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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中國氣候女孩呼籲團結應對氣候變遷
(德國之聲中文網) 德國之聲：身為一個氣候變遷議題倡議者，妳怎麼看待習近平上個月在聯合國大會上所許下，中國在2060年前將達到碳中和的目標？妳覺得從現實狀況來看，中國有辦法如期達成這個目標嗎？
歐泓奕：首先，我認為他的這個承諾是個好消息，因為這是中國第一個長期目標。之前中國政府的承諾只是到2030年，而且這次的2060年的目標，也是首個零碳排放的目標。有一些氣候行動監察機構的研究表明，光是中國這個行動就可以讓全球平均升溫降低0.2至0.3攝氏度，這個承諾也是過去幾年全球最強而有力的氣候政策之一。
然而，我認為他提出的目標仍不夠充分。就像歐盟最近也宣布在2030年，根據1990年的水平，將二氧化碳排放強度降低60%。雖然這項目標比之前的55%還好，但它仍然是個不充分的承諾。曼切斯特大學安德森教授 (Kevin Anderson) 在Ecologist這個期刊上發表的研究表明，中國在2025年前達到這個高峰，並且要在2050年前實現近零碳排放。
然而，中國現在的承諾是在2030年達到高峰，這與之前在《巴黎協定》當中的承諾是沒有變化的。所以，中國政府的承諾並沒有明顯的進步。它雖然設下了2060年的這個目標，但它在短期或中期內仍沒有一個進步的雄心。
第三點是，我認為2060年達到碳中和的這個承諾，仍是個比較表面的承諾。因為它仍然是在政治考量上，進行氣候承諾的決策。中國進行這個承諾前，是九月份中歐峰會時，歐盟也敦促中國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並在2025年達成高峰。中國丶美國與歐盟是全球三大碳排放主體。
在歐盟提高它對氣候變遷承諾的時刻，中國和歐盟聯手提出這個值得批評的承諾。不過中國這麼做，能給美國增加壓力，所以我覺得這個承諾依然是非常虛假且表面的。中國並未領導了全球的氣候行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去年在聯合國氣候峰會上說，2020年是對抗氣候變遷的關鍵年。他說世界能否在2020年讓對抗氣候變遷的行動達到高峰，就可以決定全球平均升溫能否控制在1.5攝氏度。
因為專家也說，如果中國的行動達到高峰能越接近2020年的話，世界能在2020年達峰的機率也越大。不過中國仍然將達峰的值設定在2030年，所以我認為這個政策仍然比較虛假與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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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有報導傳出妳上個月底在上海舉行一場「星期五為未來」的和平運動之後，與數名中國氣候變遷運動者被當地警察帶走並關了數小時。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整起事件的經過嗎？
歐泓奕：首先，我認為我們在上海的這場行動與過往比起來，算是比較成功的。雖然有我們預想不到的情況發生，但我們仍然獲得一些實戰經驗。在後續媒體報導中，我們也達到一些超過預期的效果。
我與中國的幾位活動家9月25日都來到上海，在上海展覽中心前進行了一個倡議。我們希望向公眾傳達氣候與生態緊急狀況的現狀，以及如果氣候危機維持現在這種速率惡化的話，在本世紀末將會有大概一半的人全部死去。這是曼切斯特大學教授的研究成果，而且中國的行動速度仍未達到中國政府於2015年在《巴黎協定》中許下的承諾。
我們在這個行動中更願意與公眾進行交流，然後到像上海這樣的城市去看看是否也有人意識到這樣的狀況，並願意與我們一起行動。我們自制一些標語，並打印出一些資料，希望透過直接互動的方式與上海當地的人交流。
我們在上海展覽中心倡議時，當地的保安有過來提醒我們。後來雖然我們將示威行動轉移至附近，但保安仍打電話給當地的警方，警方也過來提醒我們。後來在上海南京東路附近，我們在准備倡議時，有保安過來要求我們離開，並把我們帶到附近派出所。我們在派出所內受到訓斥，部分活動家在派出所待了兩個小時，其他則是待了約5個小時。
在裡面，我們有被訓斥，但並未被正式審訊。我在派出所待了兩個小時後便離開，離開後我們沒有繼續進行示威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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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妳認為過去一年以來，在全球氣候變遷示威行動受到公眾大規模響應的情況下，妳覺得中國公眾對於氣候變遷相關議題的意識有越來越高嗎？
歐泓奕：我覺得中國國內的情況沒有明顯變化，但仍有一些跡象可以看出中國人對我們的行動與氣候變遷議題的關注在提高。但對於「星期五為未來」的運動發展來說，它直接的影響比較潛在。
我看到的跡象是在視頻平台上，關於我們運動丶通貝裡 (Greta Thunberg) 的行動還有氣候危機的視頻數量比2016至2019年間翻了數倍。通貝裡的行動跟我們的運動在中國也引發了很大的關注。雖然公眾大多是不理解這些行動，甚至批評我們的行動，但這仍然創造了很大的空間讓人們去討論氣候危機這個議題。
此外，有些不是關注科普議題的博主也會藉由通貝裡去講氣候危機的議題。由此可見，我們這個行動在中國還是產生了一些積極的影響的。
德國之聲：在中國國內對於民間組織的行動打壓的力道開始加大的同時，妳透過過去一年多組織氣候變遷相關行動的經驗，有覺得中國仍然存在組織氣候變遷相關行動的空間嗎？
歐泓奕：我認為肯定還是有空間去組織相關的行動的，不然我也沒有機會與媒體進行交流。我組織氣候變遷相關行動至今約一年多，我覺得中國除了一線城市以外的地方仍有蠻大的空間去組織相關的行動。
像我在桂林的話，因為警衛的警戒狀況都不是非常嚴厲，所以我在街上進行氣候行動幾乎不會有很大的問題，頂多保安會稍微提醒一下，我離開後也不會遇到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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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當妳在中國試圖組織氣候變遷相關行動時，主要會面對到的困難是什麼？
歐泓奕：我覺得最大的困難是運動組織者的策略及技巧。我最近在學習中國過去20至30年非暴力運動的歷史跟一些經驗，我發現很多社會運動的發起人或組織者對歷史上的非暴力運動及非暴力運動理論的了解不深入，導致非暴力運動的網絡不是很強韌。
這些運動也不夠去中心化，而網絡內的培訓也非常少。這樣的網絡會變得很鬆散，面對越來越強而有力的打壓，這些網絡變非常容易被摧毀，這些一點一點積累起來的連結也會被打斷。所以我覺得第一點便是組織者的質量，還有他們如何考慮行動的策略。
第二點，整個中國社會接收到中央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思想越來越強化。我認為這對組織氣候變遷運動也產生一些阻力。我有一些同學非常關心環境，但是他們覺得像我這樣透過非暴力運動來進行倡議的方法是比較違背他們價值觀的行為。我認為他們會有這樣的價值觀，是因為中國在進行越來越強而有力的愛國主義教育。他們沒有正確認識到，違抗不公正的法律本身就是建立一個公平社會必要的過程。
還有一點就是，公眾對於氣候危機的認知仍非常不夠。這也是因為現在在廣播丶電視丶報紙及學校等不同信息渠道中，我們難以看到關於氣候跟生態緊急狀況的訊息。如果我們一直在這樣蒙蔽雙眼的狀況中，我們就無法對氣候跟生態緊急狀況產生最基本的了解。沒有了解的話，我們也不會去關心相關議題。不會關心的話，我們也更不會去做相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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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之聲：那對於妳及其他在中國試圖透過行動喚醒公眾對氣候變遷議題意識的行動者來說，妳認為你們接下來最重要的任務會是什麼？
歐泓奕：我們將准備在中國進行幾十個巡回的演講及培訓，讓人們能了解生態及氣候緊急狀況，並了解為何非暴力氣候運動是唯一一種能收拾殘局的方法。根據哈佛大學的研究，當一個非暴力運動的參與人數達到總人口的3.5%，這個運動就不會失敗。
所以我們在吸收一些過去中國歷史上非暴力運動的經驗，然後結合現在的狀況，我們從過去的這些歷史經驗跟案例中，獲得一些靈感與策略，並適應於當下的狀況，看我們能一起做些什麼。我原本打算在今年12月31日前完成60個演講，不過後來我們的計劃有些調整，所以我現在還在規劃。
德國之聲：對於中國以及全球其他主要碳排放國的領袖，妳有什麼話想對他們說嗎？
歐泓奕：我覺得各國領袖必須傾聽科學，並在人類有史以來的生存危機面前，拋開所有的分歧，團結起來。人們已經開始覺醒，我們並不祈求他們去可憐弱勢群體，因為我們深深知道歷史上的每個改變，都來自於人民，而非這些統治階級他們的同情。
我們這些人民已開始覺醒，而我們的力量會改變這個生態跟氣候緊急狀態的現狀。對於中國國內的其他年輕人，我向對他們說，在這個歷史的關鍵點，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應該肩負起時代的重任，即使我們的長輩已留給我們一個糟蹋的未來，但我們仍然應該抓住最後一絲的救命稻草，也就是現在2020年。我們應該從當下去行動，把這個當作一種首要的任務去做。
2020年對於對抗氣候變遷來說是很關鍵的一年，我們能透過很多方式加入這個全世界青少年的運動中。每個行動都是給周邊的人帶來積極的影響，他們也是改變周圍人的種子。這也會是在黑暗中散發出一束束小小的光芒。當所有想改變的心都團結起來的話，我們就能創造這樣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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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illiam Y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