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專訪胡晴舫《我台北，我街道》：從混亂的基隆路，看台北如何滋養文化感染力
胡晴舫記得，導演侯孝賢跟他提過一段童年往事。侯孝賢家裡小時候生在從廣東，後來舉家在1948年隨遷移來台、落腳高雄鳳山，那段蔣委員長還想著反攻大陸的時期，侯家的家具都是用竹子做的。
「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會待多久、不想花錢。」胡晴舫說，侯孝賢家裡的竹子，讓她想起她的台北，異鄉人來來去去下，沒人願意投入長期建設，但竟也因此長出多元、自由的土壤，滋養出城市的文化感染力。
青春記憶留下印記 異鄉人談台北都選「第一條街」
由香港文學館開展的城市書寫計畫，歷經2集《我香港，我街道》之後，今年輪到台灣以《我台北，我街道》接棒，由胡晴舫擔任主編，一口氣邀請20位作家，以台北街道為主旨書寫記憶。
《我台北，我街道》名單攤開，言叔夏、王聰威、楊佳嫻、馬欣、顏訥、焦元溥、馬世芳……堪稱台灣文壇中間世代明星隊，如果從中剖開，隱約可見「台北人」跟「北飄」之人大概呈現半數比例。
胡晴舫本次擔任《我台北，我街道》主編。（資料照，柯承惠攝）
胡晴舫接受《風傳媒》專訪時解釋，過去台北身為政治權力中心，反映數十年來的政權局勢，已經有過許多沉重的記憶書寫，因此這次邀稿名單確實有部分刻意為之，除了想找年輕世代之外，也有刻意找外來者的角度，談他們來到這座城市的經歷。
異鄉來客怎麼談台北？翻開書頁，來自高雄的王聰威寫考上台大後，在校園後方神秘的「巫婆麵」小吃攤、楊佳嫻回憶政大往返公館狂飆的236號公車、陳雨航談初到台北，連師大跟師大附中也分不清的經歷，而以攝影作品貫穿全書的法籍攝影師余白（Hubert Kilian），說起台北記憶則是南陽街，那是他初來台北第一份工作的所在處。
「他們都挑來到台北第一條街，這蠻有趣的。」胡晴舫臆測，如此選擇的原因，多半在於最初邀稿時的主題，是「寫一條影響你最深的台北街道」，於是自然而然地，青春時期的那條街就浮現出來，「因為年輕時感受力最強，那條街上的生活內容，可能影響他後半生的性格跟志趣。」
過去將近百年來，台北城確實收納了一波又一波的遷徙者。有的在1949年隨國民黨政府來台，有的從中南部北上求學或打拼，也有渡海而來加入科技與金融業的白領勞工、蓋大樓的藍領工人，還有來此結婚的新移民……每逢返家的年節時分，台北的街道總會突然空蕩下來，這座城市裡充滿了異鄉人。
台北多雨的天氣，也常成為異鄉人抱怨的焦點之一。（資料照，柯承惠攝）
匯聚了四方來客，這座城市雖然看似光鮮亮麗，但有幾個形容詞總是反覆出現：「東西好難吃」、「物價好貴」、「一直在下雨」、「冬天好冷」、「沒有人情味」，更被網友戲稱為「天龍國」。
「台北被怨嘆，很大原因是有許多外來人口，他們來了之後不適應，都覺得自己在台北市被離散掉了。」胡晴舫臆測，或許這座城市就是因為這樣才不斷遭到唾棄，儘管從台北到台南的距離，和國外都市如紐約到賓洲相較根本近在咫尺，然而，離散的感覺依然存在，或許這是國中之國的宿命。
胡晴舫指出，就像日本人最討厭東京人，英國脫歐時，英國人覺得倫敦應該自己獨立出去，美國人會說紐約不是美國，而法國人甚會說，「沒有巴黎人的巴黎才是最好的巴黎」，首善之都確實容易被討厭，而台北的生活機能之完善，確實滿足了所有人對都市的想像，「也包括城市人的勢利眼，這件事台北人可能做得最足。」
從變動裡生出到兼容並蓄 「城市的偉大就在文化感染力」
處在變動中的城市難做長遠規劃，胡晴舫說，這除了因為執政黨不斷輪替、政策轉換之外，更重要是大半數人都覺得自己是異鄉人，中南部小孩、外地打拼的人，都覺得自己有天要回故鄉，而有錢的家庭，可能也想著要移民美國。
她舉例，像從福和橋延伸而出，接起中永和到台北市政府前的基隆路，「沒一座城市市政府前的路，會這麼老舊、毫無整理。」
貫串台北的基隆路，混亂的交通也常成為抱怨焦點。（資料照，陳明仁攝）
對此她強調，乾淨、整齊與否並非關乎經濟能力，比如日本人會把自己店門口打掃得很乾淨，而斯里蘭卡人週末時，會全家穿著乾淨、打扮過的衣服出來散步，「那跟有沒有錢完全無關，就是對生活細節的重視。」
回到這種重視，她認為關鍵就在於，這裡是不是被當成安身之處，「如果你覺得這是你的家的時候，你就不會砍掉人行道的樹，因為你知道這些樹對你有多重要。」
「後來我接受了。台北比我們想像的偉大，因為它已經被糟蹋得差不多，一個城市偉大原因，就是他可以經得起大家罵。」足跡走遍亞洲大小都市，回頭看台北，胡晴舫如今有了新體悟，她認為即便多年來不斷被怨嘆，但台北依然海納百川，除了接納來讀書、就業的人們，更是中國異議份子、如今香港人的避風港，「華人世界想要流亡時，都會想到台北。」
台北這般的兼容並蓄，和台北的變動或許是一體兩面。胡晴舫回憶，從《美麗島雜誌》、鄭南榕自焚、野百合學運，台北的街頭從來不乏民主聲音，「這座城市從小一直提醒我，你現在相信的事不見得是全部的真理，要隨時準備發現事情並非如此，要看到有另外一群人就住在你隔壁，而你們對國族觀念南轅北轍。」
胡晴舫認為，在華人世界裡，台北常常是流亡的第一選擇。圖為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資料照，盧逸峰攝）
在胡晴舫眼裡，正是這種氛圍塑造了對流亡華人的安全感。她舉例，自己從90年代書末期開始寫作，「我跟外國人自我介紹時，都會說我可能是第一代台灣完全沒心靈創傷的寫作者，寫東西不用顧忌、不用閃躲，不會因為這樣坐牢」，而這正是台北之所以偉大之處。
胡晴舫說，城市的偉大不是硬體厲害，是文化感染力，像過去看著林懷民、侯孝賢等大師身影，台北在她心中的標誌不是政治首都，而是文化重鎮，這正是一座城市的不凡之處，「像紐約的硬體差到不行，但它的文化感染力很強，而巴黎為什麼偉大？因為有畫家、音樂家、作家、詩人，很多思想激盪讓城市變得有趣」，她談起舉世聞名的花神咖啡館，哲學家特、作家西蒙‧波娃曾成雙成對出入，海明威、畢卡索亦曾流連於此。
「大家為什麼會去？因為裡面的大家都那麼美麗，而我一直覺得，台北的風氣讓我們辦得到這件事。」胡晴舫期許，台北的自由讓想像力成為作品，咖啡館桌邊坐的常常是詩人、歌手、演員、導演，城市之所以引人沉浸就在於此，「你喜歡這些人，因為他們很精彩、讓你很傾慕，我也希望年輕世代，可以把台北的文化火力重新創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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