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戎撫天 資深媒體人看兩岸未來/楊雨亭

▲戎撫天(左)與楊雨亭(楊雨亭提供)
▲戎撫天(左)與楊雨亭(楊雨亭提供)

楊雨亭(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

戎撫天是台灣資深媒體人,曾任《中國時報》總主筆,現任《旺報》社長兼總主筆。他在娘胎時就隨父母逃難,自東北撫順逃離內戰,隨國軍遷徙抵台。戎撫天比較台灣、阿根廷和菲律賓的經濟發展歷程,認為民營企業與中小企業的作用十分重要,並為深化改革的社會基礎,可為大陸發展參照。

我在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時至五時,訪談旺報社長兼總主筆、中國時報前總主筆戎撫天,地點在台北溫州街上的欒樹下咖啡館。一九四八年底,國軍在東北潰敗,戎撫天還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就開始逃難,戎爸、戎媽從撫順一路徒步走出關外,經過河北、山東,穿過蘇北徐蚌會戰(淮海戰役)戰場,過長江,抵上海,全程直線距離達一千八百公里。一九四九年四月間,剛滿月的戎撫天和爸媽搭軍艦在海上飄蕩近月抵達基隆。一九六四年一月下旬,裝甲兵副司令趙志華在湖口欲舉兵「清君側」,失敗被捕,戎撫天父親當時在裝甲師政戰部任職,受牽連退役。戎撫天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養成他自律、容忍、堅毅而不衝撞的個性。今年他在媒體界服務滿四十九年,經歷與見證了台灣媒體過去半世紀以來的風華與跌宕。他在長期工作中歷練出的座右銘「存在才有力量」,可為兩岸三地媒體人在複雜艱困的政經環境中生存與發展的參照。馬英九執政時,曾安排戎撫天任監察委員,戎撫天考慮後婉拒,堅持他做為媒體人的志業。以下是訪談重點。

楊:您是什麼時候出生的?

戎: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二月在上海出生,還未滿月,就和父母搭中字號登陸艦來台,我媽說當時幾百個人擠在船艙裡,清水不足,許多人的皮膚都爛了,包括我這個剛滿月的小嬰兒,幾乎沒能活下來。我小時候,台灣起初還沒有眷村,我們住在一個日本人留下的大院子裡,每家分一塊,我們家旁住的有湖南人、四川人、廣東人、廣西人等,各種口音都有,共用一個廁所和水龍頭,大家到那邊燒飯洗衣服、早上起來刷牙洗臉,好像是一個大家庭。之後在桃園搬了幾次家,最後配到大湳陸光四村。

楊:令尊老家哪裡?

戎:河南涉縣,太行山下。後來我陪父親回老家,才發現大陸家族自稱是河北人,原來共和國把涉縣劃入河北了。回台灣以後,我們開了家庭會議,決定咱們還是河南入。

楊:哈!真是時代變遷,滄海桑田。令堂呢?

戎:我母親原本在黑龍江,後來遷到撫順。母親從小和姥姥上教會,來台後,一九五六年間,遇見來自湖南的天主教義大利籍藍主教,就帶領子女領洗。母親有語言天分,學會了台語,藍主教請母親襄助傳福,母親幫藍主教的「湖南國語」翻成國語、台語。我們家六名子女都受到好的教育,謹記父母教誨,一生堂堂正正。現在我們戎家在台三代有二十七人,在動盪的時代下開枝散葉。

楊:您中學讀什麼學校?

戎:恆毅初中,天主教學校,我母親原來寄望我當神父。

楊:她將長子獻給上帝,符合聖經道理。

戎:我在恆毅的時候,好些老師是神父、修士、修女,我喜歡讀聖經,但是我沒有意願當神父,母親也沒有勉強我,我一生受聖經的教導與外籍傳道人的奉獻精神影響很深。

楊:大學與工作呢?

戎:一九六八年考上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新聞系,一九七四年退伍後,在文化學院讀民族研究所,一九七五年進入中華日報擔任校對,一九七六年研究所畢業,考進了聯合報,跑政治新聞。明年我在媒體界服務滿五十年了。

楊:真是漫長的歲月。七零年代台灣發生了很多事,您可以說一說嗎?

戎:我進入報社工作的時候,台灣經濟起飛,媒體閉著眼睛發大財,在政治方面,中產階級興起,開始挑戰國民黨的威權,這兩件事同時在進行。中壢事件時,大家還不太敢公開談,到美麗島事件,國民黨仍然想封鎖,但是已經無法完全控制了,我們晚上在報社寫稿,大家就公開地談美麗島事件。

楊:美麗島事件,您怎麼看?

戎:美麗島案公開大審,把大家原先的看法都改變了,那場審判非常關鍵,國民黨在國內外的形象鬆動,必須走向民主化,之後不久就開放戒嚴、解除黨禁、報禁。而真正對蔣經國產生影響的是劉宜良案(江南),江南案後,我開始接觸黨外的觀點,那時候我認識到,真相絕不是執政黨一家的說法。這些事情過去了,我們現在應該關切的是習近平的處境,和當年的蔣經國是可以對比的。

楊:怎麼說?兩岸的環境很不相同吧!

戎:人類社會隨著經濟條件而改變,有一個理論,叫「中等收入陷阱」,是全世界都認同的。世界銀行每年會公布當年世界主要國家的人均GDP,並取得中等收入(或稱中等所得)數值。許多例子說明,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持續跨不過中等收入門檻的時候,發展就上不去,如果跨過了這條線,就可以繼續往上走。

楊: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會變得更開明或開放嗎?

戎:要倒過來看,政治上不能放寬,經濟上就永遠不能突破。中南美洲很多國家就是這樣,阿根廷在一九三零年代的人均GDP就到了世界中等收入水平,那是電影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的年代,由於極少數超級大地主壟斷財富、總統的政策錯誤,使得阿根廷長期停留在中等收入中出不來。

楊:菲律賓似乎也有這樣的情形?

戎:一九五零年代菲律賓的經濟比台灣好得多,現在的情況卻落後太遠。台灣、韓國順利地跨過了這個陷阱,跨過的時間點都差不多,都推動了經濟自由化和政治的改革。所以這中間是有邏輯、因果關係的。也就是說,你先自由化,經濟才跨得過去。這是我長期觀察的觀點。

楊:這非常值得重視!

戎:我觀察大陸,一直在看習近平如何處理所面臨的難題。現在大陸人均GDP一萬三千五百美元,正好是跨出中等收入、進入高所得國家的關鍵點,和蔣經國總統第一任期(一九七八至八四年)時台灣的處境類似。當時跨入高等所得的界線在五千美元,台灣一九八零年人均GDP二千三百美元,一九八九年達七千美元,成功跨過陷阱。原因在於一九八零代初期蔣經國知道經濟不自由化是走不下去了,所以他開放國營企業,扶持民營企業,雖然國營企業的開放並不順利,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就蓬勃地發展了。後來進行金融自由化,接下來就是政治的自由化。大陸現在的經濟發展到了一個瓶頸,地方債和房地產的問題還沒有辦法完全地處理,他們用了很大規模的QE(Quantitative Easing,量化寬鬆)政策。

楊:貨幣寬鬆。

戎:類似二零零八年美國政府面臨華爾街金融風暴時的政策,容許困難中的金融機構與企業以資產來借貸現金。上禮拜大陸又宣布了大規模的財政寬鬆,讓錢流到市場上去,股票漲起來,紓解了民間壓力。習近平並不主張過度的福利政策,現在也開始發消費券,補助中低收入,鼓勵民間消費。四十年前台灣就在講,經濟不好,其中一個原因是民間儲蓄高,不敢花錢,因為社會福利不好,大家需要儲蓄養老。現在大陸儲蓄率非常高,可是缺乏信心消費,企業也不敢投資。所以政府用財政政策鼓勵大家花錢,逐步建立基本面的福利政策,優化企業的經營生態,減低用人成本,增加就業率。救經濟需要有三箭,第一箭是金融,央行要放錢出來;第二箭是財政政策,讓錢在社會上流動;第三箭是要有結構性的改革。

楊:哪些方面的改革?

戎:過去賺錢容易,薪資、土地成本低,可是現在土地、資金都不便宜,過去用一塊錢賺一塊錢不難,現在就很難了。所以效率要提高,經濟要創新,生產價值要夠高。西方企業的思維是民營企業效率比較高,可是現在大陸全國的資源百分之八十放在國營企業,民營企業只分到百分之二十,而國營企業創造的價值比民營企業低,於是整體資源所創造出的價值相對西方就低得多。

楊:資源有效配置的問題。

戎:現在習近平面臨的問題就是讓錢如何創造出足夠的價值,GDP才能夠繼續成長,否則發展就會停下來。

楊:過去毛澤東時代的思想是國營企業就代表了社會主義,這不只是經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文革後鄧小平改變了這個思維,但是共產黨本身的基本性質不容易大幅度地脫離國營企業的比重,加上美國實施的封鎖,現在的問題比文革後更複雜。

戎:確實不容易,但是想要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不如首先改革自己的生產結構,在基本的內需市場上,創造出足夠的價值。我不認為中共執政一定要走西方模式,應該找到適合中國自身環境的發展型態。中國自然資源不足,經濟發展需要依靠外銷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搞好和西方的關係仍然是必要的。

楊:您看兩岸關係應該怎麼辦?

戎:我過去長期擔任中國時報總主筆,近年來負責旺報,經常往來大陸,與不少陸方官方、輿論界與知識分子熟識,文革後,中共不搞階級鬥爭,放棄人民公社,中國社會在經濟發展以後,許多方面和台灣的差異比許多人想像的小。講到政治與言論方面,我認為和蔣經國執政中期有類似的狀況。因此,我們對大陸的認知需要有一點同理心和耐心,改善兩岸關係不只是口號上的呼籲,具體人和人之間的信任建立是更基本的。

楊:與戎撫天的談話令人鼓舞,他從兩岸發展的過程中,看到了異同中的情境與方向。同時,台灣內部也亟需逐步建立起族群之間的信任,如此兩岸三地能以感情與理念連結起來,減少內耗,結合資源,共同創造繁榮昌盛的未來。戎撫天有他的願景,也有他的角色,他希望藉著媒體的功能,溝通與改善兩岸關係,讓台灣了解大陸,也讓大陸了解台灣,這對於中華民族下一階段的發展極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