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評論﹕韓國短命戒嚴與北京戒嚴
(德國之聲中文網)一,香港人都慨嘆,多快速的撤回速度啊!如果當日林鄭也可以有這份魄力,即日撤回逃犯修例,便沒有後來的種種了。
當然,尹錫悅光速撤回,並非他「大發慈悲聆聽意見」,而是制度逼使他不能不撤回。韓國法律有規定,國會有權推翻總統的戒嚴令,這是制度規範逼使總統就範。香港嘛,好像沒有這種「立法會議員逼特首撤回」的權利,如果有,便是「顛覆政權」了。
二,原來議會被反對派佔領,的確可以鬧出很大動靜。尹錫悅發動快閃戒嚴,其實是因為國會「朝小野大」,在野黨完全佔據了過半數議席的能量,左右大局、指點江山,削減預算案、否定總統人事編制、彈劾不信任檢察官等等,都是尹錫悅覺得無法動彈、唯有孤注一擲的政治原因。
香港人恍然大悟,為何特區政府要把47人案置諸死地,為何北京如此恐懼戴耀廷的35+計劃,原來一旦立法會過了半數由在野黨把持,是可以搞出如此大的能量!
看來,還是北京眼光比較獨到,知道這種民主選舉結果非同小可,早就採取「戒嚴」手段取消選舉、拘捕異見份子,把這種動亂可能消滅於及時。韓國戒嚴於後,香港戒嚴於前,你看看成果是否完全不同?專制政權優勢,遙遙領先。
三,民主制度未必做到好事,但可以防止做壞事。韓國兒嬉政變發生,不少吃花生看熱鬧之人都會取笑「這是西方民主的胡鬧,票選出來的總統也像個瘋子,票選出來的議員也不做正經事,只懂削財政預算」。
對,這些批評都是有道理的,民選出來的政治人物,的確不能保證就會帶來好事,不能保證會為市民帶來善政;但很重要的一點,民主政體可以阻止壞事發生。
譬如今次的戒嚴,總統單方面宣布戒嚴軍管,如果按照戒嚴令的內容,則遊行、集會結社、自由媒體出版都會全部受管制,這對人民而言,絕對是壞事。
但為何這次沒有發生呢?因為韓國是民主政體,他們在經歷了漫長的軍管戒嚴獨裁年代後,痛定思痛,1987年修憲,規定戒嚴期間不得「解散國會」,國會議員也享有不被拘捕的權利,這才能保證國會可以行使推翻總統戒嚴命令的權利。
而媒體也要有自由報導的權利,即時把戒嚴的資訊傳出,然後公民自行判斷利弊好壞,再行使上街遊行的權利,及時作出反應,包圍國會,抗議戒嚴。
這些環節都是一個民主政體才能培養出來的制衡要素,於是才能制止壞事發生。你看看1989年的北京天安門學運,李鵬宣布戒嚴,因為沒有一個民主政體,沒有制衡機制,於是壞事發生,血流成河。這就是民主和獨裁的最大分野。
四,台灣社會要戒之慎之應對異見聲音。
尹錫悅把在野反對黨形容為「親北韓勢力」,因為李在明一直希望和北韓保持溝通對話。韓國輿論都認為,尹錫悅不應該把反對自己的聲音都視為犯罪份子看待,更遑論要用戒嚴軍管方式應對。
無獨有偶,台灣的民進黨團在韓國戒嚴發生之初,也曾在社群平台貼文,提到台灣的國會被「暗黑惡勢力侵蝕」,引來民進黨是否也挺戒嚴的質疑。
過去台灣政壇有這種看法,就是認定了國民黨和民眾黨都是共產黨的大外宣,也對許多批評執政黨的聲音都定性為「認知作戰」。這種政治上的理解如果拿捏不好、平衡不慎,就可能演變成尹錫悅這種「走火入魔」的思維,會動用戰時狀態戰時手段去處理這些政治上的聲音。畢竟台灣也走過白色恐怖的戒嚴時代,誰也不想「一夜回到解嚴前」。
五,證明韓國多套影視作品都以光州事件做題材,是很有遠見,因為要時刻牢記歷史,才不會重覆歷史。
曾志豪是香港媒體人,曾任職香港電台,擔任時事諷刺節目《頭條新聞》主持人。目前旅居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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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志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