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觀點-台灣早期援外措施 早已實踐「脫貧致富」

黃任佑經濟部前國際商務專員、淡江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工商時報【黃任佑經濟部前國際商務專員、淡江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在發展差距研究領域有貢獻、任教於美哈佛的克雷默,及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巴納吉與杜芙若。1990年代中期克雷默開始利用隨機試驗來研究貧窮。有了此基礎,巴納吉和杜芙若在數個發展中國家進行隨機試驗,研究教育、醫療和創業。自2000年代初期至今,三位學者花費無數時間觀察各地窮人的日常掙扎,並從中學習。

誠如坊間雜誌分析,落後國家如何解決脫貧致富問題,由於潛在相關因素極多,確切找出肇因並非易事。如以系統理論驗之,肇因應更為繁雜。前文指出其中人力資本、健康、醫療和技能等因素,可能是發展關鍵。其實,台灣不管為協助友邦或最後聚焦在鞏固邦誼,從楊西崑大使人稱「非洲先生」以來,包括台灣派出的農耕隊、農技團、技術團及現在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合會)推動的援外計畫,或稱雙邊合作計畫,盡皆在協助友邦脫貧致富或至少能解決馬斯洛理論的人類基本需求,進入21世紀後轉而以政府部門為主導的滿足組織需求;此等生活水平與品質提升計畫,在友邦行之已久。

衡諸我國數十年在國外的援助方案,無論深度與廣度,可謂在本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所從事研究理論之前已經在實踐。就個人所知內容甚多具創新成功做法。如2000年代初期在宏都拉斯有豐碩成果的「養豬計畫循環基金」、「微小產業技術輔導計畫」及與之併行的「微額貸款循環基金」,以及尼加拉瓜「零飢餓生產債券計畫」等。其中某些雙邊合作計畫不但致力於脫貧,更可縮小城鄉差距;只可惜或許囿於各種原因,未能形成學術理論,並於國際發表廣為周知,其中或無人作有系統且長期的歸納分析演繹出台灣自有的經濟發展理論。

同樣地在國內,台灣也有甚多著名成功範例,在協助偏鄉地區所在多有。最早的可追溯至1970年代初期,個人有幸近身觀察農復會推動之「農漁牧綜合經營計畫」;涵蓋前陣子發表低於全台貧窮線的屏東、台東、彰化等地區;只是也欠缺長期關注與投入資源賡續其成果而已。

以上無論是國外或國內存在一主要問題,亦即政治干擾。國外來自邦交鞏固問題愈趨嚴峻,國內則為民主常態換黨(人)執政,而使得政策與措施愈趨無持續性,如協助中南部、中小企業及中產階級所謂的「三中」政策。幸而有非政府組織及宗教團體(如醫療志工團與慈濟四大志業)的投入,紓解部分偏鄉或貧困地區的窘境。

邦交國數漸縮減也顯示我援外計畫似不符合駐在國政府之期待,其中可能為執行績效不足以打動上層統治階級的「致富」心態。在政商掛勾或當權派受對岸誘惑下必離我而去(如多明尼加與薩爾瓦多),其結果也可能導致我協助下層脫貧計畫的中止。個人在第二次駐巴拿馬服務期間(2006∼2010),曾研究該國有政商影響力包括縱橫無數產業Motta等十大企業家族,此等毫無疑問的對巴國政局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與我斷交的Valera總統亦在該十大家族之內)。拉丁美洲地緣政治戰略中心(CELAG)研究員Pablo Quinonez為文指出,如世界其他地區,此種大財團,如墨通訊巨擘Carlos Slim的Carso、巴西牛肉商Batista家族的JBS、阿根廷TECHINT的Paolo Rocca、智利Copec的Angelini及更多涉入拉美金融界十二大企業家族等,影響政府決策現象,已漸漸在拉美呈現且有擴散到國(區)外趨勢。個人曾研究發現巴拉圭出口台灣牛肉廠商背後有巴西投資商背景。

由此分析得知台灣協助友邦涉及資源運用,但更重要的是,邦交國當權者雖在乎協助下層民眾脫貧,卻抵不住本土財團「致富」之政治遊說或干預,導致在處理兩岸關係上有所傾斜,實值決策當局及有意角逐明年大位者深思與布局。這或許也是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隨機試驗法應用於經濟學領域解決貧窮問題可能無法觸及之處,亦即政治因素凌駕於醫療、教育、中小微企業發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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