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台灣人赴陸要擔心的不是民意反撲

德國之聲:前天傳出台灣藝人歐陽娜娜與張韶涵將在中國國慶日的晚宴上與其他藝人合唱「我的祖國」後,台灣文化部與陸委會再次出面警示台灣藝人在中國的國慶日晚宴上唱這種歌,可能違反兩岸第33之一條。這其實不是台灣政府第一次做出類似的警告,但是從您對兩岸條例的了解,台灣藝人在中國這樣的場合唱「我的祖國」有構成違反兩岸條例嗎?

吳瑟智:過去《兩岸關系條例》的適用上,是采取從寬的方式,所以有時法令的執行上,台灣政府對於兩岸交流,基本上是采取一種只要人民不逾越敏感議題,台灣政府不會采取制裁動作。

但由於兩岸關系過去幾年變化很大,某種程度上,中國對台灣的政治性干擾或滲透的行為,讓原本台灣政府對法令的解釋或適用趨於嚴格。換句話說,台灣政府在適用法律時不會再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中國國慶畢竟是中國重要的國家慶典活動,在2019年1月2日習近平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後,台灣政府解讀這種活動變得更加敏感。過去中國國家級的活動或統戰型的活動其實很多,但這幾年兩岸關系越來越緊張,且台灣對於中國的滲透方式有很大的顧慮,所以台灣政府對於台灣人參與中國政治性活動會比較嚴格去檢視。

《兩岸關系條例》某種程度上采取模糊的方式去定義一些規範,因為兩岸的特殊關系下,這個法律必須保持一定程度的模糊。因為這個模糊性,讓台灣人都覺得在兩岸交流的過程中,台灣是個民主社會,政府怎麼可以阻止人民參與活動。但由於兩岸關系的特殊性,加上兩岸關系產生巨大變化,所以某種程度上,這些交流還是國安的議題,而非純粹表演自由或基礎自由的概念。

德國之聲:過去幾年,我們看到台灣政府在台灣人參與中國政府所主辦的部份活動上發言或露臉時,陸委會都會出面引用兩岸條例示警,提醒這些人恐觸法。然而,兩岸條例所管轄的範圍,有時會與民主國家定義中的言論自由重疊,當這兩者之間有所抵觸時,您認為政府在執行《兩岸關系條例》時,會不會侵犯到民主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呢?

吳瑟智:法律屬於原則性的制定,所以當政府在施行法律時,會有相關的細則規範。具體的行為會隨著時間的改變或兩岸關系的變化,開始參入一些新的因素。這個時候,台灣政府必須有足夠的行政裁量解釋,也就是清楚解釋他們如何認定哪些行為違法,並說明認定行為違法的一些因素。

像中國的國慶日其實存在一個主權意涵,所以當台灣以「中華民國台灣」形式存在時,這些活動某種程度上,會有侵犯台灣主權的概念存在。當台灣人出席或參與這樣的活動時,這些行為的政治意涵會高於實際上我們所討論的民主自由面向。

中國的行為背後有太多政治算計,所以台灣藝人或團體進行兩岸交流時,如果涉及中國進行統戰的做法,便會對台灣的主權會有影響。台灣制定反滲透法是要保護台灣目前現有的體制。台灣的陸委會也說,如果兩岸交流是很正常的民間往來,或是很正常的經濟投資,這些活動就不涉及台灣的主權,而台灣的政府反而會鼓勵這些交流。

但如果他們的交流涉及政治意涵,台灣的陸委會提醒台灣人或台灣企業。但是現在的時空背景下,台灣政府必須更具體的解釋《兩岸關系條例》中的模糊空間。我建議台灣政府在評斷類似的行為時,他們必須明確向人民做解釋。他們必須讓民眾清楚知道在法律上,他們會面臨什麼樣的問題,並清楚列出這樣的兩岸交流之下的政治風險為何。 清楚說明政治上的風險某種程度上,也是在保護台灣民眾。

德國之聲:面對中國嘗試透過不同方式對台灣進行滲透,台灣自去年也開始積極訂立反滲透法,並在執行國安相關的法規上也似乎更加仔細。然而,有些批評者會認為目前蔡英文政府與民進黨的這些舉動,在某些層面的定義,可能會影響到兩岸的交流。您認為近期這些為防止中國滲透或影響而訂立的法規,可能會如何影響到兩岸交流?

吳瑟智:我認為非政治性的兩岸交流並不會受到反滲透法的影響,因為反滲透法對這些行為不會有法律上追究的問題。但如果兩岸交流涉及到政治往來,反滲透法確實會對這樣的交流產生影響。像過去的國共交流,便會因為反滲透法,變得不如以往這麼活絡。

我們同時必須觀察中國過去幾年在制定其國安相關法令時, 對台灣還是采取比較嚴謹的方式。相對中國的作法,我認為台灣制定反滲透法也是讓台灣人民在進行兩岸交流時,對政治有進一步認識,因為他們能預知政治上的風險。

台灣在2008到2016年間的兩岸情勢與現在是不同的,所以當兩岸往來時,在政治上出現台灣被佔便宜的情況時,也會彈性的去解讀。但是反滲透法通過後,兩岸的情勢也在轉變,所以連國民黨也意識到中國在運作兩岸交流時,政治操作的情形很嚴重。這個問題一直都存在,但是因為兩岸情勢的改變,還有法令上的規範,使得台灣的政黨或人民在面對特定交流議題或交流形式時,采取保守的態度。

德國之聲:過去幾年,我們也看到中國開始要求在中國發展的台灣藝人或廠商在正式合作前,簽署一些政治性的文件,這常會讓台灣人或是公司騎虎難下,因為他們同時要避免觸犯台灣法律,又得確保自身利益不被犧牲。對於頻繁與中國交流的台灣人或企業,您會如何建議他們在政府的法令與自身的利益之間取得一個平衡?

吳瑟智:我始終相信市場有其運作邏輯,會有一個供需原則。某種程度上,如果只是純粹的兩岸投資,從市場供需的角度來看,基本上受到政治的干擾是有限的。

但如果一個台灣人或一間台灣公司在進行兩岸交流時,需要透過政治運作在當地生存的話,我認為他們必須多考量那樣的機會是否是好的。畢竟當這些人或這些公司做一個政治承諾時,台灣會有一個民意上的反撲,這會對他們造成一種壓力。但反過來說,假設他們未來有其他政治言論,該言論與當時跟中國簽署的政治宣言相左時,反撲過來的不是台灣的民意,而是中國的政治檢視。

我認為台灣人民或公司在進行兩岸間的經貿往來時,如果是站在一個正常的基礎上推動往來,而非去中國爭取政府補貼,那中國的統戰意圖就會很明顯,而這樣的兩岸交流也會陷入一些政治風險。

在台灣的民主自由當中,台灣企業可以不在意台灣民意的批評,到中國進行投資。但當台灣政府要處罰他們的行為時,他們做的裁罰其實往往沒有嚇阻效用。假設這樣的話,他們其實不用在意台灣民意,而是該擔心當他們做出政治承諾後,他們往後都得承擔從這個政治承諾衍伸出來的壓力,這也是更危險的地方。

吳瑟智是台灣政治大學的法學博士,目前也是台灣兩岸政策協會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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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illiam 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