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香港是中國經濟「後門」 地位難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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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12日舉辦題為「一國兩制:香港能找到自己的路嗎」(One Country, Two Cultures: Can Hong Kong Find Its Way?)座談會,邀請媒體界、學界等專家探討逃犯條例示威後香港的前途;專家表示,香港作為中國經濟「後門」的地位很難被內地其他城市取代。

本場座談會的嘉賓包括「紐約客」(New Yorker)華裔記者樊嘉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孔誥烽、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院講座教授霍瓦内茨(Patrick Chovanec)和正在耶魯大學讀研究生的香港眾志創始人羅冠聰。

孔誥烽表示,反逃犯條例示威發生地非常突然,而且激烈程度始料未及;他認為,民眾之所以反彈如此強烈,是因為自2003年以來香港的房價和生活成本一直上升,內地人的湧入擠占了香港的工作機會,「所有這些讓香港市民感覺,實施一國兩制之前的香港似乎比較好,現在的香港已經變得陌生。」

霍瓦内茨表示,香港作為中國經濟「後門」的地位很難被代替;他表示,中央政府在1997年以前就完全有能力收回香港,但卻沒有這樣做,就是為了讓香港發揮「後門」的作用,作為內地和世界其他地方聯繫的紐帶,現在仍有超過60%的外國資本經香港進入內地,以取得政策優惠,「一國兩制是北京的利益所在,他們也希望香港繼續發揮這個作用,放棄一國兩制不符合北京的利益。」

他表示,中國可能會用上海替代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這種說法自1997年香港回歸以來就有,但是到現在看來仍然很難實現,上海目前還沒有香港這樣的資金流動自由度和吸引人才的能力,「而且很多企業對內地法庭不信任,這些因素都讓北京更加有保留香港特殊地位的動機。」

羅冠聰則表示,反逃犯條例示威去年3月開始時只有數千人,當時預計可能幾周後就會消退,但卻愈演愈烈;他表示,這是因為自2014年雨傘運動以來民間怨氣的積攢;「我認為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有兩個期望,第一是他們希望會朝著民主化的方向發展,第二是抱有過去生活的安全感,但雨傘運動之後這些期望都落空了,這才造成了逃犯條例市民情緒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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