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治港 陸展現新思維

記者洪肇君/綜合報導
旺報

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全國政協副主席、祕書長夏寶龍,以副國級之尊接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距離駱惠寧接任香港中聯辦主任才一個多月時間。

兩位昔日的封疆大吏,先後入主港澳系統,代表北京對治港工作已經有新的思維,顯然是要借助他們過去的治理經驗,來梳理「高度自治」的香港問題。

夏寶龍、駱惠寧 資歷深

多維報導,夏寶龍1952年出生,仕途已近50年,從共青團天津市河西區與河西區街道辦等基層機構起步,擔任過區長、區委書記、天津市常務副市長、浙江省委副書記等實職,兼任過浙江政法委書記,主管公檢法。後來獲擢升浙江省長、省委書記,成為封疆大吏。任職過的天津、浙江,均屬於經濟發達、政治地位相對較高的省市。

駱惠寧則出生於1954年,曾在安徽省經貿委工作,歷經省外經貿廳副廳長、省政府辦公廳主任、巢湖地委書記、省委宣傳部長等不同崗位,經驗豐富,熟悉體制,逐步晉升為副部級的省委常委,後來又以省委書記的身分主政青海、山西。他2016年調任山西省委書記時,正值山西官場塌方式腐敗的重塑階段,顯見他能獲北京充分信任去收拾殘局。後任山西省委書記樓陽生評價駱惠寧,「正值山西政治生態在治亂中奮力治本、經濟發展在下行中奮力前行的關鍵時期,為山西改革發展穩定傾注了大量心血。」

夏寶龍和駱惠寧皆是封疆大吏出身,屬於典型的政治幹部。這類官員具有豐富的地方治理經驗,另一方面政治資歷深,地位高,實際能夠掌握、協調的資源高於尋常的正部級官員。

重要省分 主政者地位高

大陸現行政治體制,雖然省委書記、省長和部委主官都是正部級,但不同省之間、省與部委之間、部委之間還是存在區別。比如人口大省、經濟大省或具有戰略意義、事關國家大局的省分,其主政者地位通常都會高於一般省分,像浙江省、山東省主政者,其地位必然高於寧夏、甘肅。

過去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同屬正部級,但地位明顯低於外交部長、財政部長、商務部長。而夏寶龍和駱惠寧,一個是曾執掌經濟大省浙江省的省委書記,現又是副國家級領導人,另一個是曾執掌兩個省的省委書記,由他們兩位老將入主港澳系統,直接提升港澳系統在中國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和能量。

「一國兩制」的香港,在定義中是「高度自治」而不是「完全自治」,必須充分認識到,香港畢竟是北京管轄的特別行政區,北京有責任管理好香港,為其長遠的發展出謀畫策,才能讓「一國兩制」生機勃然,讓「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而香港的繁榮穩定不是毫無作為就可以保持,無為而治並不是什麼都不做。

去年以來的香港困境,從占中、旺角騷亂到修例風波,港人怨氣和不滿,來自於過去一些年治港工作缺乏作為,以放任為之的消極態度來對待,才導致港英時期遺留下來的結構性矛盾不斷累積,讓香港社會變成火藥桶。

高度自治 不是完全自治

北京要落實「高度自治」的同時,也有效治理香港,就要把「懂政治」的官員放到重要位置,從政治角度來處理香港問題。由於修例風波的教訓,以去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為節點,可以看到北京治港政策正在發生方向性轉變。讓夏寶龍、駱惠寧這樣的老將出馬,正是這一政策變化在人事層面的體現。

夏寶龍、駱惠寧皆有數十年地方工作經驗,相對比較擅長治理。他們主政重要省市時,要與轄區幾千萬人民打交道,平衡各種利益群體的關係,又要處理地方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要協調好經濟增長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之間的內在張力。

必須承認,在中國現行政治體制下,地方大員才是國家的主要治理者,相對擅長從宏觀、整體層面思考和處理問題。而這些特徵,對於政府認受性嚴重不足、社會撕裂、深陷「小政府、大市場」迷思、貧富懸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陷入瓶頸的香港來說,具有積極意義。只是,香港各種深層次問題積弊日深,以及各種外國勢力交相牽扯,夏、駱兩人能否在「一國兩制」框架下處理好香港事務,還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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