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忠於病人的呼召才是真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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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不是指那穿著白袍的人,而是那個陪伴著病人每一個心跳和每一絲受苦感覺的人,幫助身體和精神走入谷底,使他們有能力和勇氣往上爬的人;就像老師,不是把建中的學生教進台大的人,而是那個把學習遲緩的學生,拉拔成樂於學習,看得見陽光,變成一個對生命有自信的人。
承平的年代,我們看到的醫師,只是一群穿著白袍昂首穿梭診間的人;我們看到的老師,只是一群打鐘後站在講台上照本宣科的人。但是,只有在人類遇到大災難,病人承受極大的身體痛苦,心中充滿恐懼的時刻,我們才會看見真的醫師;只有在學生怎麼也聽不懂台上所教的功課,自以為是世界唯一的大笨蛋,自棄想要逃離教室的時刻,我們才會看見真的老師。他們始終忠於病人的呼召,在病人最危急的時刻,第一時間走到病人的身邊;他們一直循循善誘,諄諄教誨,在學生不知為何而學習,不知如何學習時,給他們信心、勇氣和教導,不只授業,也要傳道和解惑。
真醫師和真老師,所以會讓病人及學生感謝一輩子,正是因為他們做的不是職業,他們就像打火的消防隊員,隨傳隨到。
醫生和老師,他們也是人,也是人家的父親、母親,兒子和女兒。他們也會貪生,也會怕死。但是,當聽到了呼召,他們不知怎地,就會從椅子上跳起來,走到需要他們的陌生人身邊。在新冠疫情加劇的今天,讓我們來讀一讀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JM)的兩篇文章。
「電話呼喚我,我去了。」
蘇珊·科文(Suzanne Koven),波士頓麻省總醫院和哈佛醫學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 and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oston.)的一名醫師,這篇文章4月13日在NEJM上發表。她從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83-1963) 題名為Complaint的一首詩說起 :
「在這不眠之夜中,一個不斷回到我身邊的場景發生在三月的第一周,當時我在醫院裡是內科的住院部的工作人員,並身為醫院的常駐作家。我正與受文學作品啟發的工作人員進行討論。那天,當我們圍成一圈坐在一張小的會議桌旁時(現在看起來很古怪),我散發了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詩《抱怨》(Complaint)。這首詩出版於1921年,描寫一位醫生在一個下雪的夜晚被呼召到一個可能正在工作的婦女的家中。詩的開頭說:「電話呼喚我,我去了。」
電話呼喚我,我去了。 / 這是一條結冰的道路 / 午夜過去了,/ 在堅硬的輪跡中積雪/積雪。 / 門打開。 我微笑,進入 / 退去寒冷。 / 這是一個好女人 / 在床上。 / 她生病了,可能嘔吐了,可能正在勞動,要生下第十個孩子。 喜悅! 喜悅! / 夜是一個房間 / 愛人的夜晚,/ 通過百葉窗的陽光 / 送出一根金針! / 我從她的眼睛裡摘下頭髮 / 看著她的痛苦 / 懷著同情。
They call me and I go. / It is a frozen road / past midnight, a dust / of snow caught /in the rigid wheeltracks. / The door opens. I smile, enter and / shake off the cold. / Here is a great woman / on her side in the bed. / She is sick, / perhaps vomiting, / perhaps laboring / to give birth to a tenth child. Joy! Joy! / Night is a room / darkened for lovers, / through the jalousies the sun / has sent one golden needle! / I pick the hair from her eyes / and watch her misery / with compassion.
除非我回應呼召,否則我將無法與心裡的自己同住
「當我們被傳呼機,床頭呼叫鈴,電子消息或電話必須緊急護理病人時,我們臨床醫生會感受到各種情緒。我們產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心情清單」:驕傲,煩惱,好奇心,憂慮,感激,生氣和喜悅。在瞬間,我們會經歷所有這些情緒。而在一件事情上,我們達成了共識:走進寒冷和黑暗中,無論我們有什麼感覺,當我們被叫時,我們都會去。」
「才接到電話,我的第一反應是不理它。由於冠狀病毒大流行,就像我在家工作的許多同事一樣。當我收到一封電子郵件,要求志願者對告剛剛成立的診所進行工作,評估咳嗽、發燒和新冠的其他可能症狀時,我坐在客廳的安樂椅上用筆電腦為處方補充藥物。我的行醫生涯快要結束了,我用我查看有關IT對疫情提議更新的公告,以此相同的方式來考慮電話裡這個請求:感覺它好像並非真正是「我的事」。另外,我知道由於我的年齡,如果我感染了冠狀病毒,我患併發症的風險會更高。何況如果我進入ICU,對任何人也都不會有太大的幫助。我只想著如果我可以遠距護理病人,我會更有用。」
「但是,在接下來的48小時內,我不自在地走動,彷彿鞋子裡有卵石。當鵝卵石變成會戳腳底的石頭時,我決定,我需要為新診所做志工,否則我將無法與心裡的自己同住。」

「如果這聽起來我很勇敢,那不是我的意思。我不是一個勇敢的人。小時候,我討厭課間休息。學校的操場嚇到我了:猴子欄太高了,滑梯太滑了,鞦韆太開了。長大了之後,我不再有勇氣。如果我要應對當前在社交媒體上所面臨的挑戰「列舉出您不喜歡其他人喜歡的五件事」,我會把空中旅行、過山車和滑雪這一切嚇到我的事列為前三名,布魯奶酪和科幻小說排在第四和第五。儘管如此,在關於新冠篩查診所的消息到達後的幾個小時內,我感到無論我多麼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如果我不自願參加的話,我會感到更大的心理困擾。」
「這種感覺從何而來?醫學院。這門課程的一部分(至少要比解剖學和生理學重要)是醫生不可以遠離人類痛苦的教導。其他人或許可以避免流血的大便的惡臭味,傷口潰爛,父母傷痛的哀號的聲音,但我們卻不能。醫生和護士就像衝進燃燒著的建築物中的消防員,只能拼命向前。」
「與消防員不同,醫護工作通常不會危及我們的生命,儘管許多人如在戰役中,傳染病暴發陷入危險。與獎勵相比,滿足病人護理需求的代價通常相對較小。我30年前開始練習時就學到了這一課。在待命的第一個週末,我與團隊中一位心愛的資深內科醫生的導師結伴在一起。我確定我需要他的幫助,因為我剛到醫院工作,並且對我的門診技能還沒有信心,我的培訓主要是針對住院病人。但是周末過得很順利,到週日晚上,我穿著睡衣,準備上床,對自己很滿意。這時,我的傳呼機響起。
「B.女士是一名50多歲的婦女,她被分配為我的病人,但我們尚未見面,她正在急診室,倖免於自殺。病情穩定後,她將被轉移到精神病醫院。我掛了電話,把燈熄了,但是我無法入睡。我撥了導師的電話,在為這麼晚打電話給他道歉後,問他我是否應該去急診室。『好吧,』他說 :『你不必這樣做,但是每次我覺得我應該去看病人時,這最終都是正確的選擇。』」
「我穿好衣服,開車去市區去醫院,在那裡我發現B女士躺在急診室的輪床上。我自我介紹,她昏昏欲睡地點了點頭。傳呼我的醫生似乎對為什麼我親自對FYI做出反應感到困惑。我感到愚蠢,意識到B女士甚至都不記得我去過那裡。」
「但是她確實記得。在接下來的20年中,B女士經常提到那天晚上我的到場對她意味著什麼。她不久前搬走了,最近死於乳腺癌。她的丈夫打電話告訴我這個消息,說她本來想讓我知道的。他說,我可能不再是她的『服務提供者』,但我一直都是她的醫生。毫無疑問,我之所以獲得這一榮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天晚上我來了。」
畢竟不是那麼可怕。與許多不幸的設施不同,我們的診所井井有條,人員配備齊全,設施精良。同事們的嘲笑和決心甚至在他們的護目鏡和口罩後面也很明顯,使我的神經緊張。事實證明,友情友善和目標奇異是高效的抗焦慮藥。我知道我沒有像許多同事那樣冒險,特別是那些治療ICU和ED患者的風險。那些缺乏足夠防護裝備的衛生工作者;已經退休的比我大的醫生和護士;懷孕的臨床醫生與住院病人長時間共處,反覆接觸被該病毒感染的病人。我也認識到,由於自身的醫療狀況或家庭狀況,一些醫護工作者無法照顧新冠病人。而且我也了解自己,即使在幾週前我也不知道:與我本性一樣,我不願意冒險,如果被要求這樣做的話,我會承擔更多的責任。《瘟疫》中人物表達的情感Rieux博士說,這是我在高中時首次讀到的卡繆(Albert Camus)的小說,對我不再是抽象的:「我不知道正在等什麼,或者當一切結束時會發生什麼。」 但當下我知道這一點:「有病的人,他們需要被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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