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好萊塢上流

周韻采
中國時報

韓國導演奉俊昊的《寄生上流》繼去年在坎城影展奪得金棕櫚獎後,破天荒地又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獎,這是92年來奧斯卡首度頒給非英語發音、非英語系演員及非英語製作團隊的影片。

亞洲片及亞洲導演在世界三大影展包括坎城、威尼斯及柏林得獎已不是新聞。從195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的日本戰後新浪潮,黑澤明、大島渚及今村昌平即在國際間大放異彩;至1980年代的台灣新電影,侯孝賢及楊德昌已成為亞洲面貌的代言人,間歇有香港王家衛驚豔影壇,但從沒有一位亞洲導演這樣堂而皇之地走上奧斯卡頒獎台,拿著小金人,告訴眾人:「我們做到了!」這意味著奉俊昊被好萊塢接受了,至此他的韓國電影也搖身一變成為主流的一分子了,不再像他之前的作品《末日列車》般只是寄生於好萊塢的體制裡。

台灣人在感覺同為亞洲人的與有榮焉時,應該問的是,為什麼日本及台灣都比韓國早在國際影展嶄露頭角,卻始終跨不過最後一哩路,走進好萊塢,而停留在藝術片層次?《寄生上流》脫離藝術片慣用的意識流表現手法及敘事距離感,而熟稔地運用好萊塢式的主人翁視角運鏡,也抓住奧斯卡9000餘會員的偏好,主題意識正確,又必須展現戲劇張力,著重一而二再三的敘事轉折,成為雅俗共賞的代表作。

而台灣導演缺乏好萊塢的歷練,基本功普遍不行,第一關就過不了好萊塢製作人的眼。其次,《寄生上流》雖以首爾為背景,但科技新貴、童子軍、印地安人打扮、後現代風格的豪宅、草坪上的生日趴這些影像元素,不斷抽離存於不同國家的文化差異,而增強觀眾同化的視覺認知,使觀眾很快掌握普化的階級剝削主軸,進而沉浸在劇情中。這也是台灣導演普遍欠缺的敘事能力。

或有人問,征服好萊塢真得那麼重要嗎?是的,躍身好萊塢主流,代表跟全世界觀眾溝通的能力。超越了語言、超越了文化,訴諸人類普遍的情感,尋求共同的慰藉,這應是每個導演的夢想。韓國做到了,台灣還沒有。追根究底,台灣導演應加強基本的訓練,這可透過與美國新興視頻業者如Netflix的合作達成。

反觀大陸,近年都有不少大腕級的電影投資,但空有大卡司、大製作,卻沒有深刻感人的劇本,乃至只有好萊塢大場面的皮囊,但劇情索然空洞,無法搏得世界觀眾的青睞。經過此次新冠肺炎,大陸導演如能往最黝暗的內裡探究,呈現武漢人如烙上中世紀黑死病的火印,人人唾之,彷彿接觸了就沾染死亡氣息,描繪無助、徬徨的人底沉痛,才有可能走向好萊塢,被世界擁抱。

(作者為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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