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後疫情時代的「東升西降」

白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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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中文網)在3月11日剛剛結束的十三屆四次人大會議的閉幕式上,中國的兩千多位人大代表們通過了兩個重要法案,一是修訂了1982年的人大組織法,二是通過了修改香港選舉辦法的決定。雖然早在預料之中,而且三年前也是這些“代表們”通過了“臨時起意”的修憲提案,以不限制領導人終身連任的方式自我廢除了共和體制,但是,今年的人大會議,在去年的嚴重新冠疫情之後,在一個前所未有的短短一周會期之內,就再一次以修訂組織法的方式完成了自我閹割,還順帶閹割了香港的民主選舉,不能不令人感佩中國政治模式的反民主性質竟然如此的不加遮掩。

理論上,這種閹割是以引入一個總則來實現的。在人大組織法修訂案中,總則規定了黨對人大的領導,顛覆了憲法所規定的人大作為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基本原則。又引入列寧主義式的民主集中制的政黨紀律作為人大的工作原則,等於廢除了人大至少形式上作為一個民主代表機關的民主程序。關於行政官員和軍委成員的任命、批准等條文的修改,更是去除了人大對黨政體系尚存的形式制衡。其結果,把1982年黨內元老彭真主持的人大體制其中本來就不多的民主精神閹割殆盡,也為兩年後的十四屆人大會議以及未來樹立持久性的絕對主義的權威體制掃清了殘余障礙。

不過,這只算作人大的自我閹割,自己把自己——也是名義上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人民的政治化身——給關進了籠子,大概算是對香港的一次示範。接下來,他們完成了修改香港選舉辦法的決定,以縮減立法會直選議員比例和設置選舉委員會審查候選人資格的方式,以“愛國者治港”的名義限制香港公民的被選舉權,實行“愛國專政”的選舉威權。這是對香港《基本法》所規定的實際並不充分的民主選舉制度的顛覆,自然也是對“中英聯合聲明”和“一國兩制”原則的進一步背離,也背離了香港民眾2014年以來以和平抗議疾呼的真普選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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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本屆“兩會”政協主席汪洋在大會開幕式上主張關於促進針對香港青年愛國主義教育的主張,只能算作重復1989年天安門運動之後北京政權所采取的愛國主義教育政策。而若歷史地看,這種以愛國取代民主的政策,以及一方面審判民主派人士、另一方面限制民主派選舉資格的做法,更接近1933年希特勒上台後的一黨專政。在1933年3月投票之後的幾個月內,納粹對共產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實行大逮捕,政治鎮壓了社會民主黨,從議會驅逐了共產黨。在7月14日正式取締這兩個黨之前,已經迫使中央黨、國家黨和人民黨先後解散,並且以政教協定的方式馴服了天主教會,德國魏瑪民主被徹底摧毀。

如果再橫向對比太平洋另岸所發生的,在北京的強人政治繼續坐大的同時,美國新總統拜登以保衛民主的姿態推行“新新政”:對內以全民疫苗接種和大規模基建投資的方式振興美國社會和經濟,對外則倡導人權和民主為中心的價值外交,修補與盟友的關系。對華政策上,拜登在告誡人民要保持戰略耐心的同時透露了美國正在准備最壞的情形,即美中之間極端競爭的可能。這一切仿若1933年的重演,希特勒的上台和羅斯福的新政。納粹很快發動了對猶太人的種族清洗和對歐洲的佔領,後者則從一開始就意識到了保衛民主的迫切,著手准備兩面作戰。

今天的情形,當然未必導致中美間不可避免的決戰,不過,圍繞兩個新舊超級大國的競賽,也就是新冷戰的耳語,卻以另一種修辭彌漫在北京的“兩會”會場內外,即“東升西降”,仿佛回到了1957年11月的莫斯科大會。在那場各國共產黨領袖雲集的大會上,毛澤東發出了冷戰的狂言,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今天的“東升西降”,指的是通過新冠疫情,通過對中國年均GDP的測算,通過中國治理模式與西方民主衰落的對比,中國國力的上升和西方民主世界的下降兩種趨勢並行之下,中國可能提早成為世界第一可能也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從而有助於完成民族復興的使命。

從中美貿易戰以來習近平所強調的“百年未有之變局”,到去年底的抗疫勝利講話中所自詡的“中國之治、西方之亂”,終於升級為今年初開始流傳的“東升西降”,也是本屆兩會中不少高官如張春賢等不斷引用的,充滿了冷戰色彩。相對2018年貿易戰同時開始的反美主義宣傳,東升西降已經不僅具有反美宣傳的意義,更具有反西方的色彩,還以中西之間的對抗主義自我解構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宣傳,自我導向一個中西對抗的競爭框架。

只是,不同於冷戰時期的核軍備競賽和圍繞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之間的意識形態與經濟競爭,這一競爭,越來越趨向從科技到制度的全方位競爭,也越來越接近美國著名國際問題學者艾立森(Graham Allison)所預言的中美之間注定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從而可能在香港、新疆、西藏等等問題惡化之後引向兩國競爭的真正焦點——台灣。

這才是本次中國“兩會”最大的懸念,也是北京政權在香港問題上急於廢除“一國兩制”、采取高壓政策的自然指向。在東升西降的國際局勢判斷前提下,中國最高領袖可能不僅不在乎國際社會對香港的關注,更有把握提早對台灣政權施壓,將台海兩岸間的統一當作民族復興的主要使命來追求,以此獲得中共黨內對其絕對主義領導權威的支持。

由此,對更廣泛的國際社會來說,無論是與中國剛剛簽署了中歐投資保護協議的歐洲,還是中國周邊緊張以對、處在中美夾縫間的印太四國,或者韓國、東南亞諸國來說,不僅需要面對中國在內政上的極權主義傾向,如對香港、新疆、西藏等等問題所表現的高壓政策,以及對待科技發展的“大躍進”政策所導致的高風險,如新冠疫情所帶來的世界範圍的災難,還要面對因為台灣問題而激化的中美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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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台灣問題不同於香港問題,如同敦刻爾克大撤退從香港撤出的西方社會,包括美國在內,大致會重演1930年代美國和國聯對滿洲問題的退讓,但是,中美未來的新冷戰競賽、以及圍繞台灣問題的對抗卻可能導致第二次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如同1933年到1941年美日之間所發生的一切,從而可能卷入所有印太地區的國家。這種地緣政治的風險和混亂,幾乎就是“東升西降”預言的自我實現,雖然是以未來戰爭的方式,卻可能從當下開始,就為國際社會展現了一副“新中世紀主義”的黑暗圖景。

准確地說,是在新冠疫情之後,如同1348年黑死病泛濫後的歐洲,教會權力瓦解而世俗權力上升,然而今天的世界尤其是亞洲地區正在呈現出一副另類的“新中世紀”黑暗。有關這一圖景的概念,最早於1970年代由希德利.布爾(Hedley Bull)、後來被慕尼黑大學尤格.弗裡德裡希(Joerg Friedrichs)所發揚。他們描述了一種後全球化的混亂,人們對傳統民主和民族國家的忠誠消散,人們的認同趨於混亂,各種民粹主義泛濫,前現代、現代的和後現代的外交和政治混雜著,儼然過去一年特朗普在美國國內、在東亞地區所引發的政治動蕩和分裂,構成一副新中世紀主義的黑暗。

或許也正是在類似圖景的暗示下,我們才能看到一個劃分光明/黑暗的瑣羅亞斯德(Zoroastrianism)教的復活、正在中美兩國重新出現的新彌賽亞主義,人們都對“大救星”報以期望,這些自命為“天選之人”的政客們也重復著上千年前的陳腐話語,加速著全球混亂、民主衰落和威權興起。然而,面對形同吃菜事魔的底層宗教的再度泛濫,無論是擁抱王陽明的王岐山,還是其他共產主義儒家官僚如李克強總理,似乎都無能為力。中國的未來政治也只能繼續著反民主、反西方、和極權主義的基調,直到未來第二次太平洋戰爭的結束。

白信為政治學博士、北京獨立政治觀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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