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故事的人,就不能別開眼睛」 村上春樹伴讀者走過歷史的動盪

高詣軒

「我不知道為什麼,每當我們所擁有之物突然崩毀或消失的時代,我的作品就特別吸引讀者。我感覺(我的作品)開始在日本廣為接受時,約是在天皇駕崩、平成時代開始之際,以及在之後泡沫經濟崩解、阪神大地震,以及沙林毒氣事件的發生。」

這一段話,是平成時代的尾聲之際,作家村上春樹接受日本《朝日新聞》專訪時的發言。說起平成時代重要的文壇要事,大概有人會想起1994年,大江健三郎風光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但是真正能抓住世界的想像力的作家,或許仍非村上莫屬。

回顧平成時代,日本幾度歷經天災人禍,所造成的社會動盪,帶給日本民眾心中一種「不安的震盪」。村上受訪時表示,2002年出版的作品《海邊的卡夫卡》,正是要透過書中15歲少年之眼,「擺脫大人帶來的超越之事物,看清楚世界。重要的是它看起來的樣子、它的聲音和從中感受到的震盪,而非事物本身。」

村上在《朝日新聞》專訪當中也說,盼邀請讀者透過書中的觀點找尋事物的本質,「就像是我和讀者的共同作業」。村上的作品,也常是在這樣的時代震盪中,提供嶄新觀點。村上作品的生成,時常反映日本社會的當代議題;他的文字,與人們在歷史中的困惑產生共鳴,讓他的作品在逢當國家巨變時,能獲得各界讀者不倦閱讀。

昭和末爆紅 平成初期就遠走美國寫《發條鳥》

文學評論家、《日本時報》(The Japan Times)專欄作家佛萊納根(Damian Flanagan)在該報的專文指出,村上在文壇的象徵地位,確立於1987年推出的《挪威的森林》;除了該作品光在國內就熱銷超過400萬冊,之後村上在1994至1995年間分冊推出的名作《發條鳥年代記》,更讓他受到國際讀者的矚目。

1949年出生於京都的村上春樹,雖在昭和時代的尾巴以《挪威的森林》走紅,隨之而來的卻是成名的後座力。村上在《朝日新聞》專訪中坦言,在《挪》意外暢銷之後就備感壓力。1991年1月,村上離開日本前往美國,除受邀在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擔任客員研究員,就是一心創作《發條鳥年代記》,「我沒有碰到任何日本人、躲了起來,能夠不受干擾地完成作品。」

村上在平成之初赴美,能跳脫來自國內的壓力,卻也在美國碰上另一波沉重的氛圍。1990年,美、伊波斯灣戰爭開打,《發條鳥》正是誕生在這樣的氣氛中。「記得當時有股很強烈的『重新開始』感」,村上向《朝日新聞》表示,《發條鳥》很重要的一點在於「穿牆」(壁抜け):主角透過思考連結另一個世界,並在內心深層找到出入口,「《發條鳥》中首現的『穿牆』,開啟了小說的想像力,成了故事的起爆裝置。」

早年走過安保鬥爭 在平成從「疏離」走向「聯繫」

美國對日本文化界的影響在戰後相當明顯,帶來的衝擊也刺激著日本文壇。據《日本時報》,若把時間稍稍回推到1960年代,我們可以聽見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抱怨著「難道作家非得如妓女一般,跳上時代的床嗎?」當時三島努力透過藝術創作,反對當年經濟掛帥保守共識,不甘日本服從美國地緣政治,最後甚至以切腹力阻時代潮流。

三島的幽靈,也盤繞著村上早期的作品。從表面上看,三島極度繁複、追求綺麗的語言,與村上當時海明威式簡約文風大相逕庭;那時村上也幾乎排除所有日本文化的影射,讓大江健三郎評論道,村上的小說場景可以是世界任何地方。但若細究則可發現,村上和曾寫道「藝術的秘密在於『抵抗』一詞」的三島,其實有很多相似點。

據《日本時報》專文,雖然村上不像60年代晚期的三島高調反對政治建制,但他書中的角色卻進行著無聲、尖銳的抵抗。例如,在1985年的小說《1973年的彈珠玩具》當中,村上以特意、荒謬的流行文化符號,指涉1960年美日安保條約爭議引發的大規模政治抗爭:「那是1960年,這年鮑比·維(Bobby Vee)唱了〈Rubber Ball〉。」

進入平成,村上的《發條鳥》推出之後,更標示他從「疏離」(detachment)走向「聯繫」(commitment)道路。1995年1月的阪神大地震、以及3月的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更讓村上從單純的「小說家」步向更具社會意識的「公民」。

阪神地震、奧姆真理教事件刺激 村上生涯轉換點

「1995年可說是我的轉換點」,村上在《朝日新聞》專訪表示,「神戶的地震摧毀了我小時生長的家。我決定提前從美國回到日本,因為我認為應該對於地震、沙林事件說一些話。」村上認為,小說家最重要的就是創作,但作家終究也是一員公民,需要在角色平衡之下,也身為公民的角色付出。

對社會問題的責任感,讓村上投入紀實文學的工作。他透過訪問數十名毒氣事件受害者,造就了1997年出版的《地下鐵事件》,揭露了現代日本黑暗的一面:人們看破物質主義的幻覺,卻無法感受到真實自我的存在。

「我想知道他們(受訪者)的出生、校園生活、家庭、婚姻、工作」,村上向《朝日新聞》表示,「還有沙林事件在他們生命中扮演了什麼。」

有關阪神大地震,村上也在2000年出版短篇小說集《神的孩子都在跳舞》。村上說,他特意不把場景設在神戶,也不太直接描寫震災,而是寫其精神,讓作品可以打動更多人,「例如,南斯拉夫人可以在故事裡,看見他們所面對的內戰。正因精神一致,置換所以可能。《地下鐵事件》和《神的孩子都在跳舞》是平成中期的作品,清楚展現身為小說家,我往後前進的方向。」

2000年後,村上則一度化身當地日本的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探討現代社會迂迴曲折的連結性,描寫個性獨特的角色如何受到它的制約。例如,2002年推出的《海邊的卡夫卡》就是狄更斯小說《荒涼山莊》(Bleak House)的當代翻版,融合第一、第三人稱,頗有狄更斯的況味。

「回歸日本」反思創傷 1Q84為平成最具代表性書籍

《日本時報》專文分析,平成之下的日本有兩個重要社會進展。其一,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這也造就在村上作品攻佔倫敦、紐約書店。與此同時在日本國內,現代性的研究與爭議也不斷進行。

自1990年代中葉後,村上的作品也展現出與文壇前輩夏目漱石的連結,例如在2015年的《身為職業小說家》,村上就在致敬漱石1911年的講題〈愛好與職業〉(道楽と職業)。

隨平成時代而行、年歲漸長的村上,從國際知名作家,再展現一種「回歸日本」的態度,反覆重思過去國家戰爭揮之不去的創傷,無論是透過《發條鳥》中「關東軍」的可怕經歷,或是《刺殺騎士團長》(2017)所描述的,南京大屠殺的暴力對目擊者的影響。

日本邁向新年號「令和」之際,村上身為作家,仍不斷勇敢直視國家的過去。「善與惡是交織的,我在911攻擊後也有同樣感受。也有一種趨勢是,有些人會刻意隱藏恐懼與憤怒,就像那群歷史修正主義者會說,納粹沒有毒氣室。但身為寫故事的人,就不能別開眼睛。」村上向《朝日新聞》表示。

《朝日新聞》所調查平成時代30大代表書單中,村上的《1Q84》高居首位。在該書中,有一名有著另類感知的女刺客,可以看見凡人無法看見的2個月亮。《日本時報》專文評道,若令和時代的讀者,能在不斷朝向未來、國際化的日本,同時不忘深掘、正視集體的歷史創傷,或許也能在村上想像力的天空上,看見日本獨特的另一個月亮。

更多上報內容:

日本國民重要精神支柱 「萬世一系」的天皇制度面臨繼承危機

【日本年號千年歷史】走過動盪昭和、療傷平成 日人盼在「令和」希望中燦爛盛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