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上任的深層解讀:既是混亂的推手,更是混亂的產物
⊙施芳瓏
2025年1月20日,川普正式就任美國總統。他的政治風格及所引發的混亂,被稱為「川普現象」,成為近年全球最具爭議的政治課題之一。在對上位的川普進行助選的羣眾中,不僅有美國內部的公民,還包括了不具有投票權的台灣和日本人民。這些台人和日人都瘋了嗎?沒有吧。因爲「川普現象」不僅會改變美國的內政與外交,更對世界秩序,特別是亞太戰略,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並引發一連串對傳統認知的「民主」、「民粹」、「左右路線」、與「全球化發展」的質疑,甚至是顛覆。
回顧2024年11月5日的開票之夜,一則幽默的梗圖流傳於網路:「川普落選,美國大亂!川普勝選,世界大亂!」這短短一句話,妙在以輕鬆的語氣揭示了川普時代的核心弔詭:不論敗選或勝選,反正都是會亂要亂的啦!這並非純粹的嘲諷,而是對川普與其所處時代的精準詮釋。
事實上,這句話道出了一體兩面的真相:與其只說川普是讓美國和世界陷入混亂的主因,不如說川普的崛起本身就是當代美國與世界動盪所造就的結果。簡言之,川普既是混亂的推手,更是混亂的產物。這使得我們在討論川普現象時,必須超越對其個人特質的簡化批判,轉而探討其背後的時代結構性問題。
左派已不左,右派卻更左?
這次左派民主黨失敗的主因,正是主打對川普個人的特質,作簡化(如:右翼的法西斯)與極化(如:希特勒再現)的批判,卻對川普現象背後凸顯的美國內部社會矛盾與政治裂痕,無力回應,甚至是優越到無感。長期以來,美國「左派」中產階級停留在身分(性別和種族)認同政治,熱衷於多邊主義與全球化,享受低廉made in China的民生用品。但在此過程中,卻忽略了那些因全球化而受損,特別因中國的世界工廠,而失去工作的勞工階級之需求。這些左派政治菁英所提倡的價值觀,雖然在理論上包容而進步,實際上卻與基層選民的生活痛點脫節,被喻為「左膠」的意識形態。
反諷地,大右派的川普卻是敏銳地捕捉到,並利用了這個時代的焦慮、分裂與不確定性。他霸氣地以「反全球化」與「美國優先」為口號,將那些原本屬於民主黨的勞工選民吸納至自己陣營。更諷刺的是,左派民主黨將川普貼上「希特勒」的標籤,川普們的集會劃上「納粹大會」的標誌,但正是這種仇恨的攻擊,進一步激化了川普在其支持者中的英雄形象。川普於是回以尖銳的語言和直白的民粹訴求,為那些感到被忽視、被邊緣化的勞苦大眾提供了一個發聲的渠道。川普的成功在於對這些矛盾的熟練操縱,並有效地轉化為自己的政治資本。至於是否真能幫美國重建製造業,只有再觀察川普的執行能力。
破壞民主的是否更是民主的捍衛者?
這次川普的選舉,不僅是美國人民的選舉,也是全球公民的選舉,特別是有台灣人和日本人也加入助選。這種跨國助選的現象,説明了川普的政治影響已超越美國國界,左右全球的局勢發展。冷戰結束後,美國主導的單極化世界似乎穩固,但隨著1970年代季辛吉的「聯中抗俄」策略,造就了2000年代中國的崛起;如今2020年代,中國已成為全球性的強權,挑戰美國作為全球領導者的地位。昔日以美國為主的單極化國際秩序,正因多極化趨勢和新興國家的崛起,出現多重變數和不安定性。
當前國際面臨嚴峻的課題:如何維繫民主體制的續存,同時避免與威權陣營(中國、俄國、北韓、伊朗等)爆發直接戰爭,並進一步確保民主陣營的勝利,甚至讓民主價值向威權國家擴展。「先聯合次要敵人,擊敗主要敵人」是多數國際戰略的共識,但問題在於:誰是主要敵人?歐洲民主陣營儼然認定俄國為最大威脅,因為其地域壓力近在比鄰;然而,自川普第一任起,美國的外交政策似乎將焦點轉向中國,因為中國的地緣挑戰直逼太平洋島鏈,對美國如芒刺在背。這種分裂的認知,使得民主陣營在捍衛民主的策略上出現分歧,內部相互牽制的同時,反而讓威權陣營有機可乘,逐步滲透並挑戰民主國家的團結。
川普的就任典禮,就沒有邀請民主三強英、法、德國領袖,卻點名邀請極權中國領袖習近平。他的舉動經常引發爭議:川普曾對美國國內選舉結果的不承認、現對歐洲老牌民主國家的不友善、對多邊主義的蔑視、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奪取格陵蘭和巴拿馬運河的不排除動武等,均被視為「破壞民主」的言論與行爲。然而,從另一角度來解讀,川普忽視英法德國領袖,是對他們的「親中」感到不屑嗎?他表面邀請習近平,是實際上要試探甚至下馬威,欲向中國展示其「美國優先」?這位「破壞民主」的美國總統川普,是否才是有謀略的民主堅實之捍衛者呢?這是某些台人和日人所下的賭注 ,賭贏或賭輸,有待驗證。
川普上任的啟示
川普的支持者,不管國內外,並非全然基於對其個人特質的認同。對於國內的美國人,更是出於經濟改革的關鍵考量;對於國外的台人和日人,更是出於對民主鞏固與亞太安全的深層考量。他們的賭注都在於:川普是否能藉由「破壞舊秩序」來構建一個更符合亞太地區和民主陣營利益的新格局。
川普的就職,不僅是一場關於個人魅力與政治技巧的勝利終結,更是白熱化地揭示全球化時代結構性矛盾的開始。他既不是混亂的單一製造者,也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答案,而是一面鏡子,映射出當代美國與世界所面臨的深層問題。若要真正走出混亂,解決結構性矛盾才是關鍵,而這需要的不僅僅是一位強勢的領袖,更必要的是一場又一場思想與政策的辯論與變革。
作者為倫敦大學宗教人類學博士,擔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臺灣研究員;任臺灣研究室聯席主任(2009–2024);曾任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2003–2016);創辦並主持《臺灣比較觀點》學術講座(2006–),擔任美國中國研究協會董事會董事 2016–)。著作包括《宜蘭縣民間信仰》(2003合著), Re-Writing Culture in Taiwan(2009年合編), Taiwan and Ireland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2012合編)及Taiwan and Hong Kong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2014合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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