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黑命賤」必須透過賠償伸張正義

自美國成立以來,沒有一年,該國的黑人沒有比白人生病和死亡的年齡更小。越來越多的共識強調了這些可預防的差距的結構基礎—結構種族主義—闡明了需要結構解決方案的必要性。「黑人賠償」就是這樣一種解決方案,來自哈佛大學陳贊公共衛生學院(FXB)健康與人權中心的瑪麗·T·巴塞特(Mary T.)和Sandro Galea博士認為,要解決美國持續存在的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健康差距,早就應該這樣做。「黑命賤」必須透過賠償使正義得到伸張。

消除黑白醫療健康差距的策略是賠償?

最近作者瑪麗·T·巴塞特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JM)發表的〈賠償作為公共衛生的重點—消除黑白醫療健康差距的策略〉(Reparations as a Public Health Priority—A Strategy for Ending Black—White Health Disparities)指出,儘管預期壽命的種族差距有所縮小,但黑人平均比白人平均早死了4年。美國其他死亡率指標上的分歧更為明顯:黑人母親死於與妊娠有關因素的可能性是白人母親的三倍;根據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數據,黑人嬰兒在第一年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嬰兒的兩倍。黑人美國人的早逝率(75歲之前)比白人美國人高30%。

研究指出,近年來,這些種族不平等問題一直是醫學界和公共衛生界關注的焦點。例如,國家少數族裔健康與健康差異研究所始於1990年,是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所長辦公室的一項計劃,並通過一系列立法,於2010年成為國立衛生研究院。任務的一部分是「減少和鼓勵消除衛生差距」。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自2011年以來發布了《健康差異和不平等報告和減少健康差異的策略》,重點介紹了公共衛生方法。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基金會(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等私人基金會已將減少醫療差距作為核心目標,幾十年來,學者們一直在努力應對這一挑戰。

黑白之間有真正驚人的種族貧富差距

一個重要的進步是,解決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健康差距不再是學術或健康問題的邊緣領域。但是,儘管這種關注已經帶來了一些明顯的收穫,但是進展卻非常有限。儘管有所改善,但預期壽命仍然與一個人出生是黑人還是白人有關。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健康差距仍然是美國健康的特徵,按照目前的努力和投資步伐,這種差距將持續數十年。

關於這些差距為何會持續存在的最重要的見解可能來自於將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健康根本原因上的工作。這項工作顯示,塑造我們社會結構(包括權力,金錢和獲取資源)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表現在健康中,除非得到解決,否則它們將繼續塑造健康模式。這種理解指出,黑人與白人之間的健康差距與美國黑人與白人之間巨大的資源差距密不可分。黑人美國人每掙一美元,就能賺到65美分。更為顯著的是,黑人家庭平均每100美元獲得的資產中就有10美元來自白人家庭。例如,2015年,波士頓聯邦儲備銀行在波士頓發現了一個真正驚人的種族貧富差距:黑人家庭的平均家庭資產為8美元,白人家庭的平均資產約為247,500美元。白人還有權力,金錢和獲得資源的途徑—良好的住房,更好的教育,作者建議,解決該問題的一種方法是為「奴隸制」提供黑人賠償。賠償將針對黑白健康差距的根本原因。在無法獲得必要的衛生保健資源的人群中,提供更好的醫療保健,提供更多藥物以及應對更大的疾病負擔的努力注定會落空,雖然這是必要的,但永遠不會足夠。如果醫學和公共衛生界了解這種不足,又了解黑人賠償在縮小健康差距方面可以發揮的核心作用,黑人賠償問題將值得正視。

「黑色賠償」通過三種途徑減少健康醫療的差距

研究認為,賠償可以通過三種途徑減少健康醫療的差距。首先,採取某種方式來擴大可供許多黑人美國人使用的極其有限的資源。只要資源與健康之間的關係不可爭議,就無法在不解決資源差距的情況下縮小健康差距。在短期內,賠償將使許多美國黑人獲得健康的資源的手段,例如更好的社區,更好的學校以及獲得更清潔的空氣。

其次,賠償將有助於減輕許多黑人的壓力,這無疑與健康狀況不佳有關。心理壓力顯然與健康狀況不佳有關,而減輕某些壓力的賠償基金可以幫助改善美國黑人的健康。

第三,我們希望黑人賠償的最終效果是代代相傳。健康是在整個生命歷程和幾代人之間產生的,而目前為平衡財富競爭領域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可能重置子孫後代的潛在財富和資產,以及隨之而來的健康。因此,今天提供的任何賠償將是對未來的投資,並且是減少世世代代難以克服的差距。

越來越多的文獻為黑人賠償提出了道德、歷史法律和經濟方面的爭論。但是,這種倡導很少考慮賠償會帶來的健康優勢。「黑色補償」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實施,從現金轉移到創建投資工具,我們需要進行研究以闡明最有效的形式。似乎沒有任何一種方法足以抵消數百年來持續損害當今美國黑人健康的剝奪。但從根本上講,賠償將是對奴隸制危害的承認,這是對歷代以來被奴隸制影響的人們長期以來所拒絕的資源的歸還,並將使美國長期以來可恥地忽視嚴重不公正現象畫下休止符。


2020.8美國社會為弗洛伊德因警察執法過度死亡產生的黑命貴遊行活動。圖/擷自BBC中文網
「黑人賠償」受到大多數美國人的反對

黑人賠償一直存在很大爭議,這一主張在政治上通常被認為是站不住腳的。儘管得到了大多數黑人美國人的支持,但賠償總體上還是受到大多數美國人的反對。然而潮流正在轉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在2019年的主要辯論中討論了,並提供了一些支持賠償的論點。2019年,國會在十多年來就賠償法案舉行了首次聽證會。然後,謀殺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引發了全球前所未有的對美國種族等級制度的人力成本的拒絕。這些事態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以闡明黑人與白人健康差距的根本驅動因素是由於黑人發展的許多障礙而造成的資源差異,其來源是結構性的。

黑人拿到一張支票,上面寫著「資金不足」

黑人的賠償並不能解決種族主義—結構性種族主義滲透到美國所做的一切之中,並禁止美國黑人公平獲得住房,職業機會和安全的社區,這只是健康的幾個決定因素。但是賠償將代表與過去的重大突破。

在1963年3月華盛頓舉行的會議上,小馬丁·路德·金宣布:「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來到美國首都兌現了一張支票。」他解釋說:「美國給了黑人人民一張不好的支票,一張支票被打回,上面寫著『資金不足』。」他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中,他關於維修義務的言論經常被忽視。在醫學和公共衛生領域,我們這些人應該為此辯論,現在是採取行動的時候了,因為公平不僅透過現金或實物的修復,也通過賠償來解決黑白貧富差距挽救生命有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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