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認識大陸「集體領導制」

本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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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日前主持中共權力核心圈「民主生活會」,李克強、汪洋等成員逐一在習面前自我檢討,並聽取習的點評與指示。台灣對中共「民主生活會」的概念太過陌生,也無人關心或討論,但這場會議透露出的訊息,往往更能反映中共高層的真實動向,值得台灣理解。

今年「民主生活會」官方措辭與往年格外不同,「極不尋常」、「風高浪急」、「泰山壓頂」、「重大考驗」,表面上是突出今年大陸在疫情防控、經濟情勢、美國施壓等方面的險峻局面,實質上是襯托出習近平的政治判斷力、領導力與個人權威,是大陸轉危為安、化險為夷的關鍵。

年初疫情與川普抗中,一度讓大陸陷入「內憂外患」,外界看出中共的執政危機。但事實證明,習近平治理下的大陸不僅安穩度過了危機,還在西方社會普遍抗疫不力的對比下更顯強韌。正如彈簧的原理,遭遇危機時,習核心的權威愈是受到質疑和挑戰,一旦克服了危機,習核心的權威就愈加穩固和強勢。

這就牽涉到一個重要問題:外界看待大陸或中共政治走向,往往受限於「領導人因素」,總是把領導人的個人風格、能力及領導人之間的關係,視為大陸政治演變的關鍵。在這種思維下,人們只關注某位領導人言行「強硬」或「溫和」對中共政策路線的影響,或只注意到體制內「反叛者」或「派系鬥爭」會不會撼動一黨制等。

這種思維存在明顯的盲區,那就是忽視了中共的「集體領導制」已經根深蒂固,形成一套具有厚重歷史慣性的「決策─執行」體制。在這種體制之下,個人權威固然重要,但這不過是影響體制運行、結構和秩序的諸多因素之一,只是在重大危機或者特殊情勢之下,才能突顯出其價值和作用。

中共的「個人權威」與「集體領導」是有機結合的,兩者關係具有週期性。毛時代以降,鄧核心、胡趙體制、江核心、胡溫體制、習核心,中共高層權力結構「一鬆一緊」交替運行,儘管在「非核心體制」的時期,最高層個人權威趨軟,大陸的經濟社會可能有較鬆弛或自由空間,但這並不阻礙整個「集體領導體制」基於集體理性的集體決策,而這些決策從未偏離中共政治目標。

例如,胡溫體制的10年,大陸照樣以驚人效率和舉國動員能力,救援四川地震、籌辦北京奧運,亦以「零容忍」態度強硬處理邊疆民族地區的風波、逮捕和監控各類反體制政治異見群體。以至今日,人們往往只記得胡錦濤倡導和諧社會、溫家寶支持政治改革的片段,卻不經意忘記了諸如歐巴馬在回憶錄中披露的,與胡溫在各個場合針鋒相對的情景。

「集體領導」還具有自我糾偏機制,確保體制不會被個別人破壞,或帶入險境。以矛盾最為複雜的中日、中美關係為例,過去20年直至今日,無論是釣魚台爭議,還是號稱中美三大矛盾的「3T(貿易、西藏、台灣)」問題,都從未逾越中共處理對外關係的底線。屢屢在某一時期的「強硬」之後,中共領導層都會緩和、冷靜下來,即便近期川普、蓬佩奧試圖推翻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礎,北京都保持定力,這都歸功於集體理性決策。

再以中共處理黨內政治問題為例,習的個人權威,本質上是來源於2012年前後北京高層處理周永康、薄熙來、令計劃、徐才厚等人的政治決斷,這固然經過集體領導體制的「集體背書」,避免中共因高層分裂導致執政危機,更重要的是,習核心的新體制正是上述「集體自我糾偏」後的產物,同樣是「集體背書」的結果。

回到當前,新冠疫情首先在武漢爆發,習近平下決心封城,阻止疫情蔓延各省,這是「個人權威」在關鍵時刻的作用。同時,中共調動和統籌黨政軍民商,以最快時間控制疫情、恢復經濟成長、重啟社會活動,這是日臻成熟的「集體領導制」效能所在。

中共的政治體制與權力運作和我們的憲政體制與價值觀南轅北轍,尤其政治運作不透明,人民自由權與選擇權受到極大限制,非台灣所能接受。但客觀而言,中共建政70年來「個人權威」與「集體領導」相結合的制度,確實有其「本事」,台灣乃至國際社會都需要客觀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