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國誠專欄:跳脫兩岸框架 台灣才能在印太戰略下進行國家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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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地理上本屬印太地區(昔日的「亞太」),為何又要重新進入印太?因為當「印太」這一名詞取代「亞太」之際,台灣從昔日亞太地區的邊緣角色,開始轉向印太區域安全與地緣經濟重建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地位。在此戰略轉型之際,意味著「亞太框架」和「兩岸框架」對台灣而言已經過時,台灣應該適應新的環境變化並重新融入印太。

隨著「印太」這一地理名詞的更新,同時也是新型戰略格局的重新規劃,台灣的多元開放、公民平等、族群和諧、市場自由與民主治理模式,以及“Taiwan can help”,它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間對全球的人道支援,在相對比於中國的專制霸權之後,重新受到國際社會廣泛的支持與尊重。在印太架構下,許多國家,包括遠在歐洲素昧平生的國家,開始認定台灣是區域安全與全球治理的典範,而且具有長期實質合作的夥伴。

更重要的是,即使台灣的民主運作未必成熟和穩健,但至少台海的穩定和台灣自身的安全,已被印太地區乃至與其他利害相關的國家,視為與自身的利益息息相關,也與世界的穩定密切相關。換言之,台灣的價值並非只有象徵性的,並非一個「主權缺失」的實體,台灣已經是印太地區維持其區域安全與經濟繁榮不可或缺的環節。今年11月23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正式邀請台灣參加首屆「民主峰會」(Summit for Democracy),這次峰會涉及「對抗威權主義」、「打擊腐敗問題」、「促進尊重人權」三大議題,並重申「支持自由和獨立的媒體」、「捍衛自由和公正的選舉」、「加強公民能力」、「提高婦女、女孩和邊緣化社區成員的公民和政治領導能力」、「利用科技促進民主復興」的支持與承諾。台灣的爭取參加到最後確定受邀,顯示台灣參與「國際民主陣線」的立場「堅若磐石」。在此歷史機遇下,台灣必須努力在國際社會上華麗轉身、翻滾跳躍,台灣必須跳脫「亞太框架」,繼則跳脫「兩岸框架」,以一個重新定義的「民主台灣」(Democratic Taiwan)進入「印太框架」。

台灣必須跳脫「亞太框架」

「亞太」是繼19世紀的「遠東」之後,一個東西冷戰格局下的地理名詞,但隨著東西冷戰-(美)北大西洋公約對抗(蘇)華沙公約-的終結,美國歐巴馬政府將美國全球重心從歐洲轉向亞洲,也就是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戰略,以適應一個「後冷戰/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並且應對一個崛起的、具威脅性的中國。在亞太框架下,中國在擴張主權範圍過程不斷強力推銷「一個中國」政策,乃至將原先以和平共處為目標的「九二共識」,片面修改為「中國統一的台灣方案」,使台灣處於這個政策下「身分固化」和「角色定格」的邊緣地位,成為中國民族主義殘暴對待(如「留島不留人」)的異端份子,成為中國一個不得干涉的「內政」問題,成為中國統力侵犯的霸凌對象;在亞太格局下,台灣要嘛成為美中角力上下浮沉的籌碼,要嘛只能以一個「無名國家」存在於國際社會的灰色地帶。

然而,如果從冷戰進入全球化旨在打破「領土邊界」以實現資本與貿易的自由化,那麼從全球化進入「後全球化」(post global era)時代,則進一步打破「海洋邊界」,實現超越資本流通與單純貿易自由化的範疇,引入了包含安全、能源、氣候、人工智能、數位經濟等等高端科技的競爭,乃至是綜和國力、永續價值、人口能量與GDP集體結盟等等的競爭;雖然亞洲地區還處於「亞太」到「印太」的過渡期,但「後全球化」已將原先「心理地圖」上分隔的太平洋、印度洋連接起來,將海洋通道與戰略縱深從亞太擴大至印太,實現新的戰略格局的升級和轉型,形成一個新的「地緣經濟的世界秩序」(The Geoeconomic world order),也就是「藍海世紀」。

台灣在印太戰略格局的重組中,必須跳脫「亞太格局」,即使是被動面臨挑戰,也不能再習慣於「無名國家」的消極意識,也不能在「兩岸框架」下被動滿足於「維持現狀」。(湯森路透)

這不是地球版圖的變化,而是世界生存方式與國家角色的改變,例如日本從戰後的平行主義轉向區域介入,越南從社會主義轉向市場經濟,印度從不結盟政策轉向多國聯盟,澳洲從偏安南方轉向北上連結。在此格局下,台灣重新凸出它在印太框架下「島鏈國家」的戰略地位,也彰顯它在永續價值和安全理念的模範形象,因為居於印太海域連貫紐帶的南海如果不平靜,處於印太地區戰略通道的台灣海峽不安全,特別是遭受中國這一「單霸國家」的強力控制,印太就會成為一個不可收拾的戰區。在此歷史轉向的路口,台灣在印太戰略格局的重組中,必須跳脫「亞太格局」,即使是被動面臨挑戰,也不能再習慣於「無名國家」的消極意識,也不能在「兩岸框架」下被動滿足於「維持現狀」,而是積極脫離國際孤兒的角色,面對國家角色的轉型與挑戰。

台灣必須跳脫「兩岸框架」

兩岸在超過70年以上的分治之後,台灣自身的發展模式以及真正的「中華現代性」-一個融合中華傳統文化(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與西方民主憲政的政治實踐模式-使台灣已經不能再把「兩岸關係」視為一種國共內戰的延續狀態,不能再將自身視為內戰之後「敗逃」台灣島上的臨時流亡政權,因為這種狀態已經被長達70多年的隔海分治,包括台灣放棄對大陸的主權宣稱,終止動員戡亂,以及在分治中走出自我選擇的發展模式所取代;70年分治後的台灣已經告別「失敗的國民黨」時期,進入「民主台灣」(Democratic Taiwan)的自治時期,也就是一種「台灣民主模式」的建立;另一方面,如果台灣跳不出「後內戰/兩岸框架」,就會一直陷入中國所謂「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緊縛咒,始終被認定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台灣問題」,使台灣的存在-無論它的成功歷程或失敗經驗-都不是一種「主體性存在」,而是一個「被解決的問題」,一個始終處於「被中國解決/祖國必將統一」的歷史必然性問題;換言之,一個健康發展、事實存在且根本毫無問題的台灣,卻始終被認為「有問題」!

對於台灣的長輩們,特別是經歷抗日與內戰而撤守台灣的「外省第一、二代」,也許還很懷念他們曾經居住的「故鄉中國」或家庭教育中的「想像中國」,但這個美麗的、理想的中國,已經在1949年以後走出了歷史、離開了長輩們的集體記憶;「舊中國」已經被「新中國」取代,昔日的故鄉已經不是今日的家園。而對於台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來說,他們也許知道長江、黃河在「海的那一邊」,但更熟悉的是「我家門口有淡水河」,他們也許對古老的中華文化有些疏離,但絕對不知道什麼叫馬克思主義,什麼又叫「中國夢」?也無法接受統一後一個「專制的台灣社會」。在兩岸分治70多年以後,沒有理由限制他們只能在既有的「兩岸框架」內尋求台灣的前途與命運。換言之,面對「未來世代」,台灣人必須自訂自己的「未來框架」。這不是一個台灣重新獲得聯合國席位的問題,因為有席位並不等於有影響力,而是解除兩岸魔咒,以實力重回世界。

「兩岸框架」作為一種暫時性分離狀態,若不能和平共處在一個容納制度差異的框架之下,「共和」就毫無意義。(湯森路透)

台灣與中國大陸都宣稱自己是「共和國」。共和國又稱「合眾國」(united states),是各民族不分地域與種族、不分宗教與信仰,共同地、和平地組成一個「多民族國家」。依據此一原理,「兩岸框架」作為一種暫時性分離狀態,若不能和平共處在一個容納制度差異的框架之下,「共和」就毫無意義。尤有甚者,如果「兩岸框架」演變至「武力併吞的戰爭狀態」,祖國變成了戰爭凶手,台灣就無須再接受中國這種「吃人的民族主義」。

台灣國家角色的重塑

牽一髮而動全身,打一仗而動全球;當今世界已經很難存在無人干涉之下、一國打敗另一國的戰爭,台海戰爭尤其如此,因為台灣的存在已經是印太區域的共同利益,也就是印太安全離不開台灣安全。實際上,無論出自條約或道義,美國並非肩負保衛台灣的義務,而是台灣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如果落入對美國充滿「敵我矛盾」的中國手中,美國必將從此退出亞洲,失去第一島鏈的戰略前沿,輸掉它的全球利益,也宣告「美國世紀」(American Era)的終結;也不是說台灣與日本之間有什麼「台日友誼」,而是台灣海峽一旦成為中國內海,日本的能源生命線將就此斷送。

台灣的實力,不是F-16戰機,也不是國造潛艦,而是「軟實力」(soft power)加「巧實力」(smart power)。台灣與其申請加入美國已經退出、而且必然遭受也申請加入的中國絕對性排擠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不如努力在關鍵科技(半導體與AI)、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通訊科技(5G、6G)、網絡安全、公共衛生、合作經濟(產業鏈共享)方面,積極介入印太框架,特別是參與美國正在研擬並將在2022年初期提出的「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

「印太經濟框架」是美國注意到過去的「重返亞洲」政策缺乏經濟因素和集體動力的注入,認識到缺乏以經濟利益構建規則秩序的機制而做出的戰略修正,乃至反思文化帝國主義對印太國家的歷史傷害。美國意識到,一個完整的印太戰略不能只是針對中國,而是建構全亞洲;即使必須反制中國,也不是單邊對抗,而是將中美競爭內含在一個「大包圍」戰略之下。

印太地區是地球上一塊很大的弧形地區,區域內有廣大的海洋以及為數眾多的中等國家,今天,印太地區的重要性來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在政治上,早先在經過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與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十幾個回合的會談之後,日印已在2018年10月簽署了32份合作協議,內容涵蓋了國防、戰略、數位、新科技、健康照護、農業、經濟、郵政、科技、學術交流、環境及體育等等領域;如今,印太已經形成了美、澳、印、日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以及「澳英美聯盟」(AUKUS),就連遠在歐洲「波羅的海三小國」之一的立陶宛,因為在台北設立辦事處遭到中國外交降級之後,該國外交部長蘭茨貝爾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除了表示毫不屈服之外,更主張歐洲應加強與印太地區的關係,理由是:如今每個國家都涉及印太。

在經濟上,印太擁有世界50%以上的人口和GDP,世界五大經濟體中(含美國)有四個位於印太地區(美國、中國、日本、印度)。未來的「印太經濟框架」應該是一個市場更開放、產業鏈更穩定、關鍵技術更創新、參與深度更廣泛的泛經濟框架。它不僅僅針對中國的威脅,也不是以印太地區作為壓制中國的工具,而是融合更緊密的印太地區中等實力國家,實現廣義的區域安全最大化。它將是一個「準地球村」,並且引導未來世界。

當祖國變成了戰爭凶手,台灣就無須再接受中國這種「吃人的民族主義」。(湯森路透)

從2019年6月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報告》以及同年11月國務院在東協峰會期間發布的《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報告,到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期指導方針》,美國多次以「盟友」之名提到台灣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將於今(2021)年12月9日至10日舉行的首屆「全球民主峰會」,台灣受到了正式邀請出席,與110個國家共列「世界民主陣營」,這就印證了前述所說,台灣重新凸顯在印太框架下重要的戰略地位。簡單地說,美國在新的印太架構上已經把台灣列為共同抵禦中國,與美國同屬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盟友。對於「印太經濟框架」,雖然台灣未必能夠主動要求或被動受邀,也不必宣揚所謂「聯美制中」,以免落入習近平所稱「倚美謀獨」的陷阱。台灣與印太地區的關涉非常廣泛,舉凡所有「非傳統安全」領域皆與台灣相互關聯。台灣藉著自身努力所獲得的世界「正面評價」(positive reviews),以及把握印太戰略重建與更新的機遇,應是擺脫過去的「亞太框架」與既有的「兩岸框架」,創造國家轉型、地位提升與身分重塑的重大時機。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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