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武漢新型肺炎與習近平新型極權

鄧聿文
德國之聲

(德國之聲中文網)武漢肺炎如果前期應對得當,本來是不應該發展到如今這個封城地步的。即使出現目前這種大面積的傳染,在我和一個專家的私人聊天中,他告訴我,從技術而言,也沒必要封城,但從政治角度考慮,則封城非常必要。我這個專家朋友的話只是一家之言,然而揭示了極權政權運轉和治理的一個基本特點,即將一切活動和行動都政治化,從政權乃至個人的政治前途角度考量某項政策和某個決策是否必要。

武漢和湖北當局就是從泛政治化的角度來處理這次事件的。在去年12月初出現肺炎病例並在隨後不久診斷出乃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後,用武漢相關官員的話說,政府采取了"內緊外松"做法,對病人實行嚴格隔離,但對武漢市民和整個社會,基本處於松懈狀態,因怕引起恐慌,未有預警,告之實情,也沒有建議市民采取相應的預防措施,以致在疫情出現擴大情形後,武漢有人組織搞了4萬人規模的春節團圓宴,市旅游部門也向市民和游客發放春節旅游卡等。武漢當局對來勢洶洶的病毒傳染也備戰不足,未做相應的臨床准備。

像這些情況,說輕了,是地方當局的麻痺大意,對這種新型病毒的危害性沒有足夠的認識和重視;說重了,是對人民生命的不負責,是草菅人命。在17年前發生了那場幾乎席卷整個中國的SARS疫情後,地方政府本應接受經驗教訓,對傳染病的防治和疫情應對有進步,可武漢的處理比起17年前,並未顯示出這點來。盡管在SARS疫情後,中國建立起了一套相對成熟、科學和專業的疫病防治體系。

唯上不唯下釀成大禍

為什麼這套體系在武漢失靈,地方當局在對待如此重大的事情上顯得麻木?關鍵是權力的專斷性,將事情泛政治化,從政權安全和個人官運的政治角度出發。權力專斷性指的是在專業的問題上,權力支配專家,後者成為官員奴婢。泛政治化則有兩層含義,一是指當局在處理事情時,不管大事小事,重不重要,都要考慮政治影響,從政治角度看值不值得做,而不是著眼於事情本身的實際得失與危害,這種政治影響最後其實落腳在對官員個人的政治前途的考量上。二是指唯上不唯下,坐等上面的指令,特別看最高權力是怎麼講的。沒有上面的點頭和許可,特別是最高權力的命令,就是火燒眉毛,也是萬事悠悠,天下太平;有了上面的指令,本是小事一樁,也要擺出一副隆重的樣子。在應對突發事故和重大問題時往往表現得這樣,但由此也往往貽誤"戰機",釀成大禍。

權力專斷性和泛政治化是一切專制政權的特點,而習近平的新型極權則將它推向極致,從而使政治行動和日常行政官理缺乏應有的協調和靈活,變得僵化。我們看到,習近平上台後,尤其是近幾年來,特別喜歡在中共內部尤其黨的高級干部中強調講政治,講大局,維護權威,黨管一切,將講政治和講大局,維護權威作為任命和考核干部的最重要指標。上行下效,講政治也就成了各層級領導實行個人專權的最好借口。因為所謂講政治,說白了就是要同級和下屬都聽"我"的,唯"我"是從。此狀況在習的新極權中得到大大強化。

習的新型極權之"新"還體現在對權力的壟斷和排他性達到一個新高度。對權力的壟斷和權力行使的專斷既有聯系也有區別,前者指向的是權力的性質,後者體現的是權力行事者的意志。一方面,中共對權力的獨佔得以強化,排斥和其他社會主體分享權力,尤其是監督權;另一方面,在中共內部,最高領導人獨享人事、決策和監督大權,成為唯一核心和唯一權威,在權力的行使上非常專斷。大小事情發生,只看到當局身影,大小官員以習馬首是瞻,只聽他一個人的。

此外,習的新型極權也體現在高科技的運用和控制上,被人稱作高科技或數字極權主義。

上述三個特點,尤其是前兩者,在本次武漢肺炎的處置中演繹得淋漓盡致。無論是前期的"內緊外松",應對不力,還是半夜封城,應有的信息公開和公民監督總是缺乏,唯一的考量因素,就是上面特別是唯一最高權威滿不滿意,會不會給自己帶來什麼麻煩。

極權的時滯效應與運轉失靈

雖然極權政權動員起來,有它行動效率高的一面,然而,泛政治化和凡事習慣聽從最高權力指令的做法也會帶來兩大後果:大眾對官僚機構的低信任度以及滯遲事情的解決。前者使民眾傾向認為只要出了問題,政府隱瞞事實真相;後者喪失最佳解決時機讓問題變得更嚴重,甚至失控。這次肺炎事件當局的封城就表明前期應對存在很大問題,現在不得不走這一步,而封城做法又讓民間普遍懷疑政府之前隱瞞情況。假如封城後病毒在傳染過程中發生變異,很有可能會出現全局失控。

官僚機構要獲取決策所需的完全信息,難免有滯後效應,但當下中國,即使下級不想隱瞞信息,信息的上達比起一般的威權體制來,時滯效應也會更嚴重。原因在於,在強調政令統一於最高領導人的情況下,任何事情要想在全局獲得官僚機構的重視和解決,都必須先引起最高權威的注意和指令,只有在他做出明確的指示和要求後,相關職能部門才會迅速采取行動。然而,要想獲得最高權威的注意和指示,又必須事情變得嚴重或惡化後才有可能。這樣,事情解決的最佳時機就很可能會被耽誤,或者滯遲解決。

中國當局對武漢肺炎的重視和處理,也是在習近平有了明確的指示和要求後,而習發此指示,大概率是內部信息顯示事情已經比較嚴峻,需要動用全國力量對付,非武漢一地可以防堵的。

然而,並不是任一事情都能得到唯一最高權威的注意或者重視,又或者即使得到其"青睞",但惡果已顯現,回天無力。不管哪種情況出現,都有可能導致讓當局膽戰心驚的意外社會後果。從這個角度看,習近平政權的阿喀琉斯之踵,很可能出自泛政治化、權力專斷下的上下之間的反應遲鈍、脫節,中央政府的過分要求以及地方政府的習慣性說謊和卸責造成的普遍的運轉失靈。

本文作者是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志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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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鄧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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