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和獨處:離群索居對人的社交能力有什麼影響

扎利婭·戈維特 - (Zaria Gorv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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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隔離
社交隔離

尼爾·安塞爾(Neil Ansell)到荒山野嶺去,像隱士一樣與世隔絶地生活,純屬偶然。

1980年,他在倫敦,跟另外十多個人住在他們非法佔用的房子裏。後來,有人問他,願不願意到威爾士山裏去生活,住在一座農舍,租金是一年100英鎊。安塞爾無法拒絶這樣的好事。那個地方是真正荒無人煙的山野,夜裏星空滿天,像閃爍的穹廬。

美中不足的是,住在這裏意味著極度與世隔絶 — 至少按英國標凖來說是這樣。那座山間農舍裏住著一位單身老人,他的鄰居是一棵雪松樹上住了20年的一對烏鴉,最近的村莊在幾英里之外。

那裏沒有電話。安塞爾在那兒住了5年,期間沒有一個人從門前路過。

他說:「我變得非常適應獨處的生活,以至於有一次去附近村裏的商店買東西的時候,說話聲音都在發顫。那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兩個星期沒說過話,一個字都沒吐過。那種狀況對我來說變得很平常。」

安塞爾重返文明社會時,已經完全適應了一人獨處的狀態,喧囂的社會給了他不小的文化震蕩;「我發現跟人交談很困難。我本性不是個反社會的人,但那時確實有點掙扎。」

另一個變化,安塞爾注意到,是他的自我認同感開始逐漸淡漠。「當你獨處時,你的自我意識開始模糊,因為無法從別人對你的反應中看到自己的鏡像。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回歸社會後必須重新發現自己在社群中的定位。」

快進到2020年,安塞爾那段經歷可能比當年引發更廣泛的共鳴。抗疫封鎖、防病毒護具、自我隔離,大部分人都經歷了相當長時間的離群獨處。

長期隔離對人的大腦有什麼影響?我們需要社交練習嗎?等到疫情終於結束的那一天,我們是否還記得該怎麼跟人交往,如何融入社會?

社交隔離
社交隔離

鄧巴數( Dunbar's number)

人類是社群動物,這一點似乎不證自明。但是,有一條最關鍵的證據,卻藏在我們的頭顱中。

是這樣,靈長動物腦子的尺寸大小跟他們能夠組成的社群規模之間有關聯:腦子越大,社會群體的規模越大。人類大腦的尺寸意味著在所有靈長類動物中,人類可以組成的社群規模最大,平均包含150名成員。

這個數字叫「鄧巴數」( Dunbar's number) 。這個數字經常被提及、被引用,從最優化教區規模的人數上限,到推特上朋友圈的大小,適用範圍很廣。

一種理論認為,社交是腦力勞動,為了順利地跟其他人互動,你的腦子需要儲備大量信息,除了一些基本信息,比如家住哪裏、在哪裏上班之類,如果能記得對方生活中的一些細節特徵,比如他們有什麼樣的朋友、誰是他們的競爭對手、有過什麼輕率魯莽的歷史、社會地位,以及他們的動力來自哪裏,對你會很有幫助。

社交方面的許多不妥或者過失實際上是因為這類信息的處理中出了差錯、失誤。舉個例子,一位朋友最近被解僱了,你卻問他工作怎麼樣,或者對著一位即將當父母的朋友訴苦帶孩子有多麻煩,很可能就得罪了對方。

歸根結底,我們能夠駕馭的人際關係數量受制於大腦處理信息的能力。過去千百萬年來,社交活動較多的物種,腦子就進化得更大。而且,這個過程是雙向的,腦越大社交範圍越廣,而短期內缺乏社交活動會導致大腦縮小。

腦子變小了

2019年,德國科學家發現,在南極考察站生活了14個月的9名探險隊員,任務結束時大腦尺寸跟去南極前相比縮小了。對比前後兩次掃描圖像,他們發現這些考察隊員大腦海馬體上的齒狀回(dentate gyrus)在14個月期間平均縮小了大約7%;齒狀回呈C狀,主要負責形成新的記憶。

除了腦體積縮小,這些考察隊員在兩次智力測驗中成績也不如之前,一項測空間距離感,即一個物件在一個空間內的相對位置;另一項測選擇性注意力,大致就是在一段時間內對一個物件保持注意力集中的程度。

科學家們猜測,這種變化也許可以歸咎於長時間的處於與世隔絶狀態,以及整個冬季囿居在鐵盒子裏那種日常作息的一成不變。這項研究不包括考察隊員去南極前後和在南極期間的社交能力是否有變化。不過,其它類似的研究結果顯示,在南極越冬的人,即便去之前經過嚴格的適應能力評估檢測,到南極後冬季過了一半的時候,社交功能障礙問題會明顯增多。

山間農舍
山間農舍

孤獨與獨處

保持社交間隔對我們的社交技能是否會造成影響,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但還是有一些線索可循。

首先,心理學家其實並不特別關心你交往的人有多少。絶大多數研究聚焦你對自己的處境怎麼看,有什麼感受。獨處是獨自一人但不感到孤獨;那是一種心滿意足的狀態,跟安塞爾在威爾士荒山野嶺中經歷的一樣。

孤獨卻完全是另一碼事;孤獨的人感覺自己與世隔絶,被孤立,渴望社交接觸。

研究結果表明,孤獨的人即使有社交機會,其孤獨感還是會扭曲他們對周圍事物的看法。諷刺的是,這種狀態加深了他們對社交接觸的渴望,而且會削弱他們與其他人正常交流溝通的能力。

覺得自己被孤立的人有較強的社交危險意識,比如唯恐說錯話。他們通常更敏感,更小心翼翼,更容易掉進一種叫做「證實偏差」(confirmation bias)的陷阱,對他人的行動或言語的容易做出偏向於佐證他們對自身狀態和社交能力負面評估的理解。孤獨的人對他人的期望值低,對自己的看法又不公平,結果招致別人對他們不友善。

孤獨的人難免還會陷入另一種處境,即對自己思維、情感和行為的掌控能力被削弱。這個技能對於遵循社會規範至關重要,主要體現為根據他人對你的期望值持續不斷地分析和調整自己的行為。這個過程通常是自動的,人的自我掌控能力會在自己不知不覺中受到影響。

因此,隔離、孤立就可能成為一種自證預言,即「孤獨循環」(loneliness loop)。它會導致自卑、好戰、悲觀、精神緊張和社交焦慮等多種負面情緒交織混合,最終驅使陷入孤獨循環的人進一步疏離他人。

最糟糕的情況下,孤獨使人憂鬱,而憂鬱的最常見症狀是社會退縮,即孤僻、不合群。

黑暗中的女子
黑暗中的女子

社交尷尬

令人驚奇的是,獨處的老鼠對其他老鼠的社交吸引力也會降低,甚至於到了一種令人傷心的程度 — 交際廣泛的老鼠會努力躲避孤獨的老鼠。這說明孤獨的老鼠身上可能有某種不招人喜歡的東西,共同的社交經歷對於跟其他動物建立關係、培養感情非常重要。

幾十年來,自我選擇獨處被認為是有益。哲學家、宗教領袖、部落原住民和藝術家們很久以前就在讚頌獨處之益。但是,越來越多證據表明,遠離社會人群可能會帶來意外的後果,即便獨處是自覺自願的行為。

偏愛獨自消磨時光的青少年往往缺乏社交能力,研究表明,儘管有些人可能認為自己更喜歡離群索居,但他們實際上喜歡與他人,甚至是陌生人,有接觸來往。這種負面期望是有問題的,因為它們使人們無法了解與人互動時實際發生的情況。

這樣看來,似乎我們確實需要社交活動-但原因並不是你可能認為的那樣。經常與他人互動教我們產生自我價值感,幫助我們凖確理解他人的意圖,而這又有助於我們獲得更積極的社交體驗。

心理學家泰田代朗(Ty Tashiro)寫過社交尷尬的專著。他認為,我們現在整體上更多社交尷尬似乎是合理的,但他強調,對於大多數人而言,由此產生的社交失誤、不妥很可能十分輕微。

田代朗說:「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與社會期望的微小偏差會帶來極大的尷尬-這恰恰展示了人類思維在捕捉、識別社會期望、評估自己是否滿足這種期望方面的精微細緻程度。」

孩子和成人

對於那些還在培養自己社交技能的人,接觸越多越好。

田代郎說:「兒童和青少年確實需要面對面互動。因為他們必須了解在現實生活中會出現的大量社交暗示和期望。」這對於那些天生容易尷尬笨拙的人-包括他本人-更為重要,他解釋說。

他說:「我在初中、高中時,對自己的社交能力很不看好。我認識到一點,那就是我們對那些東西反應比較慢。我的直覺不太強,但這沒關係。」

為了彌補這一點,他就更加有意識地努力提高社交意識,並花時間去練習。

大量研究結果為此提供了的支持,包括極端孤立狀態對其他動物的影響的研究。這些研究表明,當大腦還在發育階段時,社交經驗尤其重要。

在孤立的環境中飼養大的老鼠大腦長得較小,行為也會偏離常態,以至於它們經常被用作研究精神分裂症的實驗動物,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症狀之一是社交功能受損。另外,與世隔絶的螞蟻的大腦也較小,行為與同伴不同;屬於群居生物的魚如果被孤立飼養,其配合能力就較低。

對比兩組退役的實驗室黑猩猩的行為,一組曾經在幼年時被剝奪社交聯繫,另一組晚年獨處,結果發現幼年獨處的黑猩猩對自己私人空間受到侵犯更不能容忍,更少為同伴梳理皮毛(重要的聯絡方式),社交活動較少,更傾向於組成較小規模的社交網。

研究發現,人類在童年時的社交活動程度與他們的社交技能之間有直接聯繫。葡萄牙一組學齡前兒童,其中一部分社交活動增多,他們的社交能力也相應提高。參加課外活動和體育運動也有很大助益。同時,兄弟姐妹多的孩子在社交場合適應性更強。跟成年人一樣,獨處時間更多的兒童更容易對社交情境做出不利於自己的解讀。

對於孩子們來說,學校是找到練習社交技能伙伴的再好不過的地方。即便在新冠大流行爆發前,全世界有大量學齡兒童沒有上學;2012年,美國在家受教育的兒童有180萬人。現在,又出現了一種新的大趨勢,即遠程教學正蓄勢取代更多師生之間和同學之間面對面的交流。

關於多年在家接受教育的風險早有辯論和爭議。德國1919年立法規定兒童不上學,在家接受教育屬於違法,理由是學校是培養社會容忍能力的場所。然而,這個觀點有很大爭議,一方面有證據顯示從小在家接受教育的人社交能力欠缺,但成年以後他們參與公民社會的程度卻超過按部就班上學的人。

硬幣的另一面

社交隔離、離群獨處的缺點有大量記錄在案的證據,但它也並非有百弊而無一利。

田代朗認為,適度的社交尷尬是值得歡迎的。他經常聽說,一些生性害羞或社交尷尬的人在他們的伴侶看來是極好的配偶,因為他們會仔細琢磨別人為什麼會有某種感覺或想法,會細想在不同的情境下什麼是最好的應對方式。

「那種體貼周全是很暖心的,」他說。

安塞爾則更願意強調他從獨處經歷中發現的積極面,以及態度端正的重要性。

他說:「人們覺得難熬,往往是因為(獨處)時間不夠長。」

他把在威爾士山裏隱士般生活的機會視為一種挑戰,挑戰自己自力更生的極限。

那時,安塞爾住的地方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電話,也沒有汽車,糧食大部分要自己種,或者去山林中採集。但是,他說,過了沒多久就不再覺得那種生活是艱巨的挑戰,「而只覺得自己在經營自己的生活,覺得那就是正常的生存狀態。」

關鍵在於,安塞爾不知道這種與世隔絶的獨處狀況會持續多久。「我相信,人們在度假時遇到這種狀況,心裏總是有個盼頭,直到自己最終會回歸正常。但因為我的經歷不是計劃好的,也沒有明確的終點,所以我就盡可能讓自己浸沒於其中。」

即使到了今天,出了三本書之後,安塞爾依舊認為那五年的獨處經歷對他仍有助益。畢竟,他知道萬一落到獨自一人在荒山野林的破敗農舍的境地也沒關係,因為這不是最糟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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