時投入這場超越「當代」要求的集體創作實驗。
「台灣社會價值的形塑無法只靠理性，讓差異從『人』的角度被理解、接受，這就是當代文學的意義。」莊瑞琳說。
五年來，字母會斷續進行著，談到最後幾次聚會，駱以軍不無傷感地說：「我們的『鋼鐵人』童偉格竟然哭了。」「我覺得很奇妙，就像一九九○年代日本ＡＶ女優的大感謝祭，那最好的肉體……。」
最好的時光，「就像王家衛生命中的幸運，是拍到張曼玉、張國榮、劉嘉玲最美的時刻，即使是在像《東邪西毒》這樣的爛電影中（笑），而其殘酷性就在於其不可再得。」駱以軍比喻。
見證作家最好的時光，總策畫楊凱麟做的事實上就是這件事情。
見證作家最好的時光
而橫跨五年的寫作計畫期間，作家個人歷史不無顛沛。曾捲入太陽花運動風暴核心，感受過警察鎮暴、密室壓力的胡淑雯，曾幾次在聚會時崩潰痛哭。童偉格歷經了力拚博士、乃至放棄的掙扎。陳雪、駱以軍則不斷生病，往復醫院。
而受訪時自嘲「不能連童偉格、駱以軍的車尾燈都看不到」的最年輕作家黃崇凱，則搬到了台南，用國家補助的低限收入方式寫作，面對與所有七年級世代同樣的生存壓力。
生而為人的疲勞，不曾因創作的超越而能有稍減。
作家把這段時間殉祭給字母會，召喚異質時空的事物，之後又因各自的生命負擔而各自散開。文學盛年的賭注、紙上燃起的超現實星火。而這一切，或許就如楊凱麟在字母會第一本《字母會Ａ未來》的序言所說：「除了面對尚未到來的人民，不知書寫還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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