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防疫」名義下的專制日常化

（德國之聲中文網）在美國，上周總統特朗普的患病出院更像是一場鬧劇，也是一場悲劇，證實了過去大半年美國大面積疫情爆發、死亡超過20萬的根子就在總統特朗普的治理無方和個人操守問題上，再激烈的選情也掩蓋不了特朗普治下瘟疫爆發所加劇的族群對立和民主衰敗。

即使在相對穩定的歐洲，情況也相當嚴峻，面臨著社會疏離化的危險。意大利在老年人成為脆弱受害群體後，意大利的傳統社會結構正在遭遇沖擊；法國和西歐諸國則經歷著秋季新一輪的爆發。而在德國，雖然人民普遍自覺遵守疫情下的管制，但是，我走在慕尼黑街頭，到處可見人民以涂鴉方式表達對政府以大規模基建反危機的不滿。僅僅過去一個周末，德國各地就爆發了一連串抗議，有抗議高速公路修建計劃的環保行動，也有牽手人鏈反對疫情期間加劇的社會控制。

疫後極權體制的加速固化

但在武漢病毒發源地的中國，似乎一切顯得那麼歲月靜好。九月份北京剛剛舉行了抗疫授勳大會，十月初的中秋和國慶雙節長假期間，到處人頭攢動，擁塞景區和高速公路，仿佛一場瘟疫過後了無痕。

然而，這是不折不扣的幻覺，疫情根本改變了中國和世界的關系，也整體拉低了社會福祉和人權水平，疫情期間中國政府最為得意的防疫治理模式正在以“新型舉國體制”的名義常態化。其結果，一個疫後的極權體制空前加速地固定化了。

不僅此前如新疆、西藏和香港的民族問題、民主問題正在因為當局的威權主義高壓而轉變為一個個人權危機甚至人道災難，而且，中國在這些問題上與世界主流國家、民主世界的人權沖突在過去幾個月顯然加劇。戴著口罩的外交官和人權組織在日內瓦以前所未有的嚴厲態度譴責中國，聯合國大會上中國代表也遭到了羞辱。不僅中美關系陷入1971年以來的最低點，中歐關系也面臨著重大調整，中國的統治集團對瘟疫的無責任態度和對人權的漠視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因素。

在11月即將到來的歐洲新峰會前夕，當局在壓力下或許會做出一些軟化姿態。我抱著這樣天真尚存的想法搭乘在中歐峰會結束後第二天才恢復的漢莎商業航班飛離上海的時候，並沒有想到回程落地所遭遇的隔離表明瘟疫期間的嚴控一切都沒有變化，防疫的專制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浦東機場的到達廳，和首都機場一樣，中國人與外國人的中英文指示依舊是那麼自大，外國人通道保留著Foreigner 的英文，而不是較為中性如Non-Chinese citizen之類比較政治正確的用詞。盡管我個人在過去十年幾乎每次入境都要向安檢官員抱怨，但是顯然他們聽不進去。

“憲法，那些都是國外的東西”

在經過了近三個小時的病毒檢測和一堆莫名其妙的機場迂回道路、二維碼登記後，我和太太被送進開往隔離營的大巴。雖然我在過去大半年看到了許多類似情景，例如北京的小區在過去半年安上了人臉識別裝置，隨時變成烏魯木齊的社區管制；邊上的村莊入口搭起的大棚蔚為壯觀，每天上下班高峰時段碼農們面無表情地緩緩通過，如同1930年代默片摩登城市裡行屍走肉一般的勞工，但也沒有想到上海浦東的隔離酒店竟然還是那麼的不人道。

這家屬於綠地集團的鉑驪酒店，據說是上海第五隔離點。防疫人員粗暴拒絕了我和太太共同隔離一個房間的請求。惡劣的是，當我向防疫人員指出這是防疫下的基本人權時，得到的是輕蔑的嘲笑聲。更甚者，在駐地派出所民警屢次電話以強制手段相威脅的時候，聽到我援引憲法第49條家庭婚姻等等受國家保護，居然回以“憲法，那些都是國外的東西”。終於姍姍來遲的派出所副所長也口口聲稱防疫只按三項法律，在我提到憲法時幾乎就是一幅聞所未聞的表情。

對這些基層工作人員來說，和我在新疆的烏市、在北京的村莊所感受到的幾乎相同，就是在守土有責的政治“責任”體制下，基層當局、社區和防疫人員不僅掌握著任意解釋和執行法律法規的權力，甚至已經習慣了過去十個月以來繁瑣的管制人民的流程。他們都不對人和人性負責，沒有道德和良心的意識，任何有限的投訴也因所謂屬地原則而不起作用，更不用說已經死亡的傳統媒體和嚴加控制的社交媒體。

北京的中央政府在歷次大會上都強調這一“守土有責”，把它當作抗疫成功也是新舉國體制的關鍵，我卻在過去半年發現和解釋為它恰恰是地方小問題變成全國性危機的機制，也是武漢病毒爆發而致世界性災難的制度原因，是中國所誇耀的治理模式的致命缺陷。當然，在疫後的上海和中國，它還是疫情期間強化社會管制得以延續和鞏固的機制。

對它而言，每個個體、每個群體都可能隨時陷入一種權利被剝奪的緊急狀態，也就是羅爾斯在他的經典政治哲學著作《正義論》和《萬民法》裡所強調的人權時刻。沒有人能夠安然事外，一個個體的人權困境也可能隨時演變成一場巨大的人權災難。那可能是我，也可能是李文亮、任志強這樣任何一個普通人、紅二代、或企業家。而我能做的，不過是在酒店大堂打上地鋪堅持抗爭。

這或許就是瘟疫的後果和瘟疫後的世界。不僅社會結構面臨疏離化、人人自危、互不信任，而且中國的防疫舉國體制正在塑造著一個新型的極權主義，摧毀了中國人權的一切可能，也拉低了世界人權的水平。那意味著，浦東隔離營模式和新疆“職業培訓營”模式都將變得更為普及和常態化，各種社會隔離、民族國家的隔離、技術與交流的隔離都將湧現。

歷史仿佛回到了14世紀黑死病後的歐洲，隨著武漢新冠病毒的繼續肆虐和對現有國際體系的摧毀，如果我們嚴肅地展望，只能悲觀地說，一場新中世紀的黑暗正在降臨。

吳強為中國獨立時評人，前清華大學政治學系講師。

德國之聲致力於為您提供客觀中立的新聞報道，以及展現多種角度的評論分析。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

© 2020年德國之聲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內容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如無德國之聲特別授權，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當行為都將導致追償，並受到刑事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