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男人欠女人的，該怎麼償還？（下）

國家經濟中最大的單一部門：婦女

在新冠大流行之前，這些正視婦女勞動的想法並沒有完全模糊。但是主流女權主義，更不用說主流經濟學或政治學，大部分都忽略了家庭勞動的價值。相反，它只通過在工作場所的存在和影響來衡量婦女的權能，就像台灣引進看護及幫傭外籍移工，這是通過將家務勞動和兒童保育外包給經濟上相對較弱勢的低工資婦女來完成的。這些家庭勞務主要由有色人種和移民擔任。對於人類全體婦女來說，這種安排當然無所謂成不成功，因為家庭勞務還是婦女在做，只是有錢的婦女把肩上的重擔，轉移到弱勢的婦女身上。

公共政策專家和經濟學家指出，將家務勞動排除在GDP之類的經濟措施之外是愚蠢的，因為有數據顯示，無薪婦女的工作構成了每個國家經濟活動的很大一部分。公共政策學者，長期致力於修改「生產力」的經濟措施的提倡者瑪麗蓮·沃林（Marilyn Waring）在2019年的演講中指出，將諸如照料年長的親戚或新生兒，購物和烹飪等活動定義為毫無價值的行為是荒謬的。她說：「如果看不到（這個由婦女承擔的）國家經濟中最大的單一部門，就無法制定良好的政策。」

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將老年人和兒童保育工作分包給低薪婦女

這並不是當前經濟體系中似乎出現問題的唯一部分。貧富差距已經達到了數百年來的最大差距，不穩定或低工資的工作，或受「零工經濟」的衝擊，工人人數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隨著這些經濟狀況造成的疲憊和不安全感日益加深，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美國的社會弊病可能源於工作關係不正確以及誰的工作有價值的問題。

當疫情社區封鎖開始時，這種日益惡化的疾病爆發成了危機。首先是對「基本工人」的討論，這一類別很快被注意到，通常對應於薪酬最嚴重的工人。然後，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敏銳地意識到，他們的生活過得很順利，因為他們能夠將家務勞動以及至關重要的是將老年人和兒童保育工作分包給其他人。去年3月，學者兼激進主義者Keeanga Yamahtta Taylor在《紐約客》中預言道：「美國人的生活突然被戲劇性地顛覆了，當事物顛倒過來時，底部浮於水面，並暴露在光線下。」一年來醜陋的新冠啟示指出，大多數美國人，數以千計的被解僱，被休假或幸運地被視為「無關緊要」的人，在家經歷了孤立的生活。在家中，碗碟堆積如山，以警告的名義增加了清潔和洗衣的負荷。房屋一直是某人的工作場所，但如今，與許多人相比，房屋成為許多工作的碰撞區。住房，多達3400萬美國人因失業和隨後的遷離而完全喪失或處於喪失工作的風險中。在關閉了將近一年的學校之後，在職的父母敏銳地意識到，他們依靠薪水低廉的「老師」（低工資婦女）每天提供八個小時的托兒服務。甚至沒有專門的系統來管理兒童保育的持續工作（日托，祖父母，課外活動，保姆）。

「媽媽馬歇爾計劃」：每月應向媽媽們發放政府款項

對於那些已經以最低工資工作了多個工作，尚且負擔不起房租和食物的單親父母來說，這些都不是什麼新聞，一種激進的情緒開始表達了反資本主義的思想，批評了一種經濟，該經濟低估了或忽視了家務勞動。一群富裕的女性演員和高管（包括朱利安·摩爾，查理茲·塞隆和伯奇沃克斯，ClassPass和Rent the Runway的領導人）正在呼籲制定「媽媽的馬歇爾計劃」，包括每月向媽媽們發放政府款項。他們寫道：「你很清楚：媽媽是社會的基石，我們已經厭倦了免費工作。」知名的美果編劇珊達·萊梅斯（Shonda Rhimes）去年3月在Twitter上寫道：「以他們在家對6歲和8歲的孩子進行了1小時11分鐘的家庭教育來算，老師每年應該賺10億美元。」

如果我們為彼此，自己和我們周圍的世界所關心的工作得到了珍貴的評價，那麼今年看起來會有什麼不同？如果像費德里奇建議的那樣，如果「我們拒絕以他人的痛苦為基礎的生活和繁殖」，而如果「我們拒絕將自己與他人分開，」，那麼未來的面貌將如何變化？自從占領華爾街以來，費德里奇的知名度不斷提高，這一運動得到了她的支持和倡導，並使新一代左派女權主義者與她的著作取得了聯繫。去年，她在《紐約客》，《大西洋》，《割傷青少年時尚》等熱門出版物中被一遍又一遍地引用，文章標題為〈社會主義女權主義：這是什麼以及如何取代企業的「女老闆」、女權主義？〉

婦女的臉因如此多的「微笑」而變得扭曲，因為別無選擇

費德里奇說，偶爾會有人打電話給她談論她在20或30年前寫的東西時（因為惡劣的情況一直沒有改變），她有時會感到驚訝。但她長期以來一直懷疑，降低護理工作的危險最終會演變成一場巨大的危機，不容忽視。她說：「先前存在的狀況是使數百萬人無法忍受的生活和不健康的系統。」費德里奇的母親經常抱怨世人只把工廠裡的男人當成真正的「工人」。「身為家中的工人」她自己對家務事的憎惡，她還沒有想到這與馬克思主義息息相關。費德里奇開始與包括達拉·科斯塔（Dalla Costa）和詹姆士（James）在內的一群女權主義者一起，他們自稱為國際女權主義者集體。國際金融公司在歐洲開始了「家務勞動工資」運動。她與合作者妮可·考克斯（Nicole Cox）在詹姆斯的指導下於1974年在紐約創立了美國第一份家務勞動分會。

費德里奇於1975年發表的論文《反對家務勞動的工資》是該運動的早期，熱情的宣言，並且仍然是其最著名的著作之一。她在談到性時寫道：「說我們要做家務的工資是要揭露這樣一個事實，即家務已經是資本的錢，資本已經從我們的烹飪，微笑中賺了錢」，「與此同時，這表明我們多年來一直在做飯，微笑，暴飲暴食，這並不是因為對我們來說比對其他人來說更容易，而是因為我們沒有其他選擇。我們的臉因如此多的微笑而變得扭曲。」

新冠住院的醫療保健工作者中有72％是女性

去年，這個新冠災難年，這個美國選舉年，這個恐怖的年份，是關注誰從我們的經濟體系中獲利以及以誰為此付出代價的最佳時期。去年，有超過7000萬美國人申請失業，其中大多數是服務業，那裡的工人更有可能是有色人種的婦女。低薪工人失業率更高，失業時間更長。同時，婦女中有一半以上繼續在家庭外工作，危及健康，這些婦女是有色人種，佔絕大部分。學者凱瑟琳·鮑威爾（Catherine Powell）在《思考全球健康》（Think Global Health）中的一篇文章，福特漢姆大學的法學教授描述了一個「種族—正義悖論」，其中黑人和棕色美國人「由於大流行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而更有可能失業，」但同時「在必須留在他們的工作中，尤其是技能較低的職位，在這些職位中，他們更容易受到病毒的感染。」這種悖論使成千上萬人喪生。

去年，從事醫療保健工作的女性比男性差得多：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的一項研究報告說，去年3月至5月間，在新冠住院的醫療保健工作者中有72％是女性。其中許多人是護士和有執照的護理助理，這些工作涉及直接的病人護理，包括海綿浴，進食，服用藥物，並且婦女和有色人種的人口更多。（與男性主導的醫療保健工作相比，他們得到的報酬還不如男性。）醫院客房清潔和家庭保健助手也患病並死亡的人數更高。

去年美國的億萬富翁的財富增加了1.1萬億美元

去年，管家這個行業面臨著「全面的人道主義危機」。美國全國家政工人聯盟（National Home Workers Alliance）在5月份報告了高達60％的失業率，並補充說，該組織的許多成員沒有得到任何形式的政府救濟，因為他們沒有證件。12月，有156,000名婦女失業。根據國家婦女法律中心的分析，男性收入增加了16,000 。但是，通常情況下，將「婦女」作為一般類別進行評估隱藏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對數據的進一步剖析顯示，正是黑人，拉丁裔和亞裔美國人遭受了失業，而白人婦女實際上獲得了工作。預計當大量失業婦女重新進入就業市場時，她們的工資將比以前低。

去年，據報導有230萬美國婦女退出了勞動力大軍——通常在學校和日托關閉時進行兒童保育。因為他們已經完全離開了勞動力隊伍，並且不再尋找新工作，所以他們不再計入失業統計數據中。令人扼腕的是，去年，美國的億萬富翁的財富增加了1.1萬億美元。在這個「真實」的世界中，在關於誰的生命可以犧牲以挽救經濟的命題中，進行著毫無止盡的錯誤辯論。我們只能在每年的婦女節前後，反覆地訪問費德里奇在45年前就一直提出的問題嗎？我們禱告上帝，多憐憫夏娃一些，上帝聽見了嗎？男人欠女人的，該怎麼償還？

作者作品集 請參考Joe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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